38.面对强敌，唯有奋起

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蒋介石越发不安与焦躁起来。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不断批评“不抵抗政策”，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有了他与日本勾结、出卖国家的舆论。蒋介石清楚，如果这种社会舆论再激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一个求生机会；但若放弃“剿共”，用全副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发展起来，这会直接威胁国民党的政权与统治，而日本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政权。

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针，自 1933 年下半年起，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调集 100 万军队向各地红军实施攻击，其中 50 万军队于 9 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为统一国民党内上下的认识，11 月，蒋介石在南昌国民党党部连续发表“抗日必先剿匪”“在匪未清前绝不能言抗日”“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等言论。

1934 年 4 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 18 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广昌失守。10 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多人，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巨大代价。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由 8.6 万人锐减到 3万余人。

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对自我的革命路线及领导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1935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1935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盛赞“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1936 年，东北抗联反日斗争得到蓬勃发展。元旦这一天，毛泽东喜悦满怀，亲笔起草致朱德电报，其中有“日本对华北急进，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之语。

实际上，浴血抗战于东北的义勇军、抗日联军，早在毛泽东心中有重要位置。1933 年末，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长冈乡调查时，亲笔记录了长冈乡群众为东北义勇军募捐的账目：

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数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

1 串铜片为 1000 个，可兑换 1 个银圆（大洋），2900 人共捐献 40多串铜片左右，这在受国民党军事与经济双重围剿、连食盐都只能靠老墙土泡水熬制味道苦涩的硝盐来自给的当时，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1934 年 1 月 22 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毛泽东在致开幕词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静默 3 分钟，向牺牲的先烈表达哀悼与敬仰，其中就有许多在东北领导反日游击战争、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先烈。这段动情的文字中，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抗战一线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后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在中央苏区设立了登贤县。

也是在“二苏大”开幕这一天，毛泽东以大会名义，专门给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义勇军发出慰问电。电报开头，毛泽东使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义勇军，亲爱的同志们”的亲切称呼，“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大会代表苏区与白区数千万革命民众和红军，欢迎人民革命军派到大会的代表……”

不仅如此，大会期间，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东北代表，听取了东北抗日斗争情况汇报。2 月 1 日，大会产生了第二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杨靖宇（化名张贯一）当选为委员。东北抗日武装主要负责人杨靖宇的当选，说明了东北抗战及武装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

瓦窑堡会议期间，在毛泽东主持下，与会人员研究了主力红军与东北抗联互相配合这一重要议题。1936 年 2 月至 5 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发起东征，渡过黄河挺进山西，直指热河、察哈尔、绥远。6 月 15 日，“松山”（吴平）致函周保中等，通报红军东征情况：

抗日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已到达陕甘，并于最近东渡黄河而至山西省腹地；北出长城而向内蒙绥远进展，这么一来，红军日益接近到与日寇及“满洲国”军队直接冲突的时期了……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有很大的好的政治影响，给游击运动一种推动。

此前，东北抗战的各部队已从敌伪报刊上了解了一些红军东征的消息。杨靖宇认识到，东北抗日武装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关内抗战的前哨与先锋。在得知主力红军东征后，1936 年 6 月底和 11月，杨靖宇连续两次组织部队西征热河，虽因寡不敌众而未达目的，但有评论认为，西征是东北抗日武装，同正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勇敢尝试。

为表达对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殷切向往，杨靖宇特作《西征胜利歌》为西征部队壮行，其中有句：

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

西征大军夹攻日匪赶快来会面。

而国民党政府方面，在《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自认为占据了东四省的日本人应该满足了。为缓和同日本的关系，他集中全力实施对苏区及红军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发表了由陈布雷笔录的、令人费解的一篇长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

该文检讨了处理中日两国关系七方面错误后，又强调两国关系之重要：

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

此篇长文与其说是给国人看的，不如说是给日本人看的。作为一国首脑，四省国土沦为殖民地，蒋介石仍然没有将日本人的侵略逻辑搞清楚。无论中国人送出多少媚眼笑脸，日本人都不会将铁蹄止步于长城。

日本人倒是从这篇长文中看出了蒋介石“善意的真诚”。1935 年 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演说中提出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外交原则，立即被蒋介石看成是“善意的真诚”反应。于是，国民党政府大员去东京会见日本军政要人，同时向全国发出通令，严禁排日运动，各媒体不许刊载排日消息，并颁布《取消抵制日货令》。

日本内阁很是满意，主动提出把驻华公使升格为驻华大使。接着，中日同时宣布双方使节同时升格的决定。

1935 年春季，中日似乎真的“亲善”起来，但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被忽略了：就在中日双方政府大员频繁往来、盲目为中日“亲善”而欣慰的时候，左右日本政局的军部，尤其是右翼少壮派军人，正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对华北的入侵计划。

后来还原的真实历史是，对华北的侵占，日本军部开始并没有全盘的战略规划与计划。入侵华北实际上类同第二个九一八事变，是由一线将校“领跑”、军部“跟进”、统帅部事后“确认”的战争行为。始作俑者便是日军华北驻屯军中将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他是巴登巴登集团 11个核心骨干成员之一。

日军极强的辈分意识，使华北驻屯军以老资格驻华军队自居，而傲视其他日军部队，其侵入中国的时间可追溯至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次年（1901 年）。根据《辛丑条约》，日军常备军团在中国北京、天津等地驻守，人数为 1117 人。而日本关东军正式成立则是在 18 年后的 1919 年，虽然根据 1905 年的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关东军前身已有部队进入中国，但只是南满铁路段的护路兵，每公里仅有 15 人。

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抢了个头彩，获得了“皇军之花”的美誉，对华北驻屯军是一个莫大刺激。这或许是梅津美治郎以本庄繁为“蓝本”，在华北制造第二个类似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动力。梅津美治郎因“华北事变”而获得了晋升陆军大将、及至陆军参谋总长的重要起步台阶，当然最终也换来了甲级战犯的结局。

所谓“华北事变”“华北自治”，是在“反共”与“自治”名义下，在华北五省建立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建立五省联合自治政权的目的，是为了使国民党政权统辖之下的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成为日本人控制下的所谓自治地区，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骄横的日军为何不像对东北那样，对华北进行直接兵戈占领？野心与兵力是一对矛盾：日军华北驻屯军两次增兵后，总数为 8400 人，而华北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为 10 万余人。于是，关东军系统的阴谋老手土肥原贤二被“借给”了华北驻屯军。

土肥原策划指挥日军制造了各种“事件”。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派人刺杀了汉奸《国权报》《振报》两报社长，声称为反日的“河北事件”，然后将坦克、装甲车开到河北省、天津市政府门前示威，10 余架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继而，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北平分会的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国民党党部，撤走驻河北的中国部队，并将中国驻天津地区的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免职，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

经蒋介石认可，1935 年 7 月 6 日，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

何应钦的复函及梅津的《备忘录》，便是所谓的《何梅协定》。

蒋汪对日军逆来顺受，使国民党政府在河北的行政权力几乎丧失殆尽。但日军的胃口岂是河北一省可填满的？在谋取河北的同时，日军便染指察哈尔省。6 月 27 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达成《秦土协定》，中国驻军从沽源、宝昌、康保、商都一带撤退，国民党党部撤出察省。

实际上，日军对华北五省的谋取策略十分周密。第一步，要求国民党和中央军撤离原驻地，造成华北真空——通过“秦土”“何梅”两个协定已达到了目的；第二步，捧出傀儡政权，实现日军操控的“自治”；第三步，胁迫南京国民党政府承认日本在华北的“指导地位”，将冀、晋、绥、察、鲁五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在土肥原的策划下，10 月，日本收买汉奸举行暴动，占据香河城，鼓吹“防共自治运动”。11 月下旬，河北冀东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宣称冀东二十五县脱离中国政府管辖，实行“自治”。

殷汝耕，抗战史上给民族造成重大损失的“重要”汉奸，曾就学于早稻田大学等学校，长期留日，其心早已倾日，加之娶了日本女子为妻，更与日本军政界联络密切。

殷汝耕公开“自治”，国民党政府愤怒又难堪。行政院决议，对其进行拿办。但蒋介石认为，一旦惩罚这个日本人庇护下的汉奸，就一定会同日本人发生直接冲突，中国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

这年年底，为防止“自治”事件被不断复制，南京国民党政府解散了北平军分会，成立了一个主权名义上属于中国、性质实为半地方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曾经在长城抗战中以大刀与日寇血拼的二十九军军长、手握 10 万重兵的华北最高军政长官、地方实力派军阀宋哲元。二十九军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历史上几次与蒋介石兵戎相见，好不容易获得了平津地盘，实在不想再被挤回贫瘠的西北去。因而，宋哲元面对两个敌人，除了日本人，还有中央军。

宋哲元的策略是，像蒋介石一样委曲求全，让日军找不到开打的借口。因为打起来伤损的肯定是自己的西北军，待自己与日本拼个两败俱伤，早就觊觎平津地盘的中央军就有了重返此地的机会，那时自己连立身之地都没有了。“他们不是怕死和惧日”，抗日名将张自忠的话，代表了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心态：打起来“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

军阀割据下的中国，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中央派与地方军阀间的猜忌与倾轧，始终是近代中国诸多问题上的一个死结。

死结造就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怪胎。它既是国民党政府、中国最大军阀蒋介石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个手腕，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

再进一步分析，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蒋与宋矛盾折冲之际，却便宜了日本人，使他们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二步计划。

宋哲元艰难地“玩”着平衡，在民族公利与军阀私利之间努力挣扎。他先是发表“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的公开谈话，继而又与日本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实际上，已经朝降日方向迈出了危险的一步。

万幸有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民意。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北平学生冲出了校门，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暴发。

毛泽东说：“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

换言之，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及其激发的社会舆论，将犹豫动摇于抗日与妥协之间的宋哲元等一批人，拉回到人民一边。

1935 年 12 月下旬，上海 14 个社会团体电警宋哲元：“流芳遗臭，公能自择。”1936 年 1 月初，宋哲元复电上海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好险！

战争既是物质（交战双方物力与军力）的对决，更是精神（双方意志与智慧）的抗衡。为什么中央与地方的军阀们都不积极抗日？是力量（兵力、装备、物质）不足吗？小孩子都会算账，10 万中国华北驻军对8400 人的日本华北驻屯军，那是多大的优势啊！

可悲的是，中国的军阀们一旦将集团私利置于民族公利之上，部队就会被抽去了精气神、灵魂与血性。

中国老祖宗的《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中国军政界对日本政局了解甚少，但图谋中国多年的日本军政界，却对中国国情政情了如指掌。1936 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内部发表的一个秘密报告，值得所有中国人一读。

松室孝良认为“不抵抗主义”加“恐日症”，才使得日军以寡胜众。夺取东四省，实为“不战而胜”，日军在精神意志上压倒了中国军队。“恐日症”导致中国官吏：

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大都采自保主义维护自身之存在……此等各个独立的小势力，其所关切者只此小集团之目前利益，当然难抗帝国之攻击。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而获……

……

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及对中国军之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获胜利。及后华军昧于知己知彼之认识，受帝国皇军威胁，竟疑神疑鬼，转成普遍的恐日病，帝国相煎愈烈，中国之惶惑亦愈甚，则一般当局的恐日愈日趋加重。

不得不承认，这个特务机关长，对中国国民党军政内部有着透彻腠里的了解。摸准了国民党政府及军阀们脉搏的日本人，有着此前的关东军2 万对东北军之 20 万，驻屯军 8400 对华北军之 10 万的狂妄，包括虚张声势的皇军“自由行动”，便都可以解释清楚了。

此前曾叙述九一八事变乃日军一线少数佐官“领跑”、内阁反对、军部暧昧、最终事变成功、天皇追认的过程，实际上，华北事变仍然是这个老套路。即使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两日后，日本近卫内阁紧急会议的决定仍然是“暂时延缓向华北增派部队……就地解决事件的不扩大”原则。

天皇裕仁，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军部扩大派的方针。因此他认为，“与中国方面除了妥协和拖延别无选择”； 但是，中国军队令人意外的、无底线的妥协退让，使日本军部推翻了内阁的“不扩大”原则，继而改变了天皇裕仁的意见。

反过来，中国对日本又了解多少呢？

应当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争地盘陷入混战的中国军阀们，自蒋介石始，对日本军政界知之甚少，而且不少又患有恐日之软骨病。假设在日本人虚张声势挑衅之初，中国军队便举国予以痛击，怎么会有日本人 14 年铁蹄之奴役？可惜的是，历史不容许假设。

这正是我们现今极力推崇那些面对暴日奋起抗争、浴血拼搏的抗联英雄们，以及他们身上饱含的民族气节与骨气的主要原因。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此看得十分透彻。九一八事变后 30 多年的 1965 年，在谈到国家安全防御时，毛泽东说的一段话是：

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打到了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该顶的地方要顶，……顶是争取时间，……然后消灭它。

顶，面对强敌的抵抗，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骨气、血性与精气神，需要抗联勇士们的民族大义与气节。这就是侵略者最为恐惧的精神力量。

还是这个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谈到国民党军阀们时，一派蔑视与不屑，谈到共产党及其军队却充满了忧虑：

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备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上反极度旺盛……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

故而，松室孝良假设道：

倘彼时的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切实之把握……

所以，这个老牌的特务机关长强烈主张，趁着中国人“恐日症”正在流行，日本军队要赶紧行动。

但是，清醒的共产党人绝不允许日本人的这个企图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