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铁血义士

民族是一个神圣的词语，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认同。

异族强盗野蛮侵占，不仅断了繁衍生息的根脉，对百姓而言是直接失去家园甚至生命。令人不解的是，百姓拿钱养活的政府却不许反抗。这既是广大百姓的不满，也是诸多东北军官兵的疑惑。

很少有人知道，在九一八事变那个夜晚，第一个留下姓名的牺牲者，是一个警察——供职于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的警士高曙光。当晚 11 时，高曙光闻耗冒险前往管区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遭遇日寇，遂饮弹死亡，极惨。第二天，中国新闻记者孙华三冒险拍下照片，并题写“忠勇警士高曙光”的文字标识。

发生动乱时警察仍坚守岗位，与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有直接关系。黄显声是深受张学良信任的将领，曾任东北军第一旅（卫队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前，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同意，扩充各县公安队编制，把所属公安总队和各县警察编为 12 个总队。9 月初，经张学良批准，他将沈阳库存原东北军历次入关作战所获枪支约 20 万支尽数发到各县，发放范围至辽宁 58 个县。这批枪械为后来辽宁义勇军的创立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黄显声指挥下，公安总队成为当时沈阳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队伍，与日军展开巷战至 9 月 21 日。因势单力薄，武器落后，在关东军坦克大炮轰击下，公安总队伤亡很大，黄显声遂下令队伍有序经新民撤往锦州。

9月末，黄显声开始组织抗日武装，分片召开各县公安局长会议，从各县抽调警察，与从沈阳撤出的公安武装一起，统编为 3 个公安骑兵总队，又将绥中、锦西、北票等县公安大队、分所警察和民团等，统编为辽宁公安总队，先后编成 8 个总队，约有三四万人。

只有 5000 万人的日本，面对 4.5 亿人的中国，虽野心勃勃，但终有蛇吞大象之困难；于是收买汉奸，实行中国人打压中国人，成为侵华战争的重要策略之一。

1931 年 10 月中旬，关东军重金收买了《国民日报》驻沈阳的特派员凌印清，给钱给枪，支持其成立所谓“东北民众自卫军”，凌自任伪司令。日军派出仓冈繁太郎等 15 人进入该部，指挥其对盘山、台安、辽中进行骚扰，窥伺锦州。

黄显声派出两个公安骑兵总队前往剿办，大败凌部伪军 8000 余人，将凌印清及日本顾问擒获，只留 1 人，其余均就地枪毙。对剿灭凌印清等的有功人员项青山，张学良奖现洋 5 万元，并委任其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第十天，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各界代表，回答提问时说，“不抵抗主义”实是误会，事前为防日人挑衅，故令部队不抵抗，绝未料到后果如此。现各军已至相当地点，诸事均听命于中央。“我张学良如有卖国行为，请你们将我打死无怨。”

此时，张学良的态度已转向对日“抵抗”。虽然蒋介石依然坚持依靠国联对日和谈，并于 10 月 24 日以南京国民党政府名义“向全国发电禁出排日法令”以媚日军，幻想其收手侵略行动；但张学良却于此前的9月 27 日暗中支持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对东北军部分将领参加群众抗日团体予以默许。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由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救国会 3 个抗日团体联合统一组成的，其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由爱国人士和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的民众抗日团体，其主要负责人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红色国际特工、辽北省长阎宝航。

凌印清被剿灭后，日本关东军仍不死心，又挖空心思收买扶持了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本庄繁亲自接见并委任其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加大扶持，使其拥有 18 个旅的番号。

张学成的父亲张作孚，任警察署长剿匪时饮弹身亡。张学成打小由张作霖抚养成人，曾任张作霖的卫队营长和奉系山东军阀张宗昌部的师长。

知道张学良很重视感情与家庭，民众抗日义勇军将预备刺杀汉奸张学成一事报给他，经同意后，派两支骑兵总队，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击毙，并生擒伪旅长荣庭等多人。

12 月 14 日，黄显声下令把辽西各县抗日武装收编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编成二十二路，基本中坚力量是黄显声带出的警察队伍。正是这支队伍，在向锦州且战且退途中，歼灭了凌印清与张学成的汉奸武装，并由此进行了扩军。二十二路义勇军少则一两千，多则万余人，共计 6 万余人。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尤其是吉、黑两省原有的警察系统遭到很大破坏。日军沿铁路线突进，收缴各地警察武装，捣毁警署，一些警察缴械投降。而辽宁省的大批警察被黄显声带上了抗日之路。在 14 年抗战中，涌现了许多抗日英雄与领导者，例如邓铁梅、赵庆吉、张凤岐等。他们都是警察出身。

1932 年秋，黄显声所部改编为骑兵第二师，参加了长城抗战。1936 年，黄显声被张学良任命为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同年，黄显声被中共中央北方局吸收为特别党员。七七事变后，黄显声毅然拉出队伍，在漳河前线与日军激战。

1938 年 2 月，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先后关押于贵州息烽、重庆白公馆等看守所十余年之久。1949 年 11 月 27 日，一代抗日名将黄显声将军，惨遭国民党暗杀，年仅 53 岁。但是，人民并未忘记他，这应当是“黄将军”出现在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的原因。

邓铁梅，并非中共党员，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一宣言”）肯定的民族英雄。他也曾经是一位警察，担任过辽宁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在凤城县揭竿而起，创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一支抗日队伍——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司令，队伍到 12 月份已发展至 1500 余人。

邓铁梅善战，有谋略。自卫军成立仅两月余，便夜袭凤城，一举震惊日军。凤城为重镇，驻日军守备队、自卫团、伪警察 400 余人。进攻前夜，邓铁梅已派出一批义勇军装扮成农民，潜入城内，并安排两支打援队伍策应。当夜，邓铁梅以大刀队为前导，重兵围攻日军警备队，旨在击溃伪警察。

战斗自午夜打响，至翌日凌晨 4 时，自卫军已毙伤日伪军 50 余人，捣毁了伪县署、公安局，砸开监狱，释放出 100 余名被捕爱国志士，同时缴获步枪 300 余支，轻机枪 3 挺，迫击炮 2 门及大批弹药。待敌增援部队乘铁甲车赶来时，邓铁梅指挥部队早已从容撤出县城。

邓铁梅“夜袭凤城”是辽东地区抗日队伍抗战的重要战斗，虽非大仗，但对日军心理却是一次沉重打击。《盛京时报》载文惊呼：“安奉线匪警频仍／凤凰城被袭焚／通信断绝形势严重。”遭袭的凤城火车站长事后仍心有余悸：“从那以后，大约一周左右根本不能入睡。”

邓铁梅一战威震敌胆，引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共产党的关注，救国会派出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到邓铁梅部任总参议兼军官学校教育长，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邹大鹏也到邓部任政务处长。二人的加入，对这支队伍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邓铁梅提出了“抗日救国，保民第一”的口号，制定了严格保民纪律，部队十分注意搞好群众关系，被百姓称赞为“冷饭队”。能有如此格局，对于一个旧警察出身的义勇军首领来说，实属难得。其下部队发展很快，最多时达 1.5 万余人。

因仇恨日伪军的猖獗，邓铁梅率部不断出击。1932 年 5 月，邓铁梅率部在卡巴岭智歼伪骑兵 1 个连；7 月，再袭凤城南之龙王庙镇，毙伤敌 100 余人；8 月，又会同友军及庄河大刀队协同作战，使安东、凤城、庄河等县方圆数百里农村成为义勇军之天下；10 月，面对重兵围剿，于 20 日突发奇兵夜袭黄土坎，毙伪营长李怀臣等 10 余人，围遂解；11 月，会同友军 2500 人围攻大孤山镇达 20 余日，致敌弹尽粮绝；17 日，又击毙伪军营长赵书怡。12 月中旬，日军调重兵“讨伐”，邓铁梅率部与日军巧妙周旋，于 12 月底摆脱追剿的日军，突然奔袭岫岩县文家街、红花岭，并攻克尖山窑，粉碎了日伪军的第一次“讨伐”。

打不赢就重金收买。其间，伪凤城县日本参事官友田俊章、警务指导官白井成明一行 6 人，曾信心满怀地前往邓铁梅处进行劝降。日本人太高估自己刺刀的威力与金钱的魔力，低估了中国人的抗战意志，以及烧杀掠夺在中国人心中铸就的仇恨，因而付出了惨重代价——愤怒中的邓铁梅下令将劝降者 6 人全部处决。

自 1933 年春起，日军在一年多时间内对邓铁梅等诸路义勇军，连续进行了 4 次讨伐，义勇军陷入困境。此时，恰逢邓铁梅患重病离队养伤，由于汉奸出卖，不幸被捕。对赫赫威名的邓铁梅，日军曾企图收买利用，邓铁梅题诗“五尺之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取”以明志，严辞斥敌以拒绝。1934 年 9 月，邓铁梅在沈阳被秘密杀害，时年 42 岁。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史上，苗可秀的名字时常与邓铁梅联系在一起。苗可秀，辽宁本溪县人，本是东北大学文学院的高才生。九一八事变后被迫流亡北平，曾作为“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负责人之一，南下南京请求国民党政府派兵收复东北。

苗可秀曾迷信国家主义，幻想国民党能使中国强大，加入了国民党。南京之行使他认识到，中国的事情还得靠民众的力量，因此，他毅然奔赴东北杀敌保家救国。

1932 年 8 月 13 日，邓铁梅的义勇军打下岫岩县城。除日指导官岗村逃脱外，城里几个日本人全被活捉，成了邓铁梅部的人质。义勇军派出苗可秀与日军谈判。一日本商人愿出 2 万双胶鞋赎出人质，邓铁梅与苗可秀提出要 20 万发子弹才将人质释放。围绕上述条件，双方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谈判”。

日本人的算盘是“招抚”反日的义勇军，既节省了“大和男子高贵的鲜血”，又除了屡剿而不得的“匪贼”。疲惫至极的义勇军打算借“谈判”之机进行休整与补充，用邓铁梅的话是“戴个鬼脸找个阴凉地方喘喘气，若能搞些弹药立刻就反正”。为争得更多休整时间，苗可秀假意应酬，误导日伪当局，使“谈判”呈现“马拉松”状态，先从红旗堡谈到凤城；9 月初，又把谈判桌移到奉天。日伪方面参与“谈判”的人员级别不断提高，先是伪警处，再是情报处，后来是司令部：日伪多部门都贪图“招抚”之功。日本人误认为对方讨价还价，是想弄顶大大的官帽。

苗可秀觉得部队休整补充得差不多了，提出要回去同邓铁梅商定一切。县参事官友田俊章、警务局指导官白井成明等 5 个人，要求随苗可秀面见邓铁梅，揽下这天大的“功劳”。

两个月的周旋谈判，有利有弊。义勇军虽然得到了休整与补充，但毕竟是“戴个鬼脸”谈和的两个月，导致一些人认为抗战前途渺茫，想借机假戏真做。苗可秀认为，应当果断处置，借日本人的人头断了这些人的念想，此正合邓铁梅之意，于是有了 5 个日本人与 1 个随行翻译立马人头落地的一幕。

苗可秀本为饱读诗书的大学生，胸中谋略自然不乏，更可贵的是文质彬彬中不乏血性。面对恼羞成怒的日军的疯狂报复，苗可秀设伏鸹鸹窝，打死打伤日伪军多人。在夺取尖山窑之战中，苗可秀冒死爬上墙头，骑墙指挥，官兵大受鼓舞，一举攻克敌堡。

邓铁梅牺牲后，苗可秀另创少年铁血军，下设四路军，在凤城、岫岩、庄河等地坚持抵抗战斗到 1935 年上半年，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最久的几支队伍之一。6 月中旬，苗可秀部 40 余人被 500 余日伪军包围，奋勇突出重围却负重伤。下旬，苗可秀在凤城乡下疗伤，因汉奸告密被捕。

敌人将苗可秀押到凤城，又用装甲车送他去安东疗伤。苗可秀说：“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也用不着假惺惺来这一套！”在凤城南山沟，苗可秀被绑在一棵松树上。一个日本军官说：“你打死那么多日本人，他们的家属都要求对你处以极刑。如果你现在投降，还可以不死。”

苗可秀轻蔑地一笑：“打死日本人是我的天职。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你就来吧。”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高声吟道：“尔农松下折颈枝叶茂，可秀日久还田重复生。”

1935 年 7 月 25 日，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苗可秀被日军杀害于凤城二龙山，年仅 29 岁。

苗可秀牺牲后，余部在阎生堂、白君实带领下继续转战杀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极艰难的情况下，竟坚持抗战数年之久。阎生堂牺牲于 1936 年 12 月，而白君实一直坚持到 1939 年 1 月，被捕后英勇就义。但白君实殉国前说的话，却一直留到了今天：“我活一天就当一天中国人，当一天鬼奴也不干！”

邓铁梅、苗可秀等义勇军领袖，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奋勇杀敌、重创侵略者的赫赫战绩，更有中华民族在面对异族侵略时，传承古今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与民族气节。

苗可秀在狱中曾分别给老师王卓然，同学张雅轩、宋忱修遗书两封。一是告诉恩师，自己的 6 岁儿子，须人教育，“拟名此子为苗抗生，勉其继余之志耳”。恳请恩师能将幼子教育成才。二是说明自己选择赴死原因：“须知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我们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牺牲。”

苗可秀眼中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重整山河”，赶走日本侵略者。为了这个希望，他认为牺牲自己是值得的。

赵庆吉，辽宁岫岩人，曾在辽宁凤城县警察局担任巡官。九一八事变后，目睹东北军之不抵抗，他愤而解职回乡，于 1932 年初组织 60余人，宣布举旗抗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部队发展至 150 多人。同年，赵庆吉率部参加邓铁梅的辽宁自卫军，任第十二团团长，在岫岩、凤城、大孤山一带不断袭击日伪军。1933 年初，部队扩编为旅后，赵任旅长，曾一度攻入凤凰城。

邓铁梅牺牲后，赵庆吉在苗可秀成立的铁血军中任第二路军总指挥，其参谋长便是妻子关世英。赵庆吉为满族人，使双枪，极勇猛。关世英本为传统女性，在随丈夫行军作战中，学会骑马与使枪，也使双枪，成为一位传奇式女指挥官。

他们的诸多亲属——赵庆吉的岳母、妻叔，包括儿子都被日伪逮捕，作为要挟他们投降的人质，最后均被残忍杀害。怀着国仇家恨，赵庆吉夫妻对日伪军展开了持续打击。

1932 年 10 月，赵庆吉部参加对大孤山伪军集团围攻战，毙伤敌60 余人，之后掉头奔袭红花岭，打死日军守备小队长提岛及 2 名日本兵；1933 年夏，在鸡冠山袭击伪军驻地，获枪 27 支；1934 年，设伏白旗堡，击毙日警察署巡长、巡监、监督官 4 人。

1937 年 10 月，赵庆吉、关世英率 40 余名义勇军被日伪军包围。激战中，赵庆吉负伤。关世英上前抢救他时，被敌机枪击伤双腿，无法行动，大呼：“我死了算什么，你带队冲出去……报国仇家恨！”遂留下掩护，命令卫士背赵庆吉突围。日伪军蜂拥而至，呼喊“抓住关世英，抓住铁血军参谋长！”关世英毅然饮弹自戕，年仅 22 岁。

苗可秀及赵庆吉等义勇军抗战区域属于辽南，地靠大海，是关内接济义勇军的重要通道，因而也是日寇镇压抗日活动最严酷地区之一。1938 年 1 月，赵庆吉被偷袭负伤，治伤时不幸被捕。3 月，他在凤城镇西沟刑场被日军杀害，年仅 38 岁。

赵庆吉、关世英这对铁血抗战夫妻，队伍最多时不过数百人，坚持到 1937 年时，已不足百人。每次参与作战歼敌的人数，多为几个、十几个，但他们的战斗从未停息，仅 1935 年与日伪军作战就达 30 余次。在几十万国民党军放弃抵抗、撤离东北之际，他们仅凭自己微薄之力，与强大的关东军血拼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是笔者关注这对铁血夫妻的原因之一。

王凤阁，出身于教师家庭，幼读私塾，中学毕业后从军，任军官，因不满军阀混战辞职回乡。九一八事变后，王凤阁揭竿而起，组织了一支200 余人的抗日队伍，成员主要是伐木工人，骨干多为中小学教师。

队伍拉起的第一仗是攻打柳河县城。举旗抗日，人心所向，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一举攻入城内，捣毁伪县公署、日本驻柳河领事分馆，砸开监狱，放出政治犯。

攻下柳河县城，王凤阁即到县里电台向全国通电：“凤阁生于斯土，不甘坐视国家之沦亡，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号召同胞，共伸义愤，爰组织义勇军……此后拚掷头颅，牺牲一切，此头可断，此志不移……”

王凤阁连打胜仗，队伍发展至近万人。在参加了唐聚五成立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后，王凤阁的队伍被编为十九路军，并由他任司令。在日军强力镇压下，辽宁民众自卫军的一些方面军、路军首领，大多都进关了，但王凤阁不走，他要与侵略家乡的日本人拼杀到底。

教师家庭，自幼遍览群书，使王凤阁对战争的一般规律自有独特见解。1933 年起，他带领队伍在高山密林中修筑多处要塞作为根据地，设置战争后勤供应部门。凭借这些根据地，王凤阁的抗日队伍在极艰难的环境中坚持 6 年之久，发动的奇袭通化东江沿三分所、七道沟口袋战等名震一时。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中，队伍规模如此之大，如此熟悉地形且善游击，坚持抗战时间如此之久，如王凤阁者，实属少有。他本人被伪满政权称为“东边道的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敌人如鲠在喉，必欲铲除而后快。从 1936 年 10 月至 1937 年 3 月，日本侵略者出动重兵进行长达 5 个月的“大讨伐”，王凤阁几番苦战，终至粮尽弹绝，被敌捕获。

应当承认，对有影响力的英雄人物，日本人也是敬佩的，往往极力争取为己所用。日伪特务机关，在通化城最有名的“东江春”饭店摆下酒席，邀请各界名流为王凤阁“接风”。王凤阁略略一瞅，微微一笑，伸手掀翻了桌子。

也应当承认，无论有多大影响力的英雄人物，一旦不与日本人合作，他们的报复兽行残忍到令人发指。1937 年 4 月 6 日，通化全城戒严。伪保长大清早便挨家挨户通知人们，要站到路边观看处决“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

刑场设在玉皇山下，日伪军前一天就在柳条沟挖了两个坑。王凤阁与妻子和 3 岁的孩子被押到坑前，妻子脸色苍白，两腿微颤地向丈夫靠拢。王凤阁鼓励她说：“别怕，坚强起来！人不总有一死吗？这死值得！”

行刑的时间到了，鬼子让王凤阁下到那个大坑里去。他抬起头，站定，高声道：“诸位父老弟兄们！诸姑姐妹们！我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就是我的小名大家也知道。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和日本鬼子战斗了这些年，不幸被俘。现在我要和乡亲们永别了。希望大家不要泄气，一个王凤阁倒下去，还会有千万个王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必不亡！乡亲们战斗啊！中华民族万岁！……”而后跳下坑去，昂首站立。伪军骑兵中尉用日本战刀将王凤阁斩杀。

这时，鬼子又叫他妻子抱着孩子下到那个小土坑去。她说，自己与王凤阁活着一处做人，死也要一处做鬼，抱着孩子跳入大坑。一个伪警先向她开了一枪，然后又向孩子开枪。头一枪未打死，孩子哇哇大哭，伪警又开了一枪，哭声又自坑中传出，直至第三枪响后，孩子的哭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