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无政府之抵抗
严酷的现实刺痛了张学良,他对执行“不抵抗政策悔之晚矣”。为此,他全力支持救国会。许多他不便出面的事,都通过救国会出面。例如,调拨现款与物资,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转交东北抗日义勇军。仅1932 年 11 月,就有 20 余吨军用物资转给义勇军第二、三军团,由义勇军首领李纯华率队由海路运往辽东。这批军用物资计有山炮 4 门、重机枪 4 架、轻机枪 4 架、炮弹 2000 发、手榴弹 5000 个、小枪子弹 30万粒、无线电 1 台、被服衣帽两三千件及其他。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很快侵占了辽源,进犯通辽,加紧实施“满蒙政策”。他们联络部分蒙古王公密谋,成立以蒙匪甘珠尔扎布为首领的伪蒙军。
东北军事训练委员会少将组长高文斌急赴北平,建议张学良对“蒙古自治军”中有抗日意向的将领进行宣抚,举旗抗日。张学良甚是赞成。当时,哲里木盟各族统领中,有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4支人马最为强壮。高文斌先说服李胜、刘振玉两统领,并带二人去北平面见张学良。
张学良即委任二人为辽北蒙边第一、第二路骑兵司令,同时成立“辽北蒙边宣抚专员公署”,由高文斌任公署专员,并委派东北民众抗日联络员黄宇宙,持自己亲笔信出关赴辽联络抗日志士。专署成立后,高文斌又派人说服了包善一、韩色旺二人,挫败了日军“蒙古独立”的阴谋。
1932 年初春,日军大佐松井清助率日军四五十人,在甘珠尔扎布部 500 余伪军配合下,进犯开鲁,企图一举摧毁辽北蒙边专署,消灭辽北抗日武装。蒙边骑兵第二路司令刘振玉获悉情报,即会同热河驻军崔旅长部,两队共 600 余人,埋伏于开鲁之东抬头营子附近。日军进入伏击圈后,刘振玉以百余骑兵风驰电掣,从侧部冲杀过来,将其拦腰切断。甘部伪军先作鸟兽散,日军遂成困兽,被击毙十数人。松井大佐逃窜不及,被生擒。松井为煽动“满蒙独立”的核心人物,挑拨离间汉蒙关系,制造若干血案,士兵恨之入骨,当即将其处决。
日军受重创后,又集结 700 余人,攻击开鲁,以施报复。刘振玉率部于王家油房阻击,由拂晓战至黑夜,虽重创日军,但因弹药不足,渐渐不支,遂撤退。
80 余名日军凭优良武器攻入王家油房。担负掩护任务的一个连队人马奋勇拼杀,弹尽则拼刺刀,或以砖头石块与敌恶战。双方战至次日夜,日军 80 余人逃生 6 人。义勇军 70 余人,仅剩 5 人,余皆战死。日军遭此打击,退回通辽。
1932 年 5 月,辽、吉、黑、热四省民众抗日后援会在开鲁设立分会,把辽、热两省划为 5 个军区。高文斌兼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司令,管辖区域为辽西、辽北 20 余县。高文斌既将包、韩、李、刘改编为一、二、三、四梯队,又将解国忱、刘海泉两部民团武装收编为五、六梯队;尔后展开对日寇的主动进攻战——组织攻打通辽和辽源县城,并收复了康平县城。
6月,高文斌指挥刘振玉、解国忱两个梯队计 5 团人马进攻通辽。进攻队伍分两路:一路由高文斌率 800 余人攻打西门,张扬声势,目的是调虎离山,诱敌于城西;另一路由刘振玉、解国忱率 2000 余人主力从东门杀入。此计果然奏效。战斗自拂晓打响,至上午 7 时,义勇军已攻占了城东、西、北三门及街道。下午 3 时,敌军全部被压缩至马道尹府日军司令部高墙大院内。
解国忱即组织 200 人敢死大刀队,用胶皮缠住刀把(绝缘),砍断电网,翻墙冲入院内,砍杀日军 60 多人。战斗至晚 9 时,因弹药不足,且无重火器与炸药,无法炸毁敌炮楼,义勇军无奈抱憾撤回。
辽西、辽北义勇军波澜壮阔的抵抗运动,沉重打击了日军,使其寝食不安。1932 年末,日军纠集大批日伪军向兴城、绥中一带进军,疯狂扫荡辽西义勇军各部。义勇军各部伤亡惨重,分散突围后,大部退往关内。同时,日军第十六旅团及伪军数千人向辽北康平扑来,意在一举消灭义勇军高文斌部。
11 月下旬,高文斌部陷入日伪军重重包围,激战 5 昼夜。高文斌下令各部向开鲁方向转移,亲率余部掩护,陷入敌人重围,不幸被俘。所部队伍逐渐分化、溃散。
刘振玉、李胜率部前往察哈尔,加入冯玉祥“抗日同盟军”。谢国忱在日军占领开鲁后被日军诱骗杀害,部下溃散。韩色旺被日寇捕获两次,始终正气凛然不动摇,最后死于辽源狱中。
沈阳北大营的惨败充分证明,面对手持屠刀的敌人,“不抵抗政策”就是一剂散骨的烈性“泻药”,使数十万正规军瞬间丧失了军人应有的战斗力。但是,确有少数东北军官兵,未执行“不抵抗”命令,奋起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历史不应忘记他们。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1931 年 9 月 19 日,驻守长春的东北军官兵同样是一群刚烈而血性的军人。
长春驻军主要驻扎在南岭。1907 年,清政府调北洋陆军第三镇出关,在此修筑兵营,统称为南岭大营。东北军驻扎时期,大营占地 30万平方米,火炮可直接覆盖关东军守护的南满铁路。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都曾派人或亲自来此检阅过驻军。
九一八事变前,此处驻防部队为二十五旅六七一步兵团、东北炮兵第十团,总兵力近 4000 人。其炮兵团拥有野炮 36 门,实力雄厚,颇为日军忌惮,因而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第一批夺取的目标之一。
鉴于沈阳北大营的轻松得手,9 月 19 日凌晨,日军仅用驻防长春第二师团第四联队的一个大队,向南岭发起攻击。但是,南岭不是北大营,日军为其骄横轻敌吃了大苦头。
得到日军进攻的消息,守军立即上报,收到的却是决心降敌的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的“不抵抗”命令。日军进入兵营迅速占领炮兵一营营地,仅 15 分钟就将其所属 16 门大炮全部破坏。见此情景,守军怒发冲冠,强夺军械库武器反击日军。炮兵二营营长张瑞福少校命令部属,将山炮对准日军向前运动的密集队形,以榴霰弹近距离射击,给日军很大杀伤。占据兵力优势的东北军官兵,很快将冲进营区的日军打了出去。
上午,日军的攻击又增加到两个大队,仍然占不到便宜。
战至中午,日军驻公主岭骑兵第二大队又赶来增援。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从旅顺开来步兵第三十联队,从海城开来野炮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加入对南岭大营的攻击,攻守双方一时众寡悬殊。
熙洽乐得日军取胜,不发一兵一卒援军。南岭守军战至下午 4 时,见后援无望,乃焚毁弹药库所有弹药后突围,日军始得攻占已成废墟的南岭大营。
应当承认,长春守军最终都实施了坚决抵抗,不过在突临大敌之际,也曾有过片刻的犹豫与彷徨,吃了大苦头之后奋然反抗,仍不失为血性而刚烈的军人。
长春城外宽城子兵营是重要驻兵基地,守军为东北军第二十三旅六六三团第二营,共 600 余人,营长名为傅冠军——典型的“不抵抗”命令的受害者。
9月 19 日凌晨 4 时 30 分,日军第四联队主力第一大队,机关枪中队、步兵与山炮小队,对宽城子兵营不宣而战。
守军被打了个冷不防,迅速将棉被淋湿,堵在窗口充当掩体仓促应战,结果日军破门而入。傅冠军先是同日军交涉——事前数次接到上峰“力避冲突”的严令,傅营长未敢抗命硬顶,只想守住最后一条底线——为避冲突可以撤出兵营,枪不能缴,那是军人第二生命。
傅营长以为,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人应当答应自己这个要求,因为自己先退一步,表示同意撤出兵营。日本人的“回答”是当即开枪射击。傅营长当即中枪,不久后身亡。
看见营长中弹倒地,守军群情激昂,立即持枪反击,密集弹雨将闯入的日军打出门外。由于宽城子营区没有战壕,守军临时以坚固的俄式营房充当掩体与日军对峙。
日军突然袭击,兵力上占有优势,装备精良,傅营长所部仓促应战,群情激昂,竟然将日军一个联队硬生生挡在门外。早晨 6 时 30 分左右,日军仅占领东侧营房一角,后续部队通过开阔地时,遭守军猛烈火力阻击,进展缓慢。两小时后,日军派出一个小队向营房后迂回,被守军识破,迂回部队指挥官熊川少尉被当场击毙。
日军之所以急于占领此处,是因为宽城子兵营扼守着长春的北大门。此时的日军指挥官一定后悔,若是开始时同意了傅营长撤出,自己早就完成了此次任务。直到上午 10 时后,赶来助战的日军携带 3 门大口径平射炮,才占据优势,但仍然攻不进营区。
此时,长春警察分署署长孙佩琛奉熙洽之命,带“避免冲突”急令,前来劝守军撤出。宽城子二营守军失望已极,乃于 11 时冲出军营突围。
9 月 26 日,日军公布了长春之战中伤亡情况——显然是经过大大压缩了的数字:亡 66 人,伤 105 人,共计伤亡 171 人。
其中战死者有陆军少佐仓本茂,重伤者有步兵中佐小河原浦治、少佐鹿野新一郎。
长春一役给日军造成如此重创,主要原因是:守军顽强抵抗,且在武器装备上与日军并无多大差距;从总体兵力上看,东北军绝对多于日军好几倍。如若东北处处皆是南岭大营与宽城子,如若南岭大营与宽城子不是孤军作战,日军怎么能肆虐于这块土地?
写到此处,不禁再次喟叹,东北军如此雄厚之兵力(20 ∶ 2),如此精良之武器,为什么总体上如此温顺如绵羊?“不抵抗政策”把东北坑惨了!
都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有血性的军人不是简单服从的工具,在上级命令面前,一定要做出有骨气的正确抉择。
吉林省的抗日义勇军,主要以驻省境内原东北军组建而成,组建过程中,吸纳了一些民众与绿林武装。
九一八事变前,吉林东北军兵力为 9 个旅、1 个卫队团,总兵力达6.5 万人。
事变当时,因省府主席张作相不在吉林,临时代行军政大权的熙洽,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伪吉林省政府。在日伪大兵压境与高官厚禄的诱降下,吉林东北军迅速分化为抗日义勇军与投敌附逆军两部分。由熙洽亲自掌握(含散兵游勇与“胡子”)的原有兵力 5 万人,投降兵力约 4 万人,投降日期为 1931 年 9 月 28 日。
在吉林东北军一片倾倒附敌的大势下,1931 年 9 月 24 日,吉林依兰镇守使兼二十四旅旅长李杜,以区区一旅之兵,奋起反抗。李杜在东北军将领中颇有威望,曾因军功升为东北军第十五师中将师长。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因拒绝入关打内战,被张作霖降职。熙洽成立伪政府,曾以伪公署参谋长一职劝诱李杜降日。
在决定举旗抗日的讨论会上,李杜对军人的天职做了新的阐释:“守土抗战,保国卫民是军人的天职。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军人不能苟且偷生,除了奔赴疆场……再无别路可走。”
李杜下令所辖各地设自卫团督办处,训练民众,登记民枪,决心以武力保一方民众平安。同时,他暗中侦察,将通伪的六六七团团长及桦川县县长撤职,并严令所属各县不许将税收交予伪政权。一时,竟在依兰周边创造出一片“净土”。
李杜举旗抗日后,获得了吉林东北军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响应。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原驻省城吉林市,省城被日军占领后,他全部撤至榆树,宣布抗日。
吉林东北军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为 32 岁的冯占海,所部 3000 余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九一八事变后,冯占海成为日伪争取的重要目标。熙洽曾对其 3 次劝诱,先是派伪长官公署参议携自己亲笔信,许官为“护路司令”,继而又诱以“送往日本留学,先发数万元留学费用”等等。冯占海慨然回绝:“占海身为中国人,只知效命国家,对于卖国求荣之辈,决心与之周旋,虽是亲友亦在所不顾。为此,占海将生命置之度外,何况身外浮物耶?”
冯占海将省府大批军械悉数带走,移师省城吉林附近官马山、三家子一带。日军甚为忌惮,派天野旅团骑兵进驻口前车站,以防冯占海进攻吉林。
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后,就全面侵占东北步骤上,同军部意见不一致,并发生争执。日本军阀虽然疯狂,但不乏个别清醒者。9月 20 日,日本军部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少将,对关东军司令部参谋课长明确表示,鉴于“中东铁路的性质和目前一般形势”,可以“不向长春以北派兵”。
什么是“中东铁路的性质”?
1905 年,日俄战争次年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中规定,以长春为界,以南的南满铁路属日本,以北的中东铁路属俄国。日本人清楚记得,为保证这条铁路的占有权,苏联曾于 1929 年 8 月调集重兵,在飞机、军舰配合下,与张学良 6 万大军大战近百日,迫使张学良“恢复中东铁路原状”,即由两国共同管理。
所谓“目前一般形势”,日军军部认为,以目前关东军区区几万人,对付“绵羊般”的东北军尚可,可对付强大的苏联,并不具备条件。为防止关东军贸然行事,11 月 2 日,总参谋长金谷范三特向关东军发电命令:“如向远离嫩江的北满出兵,无论有何项理由,非经我批准,都不许出兵。”
当时,黑龙江省会设在齐齐哈尔。哈尔滨属吉林省境,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总枢纽,也是北满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因此,哈尔滨作为一块诱人垂涎三尺的肥肉,虽有日本军部的严令,关东军不便公开招惹苏联,但若由中国人代替出头,当没问题。
于是,日本关东军便让熙洽出面,支持早已被撤职的原东北军骑兵第十六师师长于琛澂为吉林省“剿匪军司令”,编成 8 个旅伪军,每旅派日军 1 个小队监军,进攻哈尔滨。
为拱卫哈尔滨,10 月下旬,冯占海率部向舒兰、五常方向挺进,一路受到热烈响应。吉林东部一带活动的绿林宫长海、姚秉乾部加入抗日队伍,冯部声威大震。
为否定熙洽伪省政府,11 月,张学良委托诚允组织吉林省临时政府。政府成立后,诚允为吉林省代主席,李振声代吉林边防军副司令,丁超代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吉林警备司令兼新编第一旅旅长。
新的吉林省政府成立,恢复了对吉林并松花江下游 28 个县的管辖权。
舒兰与榆树为进犯哈尔滨的必经之路。面对来势汹汹的两旅伪军,冯占海诱敌深入,先行放弃舒兰,退往内城。进入舒兰的伪军冯锡麟旅遂志得意满,追击冯占海部。
冯占海命姚秉乾部正面阻击,命宫长海佯装败退至五常,绕敌后包抄。在姚、宫两部展开后,冯占海率军从阿城杀来,三路夹攻,冯锡麟部伪军大乱,不顾日军督战,乱纷纷溃逃。冯占海乘势收复舒兰县城。
为保卫哈尔滨,李杜、冯占海率部进入哈尔滨。此时,哈尔滨局势日益复杂:驻哈市的东省特别区(管辖火车铁路沿线地带,省级行政区)长官张景惠已与日军暗中勾结,驻守哈市滨江镇守使兼二十八旅旅长丁超处于观望状态。李杜、冯占海多方奔走游说,力图团结多部,共保哈尔滨。
艰难工作之际,日本人“帮”了李杜、冯占海一把。熙洽根据日本关东军指示,任丁超为吉林公署高等顾问,免去原任各职,引起丁超不满。至此,李杜、冯占海终于同丁超、邢占海、赵毅等各部,达成哈尔滨保卫战一致意见与部署。
泱泱中华,屡屡为外敌小国侵略欺侮,皆因一盘散沙。实践证明,只要中国人齐了心,任何强大敌人也奈何不了。
汉奸于琛澂 5 个旅的伪军,自五常与哈(尔滨)长(春)线,兵分两路夹击哈尔滨。1 月 27 日,日军 4 架飞机飞抵战场上空助战,其中 1架,被丁超部用步枪击中,机上的日军大尉清水着陆后负隅抵抗,被义勇军战士愤而击毙,飞机被焚毁。
守城官兵发起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伪军大败而逃。
伪军进攻哈尔滨失败之后,日军决定直接出兵攻打哈尔滨。1932年 1 月 28 日,关东军驻长春第三旅团长谷部少将率步兵第四联队、野炮兵第八联队一部做先头部队,同时集结驻吉林的第二师团主力、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等大队人马北进。
日本关东军为何违背军部先前命令出兵北满?原来,日军已将苏联的底细摸了个透。
日苏宿仇已久,两国关系一言难尽。日军出兵东北最大的忌惮是苏联出兵干涉。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今村均后来回忆说:“计划中,我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这样一点上,即当我们在满洲用兵时,怎样做好万全的准备以防御来自北方的实力行动。”
苏联方面清楚,日军占领东北目的之一,是建立进攻自己的桥头堡。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只不过在道义与精神上对中国表示同情,并未像日本人担心那样出兵东北。
九一八事变前,美国在东北地区的贸易与投资有较快增长(主要是修筑西满铁路),但其在中国的利益大头并非东北,而是长江下游地区。此外,美国对日本的贸易与投资大大超过中国,对日贸易占其远东贸易额 42%,对日投资和贸易是对华的 2 到 3 倍。
更重要的是,美英法等国“希望日本以东北为跳板,北上攻苏”,
借日本力量遏制苏联;因此,九一八事变之初,美国仅仅表示“惊讶”“遗憾”,甚至认为“此事尚未能视作侵犯开洛格非战公约”,美国“并无警告日本在非战条约下所负义务之必要”。
此时的日本,犹如一个手持炸药、火把、砍刀的顽劣恶棍,闯入地球村东。村西的富豪不想招惹,极力纵容挑唆他再向东。东边的大户望着其手里的炸药与火把,生怕引火烧身,采取了退让自保的态度。
1931 年 9 月 29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苏联方面对于“满洲冲突”采取“不干涉主义”。11 月 14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季维诺夫致函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说:“苏联之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乃起自不可更改历来之和平政策,乃尊重对华条约与他国独立之信念。”
至此,日本在北满用兵已毫无顾忌了。同时,由于既无政府支持,又无国际援助,义勇军陷入孤军作战境地。
1932 年 1 月 30 日,日军由谷部少将率领的第二师团第三旅团进抵双城堡车站。早已埋伏在车站周围的东北军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指挥所部对日军三面夹击,毙伤日军数百人。31 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出击,出动装甲车、坦克和 20 多架飞机参战。赵毅旅官兵伤亡 700 多人,撤至上号一带,未经休整,又投入战斗。
二十二旅双城堡之战给日军长谷旅团主力以重创,故日军攻占双城后,对自卫军实施野蛮报复,将负伤未来得及撤出者全部刺死,连阵亡官兵的尸体也不放过,残忍地剖腹、挖心、剜眼,曝尸一周。
31 日,各将领在哈尔滨举行军事会议,联合组成吉林自卫军。公推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王之佑(吉林警务处长)为前敌总指挥。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展开。
自卫军成立当日,李杜所部在老少沟痛击日军,击翻铁甲车 2 辆,歼日伪军 600 余人。
2 月 4 日,日军对哈尔滨各防线发起总攻击,自卫军拼命死守,奋勇杀敌。终因武器落后,西线、南线相继失守。
李杜亲赴前线,组织第二道防线,众将士浴血拼杀至夜间,暂时守住市区。2 月 5 日,日军攻占哈市火车站,突入道里。自卫军全线告退,北满重镇哈尔滨遂陷敌手。
哈尔滨保卫战同马占山江桥抗战一样,是中国守军(义勇军性质)一次大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尽管吉林自卫军各位首领此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在哈尔滨保卫战贡献,应当载入史册。
李杜退出哈尔滨,率部至宾县、方正一带坚持抗战。在其极困难之际,熙洽等汉奸曾 4 次派人劝降,李杜痛斥游说者:“只有杀敌李杜以光我中华民族,决无降敌李杜以污我中华战史。”
1933 年,李杜率残部经苏联回到内地,与诸多将领联名具呈蒋介石,提议策动义勇军扰乱日军与伪满军、中央出兵关外、内外策应等策。蒋介石答称“事关抗日举动,应由中央统筹兼顾”。亲上庐山递呈的李杜对蒋介石的敷衍极为失望,写了《牯岭小住》一诗曰:
转战归来只此身,
茫茫沧海劫余尘。
欲识庐山真面目,
几度徘徊看白云。
至此,李杜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虽 3 次欲返东北参加抗战,均因国民党及日方阻挠而未成行。此后他积极参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贡献。
冯占海在哈尔滨失守后,退往方正,转战下江、香坊一带,后率部南下,队伍扩大至万余人。他将吉林自卫军改为吉林义勇军,向省城吉林市发动攻击;但终因孤军作战,后援不济,辗转进入热河,参加热河保卫战与长城抗战。
吉林抗日义勇军后被张学良改编为六十三军,冯占海为中将军长。张学良下野后,冯占海遭排挤,脱离军界。1963 年,冯占海去世,享年 65 岁。
赵毅原为东北军二十二旅第六六二团团长,在旅长苏德臣投降日伪后,拒不附逆,继任旅长。熙洽为轻取双城,曾多次派人对赵毅劝降。赵毅将计就计,虚与委蛇,在日军攻击双城前,一举击溃监视己部的伪军刘宝麟旅。赵毅后来参加淞沪抗战,曾任国民党陆军一二〇师中将师长、副军长,积极参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毅任内务部参事。
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在哈尔滨失陷后,率部与进犯的哈尔滨日伪军大战于珠河。1932 年 4 月,义勇军反攻吉林,邢占清被委以中路副总指挥。珠河一战,中路军虽歼日伪军数百,但伤亡 200 余人。1933年 7 月,邢占清率部进入苏联,后辗转入新疆,不幸遇害,实为抗日英烈。
在抗战血与火的残酷与牺牲面前,上述原东北军将领,尽管政治信仰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人,但他们在外寇入侵时,凛然冲天的民族大义,以及付出的鲜血与牺牲,却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是他们得以载入中国共产党光荣抗日史册,并被人民敬仰纪念的主要原因。
大浪淘沙。确有部分东北军将领,在抗日的路上只走了半程或小半程。
1932 年 11 月下旬,日军以 3 个师团的兵力向松花江下游进犯。在日军强大攻势面前,丁超、王之佑先后投敌,所属部队尽被缴械。
丁超降日后,先后任伪通化、安东省长,虽极力媚日,但日军并不完全相信他,最后调任他为伪参议府参议——正是此前日军想调其为吉林省公署高等顾问同样的虚职岗位。那时处于动摇状态中的丁超,就因此而加入反日自卫军。由此可见,怀抱谋私之心抗日者,终不能久长。“八一五”后,丁超被苏军逮捕,后被遣返中国。20 世纪 50 年代初,丁超病逝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据说,王之佑凡事善于计算。投降日伪后,曾任伪满陆军训练学校校长、伪满第一军管区司令。“八一五”后亦被苏军逮捕,后遣返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到 1961 年获赦出狱。近 12 年的汉奸生涯,换来了 16 年的囚徒生活以及终生摘不掉的汉奸帽子,看来,王之佑的人生之账算得并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