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锦西不是北大营

唐聚五，1899 年出生于吉林省双城县（现属黑龙江省），满族，原名唐福隆，字甲洲。张学良任奉军三旅旅长时，唐聚五因作战勇敢，被张提为军官，并送讲武堂深造，后任团附驻防凤城。

九一八事变，日军突袭凤城，团长被俘投降，唐聚五只身赴北平面见张学良，痛陈抗日意志。张学良感其忠义，升任他为团长。在东北军大部队陆续撤往关内情况下，唐聚五逆袭返回东北，收拢残部，联络各方。

1932 年 3 月，唐聚五在桓仁举行秘密会议，与东边道各县代表 30余人共商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4 月下旬，自卫军总司令部举行誓师大会，推举唐聚五为总司令，下辖十八路义勇军。唐聚五发表了誓死抗日通电：“聚五等份属国民，兴亡有责；职为军人，尤须杀敌，今而不举，更待何时？”说着，取出锐刀，划破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个大字。 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兵力达 3 万人。

1932 年 5 月，桓仁、通化、新宾等县相继被义勇军克复，唐聚五指挥自卫军开始向日伪控制地区进军。日伪军调动了 3000 余人，进逼新宾。驻守新宾的自卫军第六路李春润部，设伏于新开岭与老城，一战击毙伪军少校刘芷藩以下官兵数十人，随军日本顾问大冢农昔也被击毙。

8 月间，自卫军第九路包景华会同李春润、王凤阁部，大闹沈（阳）海（龙）线，扒铁路，断交通，先后攻克南达木、营盘火车站，围困海龙县城 50 余日，致城内日伪守军几乎弹尽粮绝。

更难能可贵的是，部分义军首领在国难当头之际，捐弃党派偏见，只要是主张抗日，便予以认可接纳，表现出伟大的民族胸怀。

包景华，系黄埔军校四期生，曾任国民党奉天党务特派员、辽宁省党务指导员，因派系之争被免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剿共第一”的国策，在众多国民党军政机构及官员极力反对、排斥共产党的情况下，包景华的民众自卫军第九路，却允许共产党人到部队开展活动，允许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还允许在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组织。共产党员王仁斋与刘山春就是这样进入这支义勇军队伍的。

大部义勇军溃散后，包景华所部没有像有些部队那样，或散伙，或进山为匪，而是在王仁斋、刘山春带领下，组建了中共海龙游击队，后编入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包景华的民族情怀得到了人民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辽宁省政府聘为省政府参事。

王仁斋、刘山春均为山东省人，都是在 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们从山东老家北上东北参加抗日斗争，入党早期均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在义勇军大部溃散后，他们继续领导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王仁斋 1936 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于 1937 年在战斗中牺牲。刘山春 1933 年任中共海龙游击队政委，1933 年也牺牲于战斗中。两人牺牲时都甚年轻，王仁斋 31 岁，刘山春年仅 22岁。

民众自卫军第十一路军司令梁锡福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本是农民出身，行侠仗义，自幼加入大刀会，练就一身好武艺。九一八事变后，梁锡福以大刀会形式招收队伍，举旗抗日，其队伍被编入唐聚五民众自卫军第六路李春润部的武术大队。部队打出威风的第一仗，是在1932 年 5 月伏击入侵新宾的日伪军。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梁锡福手持大刀率众突袭敌群，当即斩杀敌连长 1 人，排长 2 人及 20 余伪军士兵，连日军顾问小原也稀里糊涂成了刀下之鬼。梁锡福乘威势奋勇追击，又斩杀敌军十数人。一时间，大刀会声名鹊起，敌人闻之丧胆。

6月初，乘收复新宾之声威，梁锡福部奉命向清原挺进。8 日，大刀会兵分三路涉过浑河，以迅雷之势杀向清原县城。这一天正是农历端午节，清原百姓见到久闻大名的大刀会，纷纷拿出粽子上前劳军。此战自卫军虽缴获了 4 门迫击炮，但惯耍大刀长矛、全凭不惧流血牺牲的勇猛会员们却不会使用。尽管两天战斗伤亡会员 100 余人，队伍仍斗志昂扬。

鉴于大刀会屡建奇功及打出来的赫赫威名，辽宁自卫军总司令部将梁锡福部扩编为第十一路军，梁锡福任司令。十一路军编为 4 个步兵团、1 个警卫营、1 个骑兵连，共 2000 余人，武器除一些杂牌枪械外，其余全是大刀、扎枪。

1932 年 9 月 15 日，梁锡福率部攻打抚顺，路经平顶山后，又奔向东岗等地。其间，部队打死杨柏堡炭矿长渡边宽一、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数人，烧毁了杨柏堡采炭的工场及老虎台事务所、安全炉室、卷扬场等设施。

一支手执大刀长矛的农民武装，居然能够突破日军重兵防守，冲入市区，破坏日军严密防守的矿井设施，搅扰得日军惊恐万状，丑态百出。这不仅是日军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军事上的重大失利，而且是政治上的一次重大挫折。

日军夜间未敢出击，自第二天白天起，开始对平顶山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进行大肆屠杀、报复，制造了平顶山惨案。亲历者方树荣说：

平顶山惨案前我家共有八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姑姑、两个弟弟和我。平顶山惨案后，只剩下我一人。一九三二年农历八月十五晚上（中秋节），我听到外边有喊“杀”“杀”的声音，当时我很害怕。第二天，我和弟弟在门口玩，看见很多汽车载着戴铁帽子、扛枪的日本鬼子，我问我的祖父：“爷爷，那是什么？”我父亲看情况不好，乘机翻墙逃走，鬼子就“啪”的一枪把我父亲打死了。接着鬼子就连推带拉，把人都赶到山顶，说要给我们照相。到了山上，妇女、小孩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鬼子就向人群开枪。我爷爷抱着我，把我压在身底下，这时我昏迷了。后来我睁开眼一看，只见我的爷爷、奶奶、弟弟……都被打死了，我母亲的头被打破了，白白的脑浆流了很多，两岁的小弟弟还在我母亲身边爬着叫：“妈呀！妈呀！”鬼子用刺刀一扎，往远处一摔。这时，我一动也不敢动……

惨案亲历者杨占有说：

这时我抱着四岁小女儿杨玉英，子弹就从我的左胳膊穿过去，我倒下了。我眼看着我妻子、孩子、嫂子都被打死，他们的尸体压在我身上。我就假装死了。屠杀进行约有一个多小时，鬼子要走了，看见还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把受伤未断气的人扎死，刺刀从我的腰边扎过，幸好未扎中要害……我从尸体中挣扎起来，扶起我的两个姑娘。只见我的妻子和姓顾的老婆子的肚子都被剖开，七八月的婴儿及大肠流在地上。我背上四岁的小女玉英，手里领着七岁的姑娘玉凤，血从我的脸上淌下，眼泪从眼眶中涌流下来。两个姑娘也在哭着，叫着，妈呀！妈妈呀！

当时有的人不愿上山来，就躲在自己的房子里，鬼子干脆就点起火，把房子烧光，没有出来的人也全部被烧死了。第二天，鬼子叫了很多朝鲜人，用铁钩子把尸体钩在一起，浇上汽油，用火烧掉。我的七弟杨占岸，哥哥杨占远因胳膊、腿部受了重伤，已爬离开死人堆很远，被发现后也钩回去活活烧死了。

我一家原有二十四口人，这次惨案中就被杀死了十八口，剩下了六个人。这血海深仇终生难忘。

平顶山惨案是日军抚顺守备队长川上精一指挥的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致使平顶山及附近区域 3000 余人死于非命。

在世界诸多军队中，信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队的残暴嗜杀之血腥，令人发指。这是中国人民顽强浴血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2 年 9 月 25 日，即平顶山惨案发生 10 天之后，蒋介石召令在赣各将领赴庐山会商第二步“剿共”计划，要求各部“须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奋勇“剿灭”红军。 中国政府与军队，打击重点仍然在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但也不是一点点气力不出。11 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就平顶山惨案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算是打了一通嘴仗。12 月 12日，蒋介石“偕夫人回奉省亲”。

平顶山惨案发生后，梁锡福失声痛哭，自恨未能攻下抚顺，杀尽日本侵略者，致使百姓遭此大难，发誓此生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必与日寇血战到底。

1932 年 10 月中旬，敌兵出动 3 万多日伪军，动用飞机、重炮、坦克等重武器向辽宁民众自卫军发动空前“大讨伐”，梁锡福部为日伪军重点“讨伐”对象，自卫军遭敌重创，几乎溃散。梁锡福潜入北平找东北民众救国会资助。有人劝他，东北危险，不如留在北平找点儿事干。

梁锡福说：“东北同胞正在受难，我在这儿怎么能待得下去？打不走日本鬼子，我什么也不干。”得到一笔经费后，梁锡福再返东北，重召旧部，又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在险恶情形下，坚持不断打击敌人。

1936 年，梁锡福在新宾县被大批日伪军包围，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 33 岁。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二批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梁锡福名列其中。

1932 年 1 月 9 日，日军第十九师团混成第三十八旅团骑兵第二十七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率 80 余名骑兵出了锦西县城，向龙王庙地区扫荡。出发前，汉奸县长婉言劝说：“城外义勇军太多，出城危险。”

古贺传太郎狂言道：“几十万东北军都望风披靡，几个老百姓算得了什么？是不堪一击的。”古贺所言不虚，但他有一点并未弄明白，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拍拍屁股走掉的地方，正是老百姓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无处可走的老百姓是要拼命的。

古贺扫荡的地方，正是义勇军第三十四路刘纯启部的活动区域。古贺一出动，情报便被刘纯启获知。他遂派出千余人埋伏于古贺必经之路上的坡子村，自己亲率 500 余人埋伏于西园子村，以切断古贺回城之路。

当古贺率队扬扬得意到达上坡村时，义勇军奋起攻之。古贺当即命令反攻，却不料陷入义勇军三路夹击之中。古贺招架不住，慌乱退却，其先头部队石野小队试图迂回龙王庙，遭 300 余名义勇军痛击，石野重伤毙命。

在刘纯启部与古贺酣战的同时，另一路义勇军乘锦西空虚，一举攻入城内，守城的村上中尉惊慌不已，军曹武川美直当场被击毙。惊魂未定的古贺，忽然接到锦西遭袭的报告，遂率部向县城回窜。当其抵达西园子村时，埋伏于此地的刘纯启一声令下，日军纷纷中弹落马。

古贺传太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久经战阵。遇袭后，他急率一部日军夺路冲出包围，没想到逃到村东口时，早已埋伏在公路旁碉楼内的 12 名义勇军一齐开火，古贺当场翻身落马。日军在野口茂三中尉指挥下，力攻碉楼。密集的子弹击中他的头部，使其当场毙命。残余的日军勉强逃入锦西，和攻入城中的民团发生巷战。由于第二天日军援兵赶到，民团退出锦西县城，使日军未被全歼。

古贺在出发扫荡前，命令松尾秀治少尉率一部辎重兵从锦西去往锦州。途中行至钱搭屯时，松尾部队陷入义勇军千余人重重包围之中。两小时激战，松尾以下 25 名日军全部毙命，大批车辆、马匹、枪械、弹药被义勇军缴获。

锦西不是北大营。

没有正规军番号的民团，却让日本军队见识了中国人的真正血性。锦西之战，古贺联队共被击毙 50 余人，伤 30 余人，其中少尉以上军官7名。被日军誉为“大和武士精华”的古贺联队遭此重创，日军哀叹：“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据著名军史专家萨苏先生考证，击毙古贺传太郎的武器为当年清军普遍使用的半制式火器——抬枪。因多年使用，这种抬枪逐渐产生了一个特殊改型，即霰弹型抬枪，使用铁砂为弹。打中古贺这两枪，虽然瞄得不太准，也足以致命：一枪弹丸打穿了古贺的肩部，从后背穿出；另一枪正中其腰部，造成大面积伤口，血流如注。古贺身边的一等军医立花中尉，对这样的伤也爱莫能助。当天下午古贺死去。

武器装备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的瓶颈，大大限制了军队战斗力。辽东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张海天（报号“老北风”）拆卸日俄战争中搁浅在辽东湾的俄军舰废炮，重新改装成前膛炮使用，竟然成了义勇军的重武器；上述梁锡福的大刀会，也曾有一门土制“榆树炮”。为了把侵略者赶出去，东北抗日民众把什么办法都用上了。

在整个东北抗战过程中，消灭日军一个联队长，应当算是不小的战果。在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的两年多时间，丧命锦西的古贺传太郎绝不是孤例。在古贺丧命不久，一个名叫森秀树的联队长，即步其后尘，被中国的大刀片，“咔嚓”砍掉了脑袋。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从安东经大孤山向庄河进攻，并占领了县城。庄河大刀会纷纷举刀抵抗。至年末，大刀会已发展到 3000 余人，控制了全县一半地区。如火如荼的大刀会，成为日军的眼中钉。1932 年 12月中旬，森秀树率部前来“围剿”。

斩杀森秀树的，是一个名叫鞠仁卿的年轻人，毕业于奉天高等警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义愤满腔的鞠仁卿回到家乡庄河，组织创办了大刀会邱家沟团，应当算作庄河大刀会所属的一部。他捐出家中几十石粮食和上千元钱作为大刀会活动经费，请来 10 余名武师，教练部众武术。由于大刀会邱家沟团办得如火如荼，当年秋季，庄河各村庄大刀会成立总团“联庄自卫团”，鞠仁卿便被推举为联庄自卫团的参谋长。

森秀树，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0 年晋升为骑兵大佐，担任伪满洲国靖安军游击第十三联队联队长。12 月 15 日，在森秀树带队向庄河“讨伐”的途中，夜宿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名叫土城子的屯子。

这个情报被大刀会邱家沟团团长娄子敬获悉，娄子敬立即将其报告给鞠仁卿。鞠仁卿传令联庄各团迅速赶往土城子，几千人将森秀树所部围了个水泄不通，并趁夜色，突然对其发起猛烈袭击。

森秀树同古贺传太郎犯了同样的致命错误，在行军途中居然分了兵。他这一路仅有骑兵 160 余名，且多数是伪军。战斗打响后，伪军纷纷上马逃命。大刀会一路杀进森秀树的指挥部，毙伤数十人，缴获颇丰。

森秀树与几位日军另住在一村民家中，仓促中边打边试图突围。大刀会会员对其实施分割围攻，先是击毙森秀树身边的 4 名警卫日军，森秀树见状企图翻墙逃走。大刀会会员赵义举长矛一枪刺中其臀部，森秀树应声落地。鞠仁卿抢上前去，一刀砍下其头颅，然后示众。

值得一提的是，森秀树被斩杀过程有些怪异，军服被砍坏多处，前胸后背却毫无伤损。事后发现，他衣服里居然有一层“铠甲”，很可能是日军第一代防弹服。

森秀树战死后，被特晋一级为“满洲国”陆军少将。这次战斗后，日军派重兵对庄河大刀会进行血腥报复与屠杀，娄子敬等多名大刀会会员英勇战死。鞠仁卿后改名字为鞠抗捷，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计量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