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奉谕，仍不抵抗”

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的 1927 年 8 月 1 日，共产党人在南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压迫的第一枪。起义策划者中有周恩来，军事指挥者中有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

这年 9 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起义前，在去往铜鼓起义军驻地途中，毛泽东被国民党地方民团抓住。民团队长坚持要把毛泽东带到团部执行枪决。在距团部 200 米时，毛泽东抓住机会逃跑到一个水塘边的草丛中，躲过了团丁反复搜查。这是毛泽东此生唯一一次同死神擦肩而过。

有人说，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一次绝处逢生。

秋收起义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连续攻击，9 月 29 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只剩不足千人。本着自愿革命的原则，200 多人选择离队。毛泽东带着 700 余人上了井冈山，在那儿建起了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1928 年 4 月下旬，朱德带着为数不多的人马，在宁冈县的砻市与毛泽东相见了：这就是后来中国革命史中所说的“井冈山会师”。6 月，会师的队伍正式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红军由此诞生。

对于阶级对抗有着高度政治敏锐的蒋介石，在中原大战激烈进行的当口，于前线急电何应钦统办剿杀红军事宜。1930 年 8 月 29 日，何应钦奉命召集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计划 3 至 6 个月彻底消灭共产党人及工农红军。

至少从常识上讲，国民党军队与工农红军之间无法构成军事对峙局面，因为双方力量悬殊。国民党中央军连同各地坚决反共的军阀，总兵力达 200 余万人，而分散在各地的工农红军及农民自卫队等武装，人数不及国民党军队的十分之一，且相当部分装备为大刀、梭镖。但蒋介石在这一年双十节《告父老文》中，仍将“肃清匪共”列为“五项政治措施”之首位，“务使歼灭根株”。

1930 年 11 月，国民党军开始第一次“围剿”，由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出动 7 个师又 1 个旅，兵力达 10 万人。

始于 1931 年 4 月中旬的第二次“围剿”，蒋命令何应钦代任行进剿总司令，兵力增至 18 个师又 3 个旅，达 20 万人。

第三次“围剿”自 1931 年 7 月开始，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总司令，调集 23 个师又 3 个旅，总兵力达 30 万人。两个月后，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三次“围剿”，国民党军队均遭失败，多路部队被歼灭或击溃。红军在反“围剿”中不断发展，到 1932 年 5 月，中央红军及江西、闽西的红军达 6 万余人，根据地发展到 10 多个。1931 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

在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与对红军“大规模‘围剿’”的 1930 至1931 年，日本关东军参谋历时两年的“满洲大旅行”收官，先后完成了《满蒙问题处理案》与《对占领区统治的研究》一整套方案。前者是占领“满洲”的具体计划，后者是占领“满洲”后的统治方案。方案将日本对“满洲”的占领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预计半年至 1 年，为作战期，将部分地区置于军政控制之下；第二时期，预计 1 年至 2 年，为占领整个东北，东北三省收入（估算为 1.2 亿元至 1.3 亿元）的 40%—50%被列为日本关东军开支，不足部分由日本军费填补；第三时期，预计东北三省收入将达 2 亿元，将其中 1.6 亿元至 1.7 亿元作为日本在“满洲”的统治经费，从而实现长期占领。

计划方案报经日本军部同意，很快形成了参谋本部《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唯有一条，军部没有同意日本关东军少壮派计划的行动时间。要求：“在今后一年内，日本须采取隐忍持重的策略，让国内外彻底了解满蒙的实际情况和日本的立场，充分做好准备，然后再转入军事行动。

对“一年以后行动”的意见，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不加理睬，决定自行颠覆张学良政权，于 1931 年春，完成了柳条沟（湖）概略计划的制定。

日本军阀诸事都要找借口：抢夺别人财富时，必先表明财富本应为他所有。别人若不同意，便是侵犯到他的权益，如此就有理由对别人予以惩罚。

1931 年 5 月与 7 月间，日本关东军先后制造和利用“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挑动事端。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吾人应早为之计。”

正忙于剿杀红军的蒋介石复电，不仅对张学良要求早做准备的意见不予理睬，反而替日军开脱：“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抵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其时，张学良年方 30 岁，血气方刚，重新进驻中国之中心平、津地区，完成了老父张作霖生前夙愿。据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回忆，对日军的不断挑衅，张学良曾主张予以武力对抗：“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8 月 16 日，蒋介石又给张学良发来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其时，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组织下，已私下做好了所有准备：精通爆破的河本末守中尉，被从独立守备队调到爆破地域柳条湖分遣队；经“三羽乌”首领、军务课长永田铁山协调，两门口径 240 毫米重型榴弹炮被秘密从神户运到沈阳，对准了北大营。奉天特务机关少佐花谷正已私下串联军部与朝鲜驻屯军骨干少壮派军官，所有人都做了计划分工。多年后，花谷正交代说：“我们原来预定于九月二十八日炸毁铁路的，以爆炸声音为信号，装设在奉天营房（步兵第三十九联队）内的二十八公分要塞炮，将炮轰北大营的中国军营房。与此同时，驻奉天部队将进行夜袭，以占领奉天。”

实际上，当时知道这个阴谋计划的人不多，了解的程度也有多有少：桥本欣五郎、根本博（参谋本部支那课班长）、建川美次（作战部次长）、重滕千秋（参谋本部支那课长）知道大部分计划，永田铁山、小矶国昭（军务局长）、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只知道一部分计划，当时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以及手下的不少参谋幕僚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对于本庄繁司令官，花谷正等人也没有说明细节，而根据他们平常的观察，认为有事时，他必定很可靠。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学良于 9 月 6 日电令奉天省代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现在，对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蒋介石还是不放心。9 月 12 日，他专程从汉口赶来，同从北平赶来的张学良在石家庄秘密会谈。会谈后，张学良对当时担任警卫独立第九旅中将旅长的何柱国转述了蒋介石的话：“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张学良最终放弃了“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的想法，忠实服从且不打折扣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且贯彻到基层部队。

日军频繁以北大营为攻击目标实施演习，驻守北大营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携有关情报材料赴北平禀报请示。张学良答复说，已派人将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王以哲回到沈阳后，制定了“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

后来，东北军军官郑殿起回忆“上级害怕日军进攻时中国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抵抗，所以枪支不发子弹”。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板垣与石原等人的阴谋却遭遇了挫折。

回东京串联与筹款的花谷正借酒兴说出了秘密。9 月 5 日前后，日本关东军要在“满洲”发动事变的消息先在东京流传开来。从国内传来的风声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大为不安。于是，“9 月 15 日，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收到一封来自奉天总领事的绝密电报，告诉他关东军将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犯行动。之后几天的报告使币原全面掌握了关东军的阴谋。”

收到密电后，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币原喜重郎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大部分阁员闻知此事，纷纷表示反对。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前往“满洲”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交给建川美次一封信，让他亲自交给本庄繁。

令南次郎未想到的是，建川美次早就知道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的计划。临行前，他故意将军部阻止的决定透露给“樱会”首领桥本欣五郎，并将自己与板垣征四郎之间的电报密码借给了桥本欣五郎。桥本欣五郎接连给板垣征四郎发出三封密电，其中一封警告他要迅速行动：“密谋泄漏，建川到之前干起来。”

接到桥本欣五郎电报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张学良军事顾问助理）等七八个人密会。对于要不要干的问题，彼此争论得很厉害。抗命军部，忤逆天皇，都是掉脑袋的事情；面对兵力悬殊的东北军，事变成功与否也难以预料。花谷正首先打了退堂鼓，今田新太郎在坚持，于是他们用猜拳决定，花谷正的意见占了上筹。

当晚，“猜拳”的结果令众人不欢而散。第二天，仍未死心的部分核心骨干再次商议，决定把原计划于 9 月 28 日行动的时间提前 10 天，于建川美次赶来之前的 9 月 18 日晚上发动事变。

建川美次的“阻止”之行，反倒加速了事变的爆发。从东京出发的建川不紧不慢地赶路，不坐飞机，坐海船，再乘火车，18 日上午 11时半才慢慢悠悠抵达本溪，到沈阳已是晚 7 时了。到达后，他没有急于找本庄繁下达“阻止”命令，却接受了花谷正的宴请。

因“酒后泄密和主张中断行动，被石原视为‘危险分子’的花谷正”，“陪着穿了浴衣的建川喝酒，暗中刺探他的意向。喜酒的建川，其风采是从容不迫的豪杰。但他的脑筋却非常细密，警觉力又强。他好像懂得我的意思，但却想到今天晚上要采取行动。总之，我觉得他似乎没有意思要来阻止我们的行动”。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 10 时 20 分，日军铁路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工兵河本末守中尉率军曹七八人，带着今田新太郎准备的炸药，将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一侧单轨炸毁一小段，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将此事报告给大队本部与奉天特务机关，并将 3 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抛在现场，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

正在北大营附近待命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 600 余人，听到爆炸声，当即对北大营展开进攻。守候在特务机关的板垣征四郎得到报告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同时下达了攻击北大营与进攻沈阳城的命令。花谷正则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日本国内发出颠倒黑白的报告。

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的精锐第七旅 8000 余人。日军进攻时，部队已经就寝，对于日军进攻毫无准备。旅长王以哲不在营中，3 名团长中有 2 名回家睡觉，致七旅群龙无首。日军冲入营房，见人就杀。面对日军的疯狂攻击，许多官兵砸开仓库大门，夺取部分枪支弹药，并且装弹入膛，准备还击。

此时，传令兵冒着炮火跑来跑去，为的是传达一项不许开枪的命令：“官兵一律不准轻举妄动，更不能还击，原地待命。”

原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向北平张学良请示了意见：“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令不抵抗。”

彼时，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王以哲等又向张学良报告。部队得到的仍是“奉谕，仍不抵抗”。

于是，不抵抗命令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北大营，“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若起事端，谁负责任。”

打又不准打，走又不让走，那些原地待命的士兵，被日军的刺刀活活捅死在床上。

旅参谋长赵镇藩要求荣臻收回成命，荣臻却执意坚持按张学良的指示办，下达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不过总算说了一句“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

19 日凌晨 3 时许，赵镇藩下令突围，全旅由北大营撤至东大营。据日军战报记载：经过了一昼夜进攻的北大营，营内各处仍在燃烧，死尸遍地，死马也到处可见。

据统计，是役，第七旅伤亡惨重，死亡官长 5 人、士兵夫 144 人，负伤官长 14 人，士兵夫 172 人。共计伤亡官兵夫 335 人，士兵失踪生死不明者 483 人。

需要记录一笔的是，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在日军逼近本团营区时，下令开枪还击，毙伤日军 40 人。 这可算作是巨大屈辱黑暗中的一星亮光。王铁汉后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积极参加抗战。1948年 4 月与抗日名将马占山回访北大营时，两人抱头痛哭流涕。

那时的东北军，除了手中有枪，已不具备军队的基本特征，似待宰却不会挣扎的一群羔羊。

东大营是东北军讲武堂所在地，有学生数千。七旅官兵刚避撤至此，又遭日军攻击。由于有不抵抗命令，部队不得不悉数撤出，官兵抱头痛哭，“悲号之声，闻名遐迩”。

负责夺取沈阳的日军经过 5 个多小时的战斗，于凌晨 6 时 30 分，以死亡 7 人、负伤 30 余人的极小代价占领沈阳。此时的沈阳市已是一片狼藉，日军飞机在空中盘旋扫射，装甲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大炮置于沈阳鼓楼上，日军封锁交通要道，盘查行人，稍有不满或反抗的即予杀害，街头尸体遍布。另有一些日军，专门搜捕中方文职、军职官员，迫使被捕军官签字承认是中国军人破坏南满铁路，先行发起攻击，并将他们反捆双手，看管于街头。

日军攻占沈阳后，抓捕了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若干高级官员。坚决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的堂堂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竟然男扮女装，乘混乱之际，侥幸混出沈阳，逃之夭夭。

日军在城内大肆洗劫，烧杀抢掠，省市衙署、学校银行、官私宅邸均在劫难逃。中国银行 4000 万两白银被劫掠，连张学良、汤玉麟的公馆也被洗劫一空。

损失最大的，是东北军兵工厂及武器装备。

张学良引以为豪、倾注张氏父子两代心血，1921 年建成、1924 年扩建的沈阳兵工厂，仅工人就达 2.5 万人，聘有德、美、俄、日等多国技师，为中国最大的，能够生产各种炸药、地雷、枪械及火炮的兵工厂。日军枪杀了守卫工厂的中国士兵后，将工厂贴上“日军占领”的标签。

东塔飞机场，拥有从意、德、英、美多国购进的各种类型的轰炸机、侦察机、战斗机等 200 多架，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机场接到“今天不准飞机起飞，以免出事”的命令。9 月 19 日上午，日军占领机场，东北军苦心经营十多年的空军毁于一旦。

事后，据不完全统计，官方损失的财产达 18 亿元以上，损失飞机262 架、坦克 60 余辆、轻重火炮 3000 余门、轻重机关枪 4000 余挺、步骑枪 12 万余支、军用汽车 2300 余辆、火车 5000 余列（节），以及可装备 10 个师的子弹。

更为严重的是，以上军械装备全部落入敌手，使装备不如东北军、连两门大口径榴弹炮都要现从国内偷运过来的日军，如虎添翼。

九一八事变，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军事战略行动，而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佐尉级军官导演的一场疯狂的战争豪赌，是典型的日本少壮派法西斯军官“下克上”的产物。它最终能操纵并推动了日本内阁、陆军本部和关东军高层间互动，证明日本高层内法西斯土壤已相当肥沃。

9月 19 日凌晨，在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被值班军官从熟睡中叫醒。南次郎迅即下令各部门首脑 7 点到参谋本部。日本内阁得知消息比军部晚了好几个小时。外相币原喜重郎吃早餐时翻看当日报纸，眼中的消息令他大吃一惊，接着，他收到了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 3 封电报。

花谷正与林久治郎分别发的消息几乎同时传到东京，两者的激烈碰撞发生于 19 日上午 10 时的内阁会议上。会议一开始，币原站起宣读外务省的情报证明：关东军寻衅，中国军队并未抵抗；领事林久治郎赶到现场，受到花谷正拔刀威胁。南次郎倒吸一口冷气，军方完全把内阁撇在一旁，如果真是关东军的预谋行动，无疑在中日关系上捅了大娄子，对于可能引起的后果，军部要承担严重责任。

最终，内阁形成了“努力不使局势扩大”的处理方针。根据内阁上述决议，参谋总长金谷大将向日本关东军发出了等于停止军事行动的训令，同时电命驻朝鲜军停止出兵。

在整个事变的演进中，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作用至为重要，扩大与中止事态尽在其一句话、一念中。

日军占领沈阳后，当板垣征四郎要求扩大战果，向沈阳以外攻击时，本庄繁曾一度沉吟不决；因为内阁“努力不使局势扩大”的处变方针他已知悉，但最终本庄繁还是下达了命令。9 月 19 日 11 点，本庄繁到了奉天，住进了东拓大楼。他一步步走上楼梯，走到大厅前时，转头对板垣吩咐说：“继续推进吧！”

就是这“继续推进吧”轻轻 5 个字，将中国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也给他带来了“甲级战犯”、最终畏罪自杀的可耻下场。

原本犹豫不决的本庄繁最终为什么下达了灾难性的命令？有两件事，为其恶胆再注兴奋剂：

一件是 19 日内阁会议之后，桥本欣五郎用建川美次给的密码再次给关东军发电表示，参谋本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本部的意思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桥本欣五郎在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而发生在 19 日下午的另一件事，是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给关东军司令官的一封电报：1.9 月 18 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和措施深合时宜，提高了帝国军队之威望。2.鉴于事件发生后中国之态度，且有内阁关于事件处理不得超越必要无限度的决定，故今后你军之行动，须照此精神妥善处理。

对这封措辞含混、态度暧昧的电文，据参谋本部《机密作战日记》记载，金谷范三愉快地签了字。一个小时后，参谋本部收到了关东军回电：“现在以最大决心……全部陆军勇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