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当年的马贼与中尉

在日本侵华史上，田中义一的名字占有重要位置，是与其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密切相关的。

田中义一曾参加过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他担任“满洲军”作战参谋，后来逐步晋升为日本陆军大将。在中国东北的较长时间，田中义一出过一个册子《滞满所感》，核心观点是“大陆扩张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俄战争期间，田中义一干的一件事，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4 年，马贼张作霖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罪名捕获。在要将其枪毙的当口，日本陆军中尉参谋田中义一向司令官福岛安正少将请命，从枪口下救出了张作霖。 20 年后，马贼张作霖成了中国“东北王”，中尉参谋田中义一成了日本第二十六任首相。

1927 年，受命组阁的田中义一上任伊始，第一件大事就是主持“东方会议”，讨论“满蒙问题”，制定对华政策纲领。7 月 25 日，田中义一向裕仁天皇呈送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奏报，史称《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中，至今令中国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个侵略纲领的核心是：第一步，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第二步，以“满洲”为基地向整个中国扩张。再以后呢？“奏折”描绘的前景方略是“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国侵犯”。

再以后的第三步，便是以富庶的广大中国为基地，向东南亚进军，使整个东南亚成为日本的疆域。弹丸岛国制定出如此猖狂的扩张计划，不能不使世人惊掉下巴。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人果然这么干了。

不过，“务实”的田中义一采取了稳步推进的策略：“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张作霖同日本，尤其是同田中义一的关系，一言难尽。在群雄并起、军阀割据的乱世，张作霖从一个马贼成为独霸一方的枭雄，与其同日本人的勾结，以及获得日本的支持是重要因素。但是，日本人绝不做亏本的买卖。某种意义上说，奉系军阀的坐大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渗透同步增长。

在田中义一进入日本首相官邸那一年，张作霖也从东北打入关内，住进了北京顺承郡王府，成立安国“摄政府”，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对攫取东北，日本有两套方案：一套是田中义一内阁的“内科方案”——慢火煮青蛙；一套是日本军部的“外科方案”，直接用武力解决。比较起来，田中的方案更为老谋深算。

田中方案的第一步，是让张作霖同意日本承建 5 条铁路：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吉林至五常、洮南至索伦、延吉至海林。这 5 条铁路一旦完成，日本势力在东北将似蛛网一样铺开，包括日本未曾涉足的吉林、黑龙江腹地也难幸免，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就会被日本死死卡住。田中义一的全权代表、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傲然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田中义一说：“张作霖如我弟弟。”张作霖也知道，欠债早晚要还的，但当他看了山本条太郎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后，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签上一个“阅”字后，步履踉跄，一夜之间，憔悴了许多。张作霖爱东北，也爱张家，于公于私，他都不能批准这个协约，于是采用了多年惯用的搪塞、拖延战术，总算保住了最后的底线与骨气。

田中义一胸有成竹地不断向张施加压力，日本人也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兵法最高境界。田中自以为有信心与条件最终逼张作霖就范，不承想一旁惹恼了日本关东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关东军上哪儿吃饭？

其实，早在 1927 年的“东方会议”上，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就表达了不同意见：“满洲问题非以武力不能解决，武力解决应成为国家方针。”面对不肯就范的张作霖，出面的不是继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而是高级参谋河本大作。1928 年 6 月 4 日，河本大作在沈阳皇姑屯制造爆炸，将张作霖乘坐的那辆慈禧太后的花车炸翻。张作霖被炸出三丈远，不治而亡。爆炸事件的具体操作者是时为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大尉中队长、后来被称为“满洲开拓团之父”的东宫铁男。

河本大作明知除掉张作霖是村冈长太郎的意愿，之所以亲自策划暗杀，是防止“万一的时候，不要给军方或国家负任何责任，而由（我）一个人去负一切责任”。河本大作暗杀的目的很明确：“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今日人们之所以要由张作霖统治满洲，就可以维持其治安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陆军大佐河本大作的背后是以村冈长太郎为代表的整个关东军。河本所说的“今日人们”指的就是田中义一。内阁要玩傀儡游戏，少壮派军官就要将田中手里的傀儡张作霖彻底砸碎。

河本暗杀张作霖的目的，是要使东北军群龙无首，产生内乱，好让关东军乘机占领东北。好在张学良很快由北京（着士兵服装，混在运兵车厢中）秘密潜回。“我父亲早就死了，但那时没有公布。”张学良说，“我父亲的图章还在，我会写他的字。所以下的所有命令都是我下的，等到把这些事情都安置好了，才宣布我父亲死了。” 正因为张学良接管了军政大权，控制并稳住了东北军，关东军才未敢轻举妄动。

河本制造爆炸案不仅仅炸死了中国东北王，同时也炸塌了日本田中内阁。得到消息的田中流着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一切都完了。”田中伤心的主要不是傀儡张作霖之死，而是日本军部自此脱离内阁控制，走上了自我意志的道路。

河本擅自暗杀的行为是典型“下克上”，实质上是日本关东军踢开内阁重要的一脚。在军部与内阁的角力中，天皇裕仁再一次站到了军队一边。

“裕仁已经认同了陆军的处理方针……相关者仅仅给予了行政处罚。”而对于内阁，“当田中首相第二次非正式报告时……裕仁已决意要责备田中首相，让田中内阁辞职”。

通过甲午、辛丑及日俄战争，日本在中国获得了以往做梦都想不到的巨大利益与财富，继而日本军阀对战争掠夺的狂热达到了沸点。以巴登巴登 11 人集团为核心扩张开来的法西斯组织疯狂蔓延。整个 20 世纪，日本军队中出现了 100 多个法西斯团体。人数最多最重要的两个团体为“一夕会”与“樱会”，突出特征是云集了众多佐级与尉级下层所谓有志、能干的少壮派军官。

成立于 1929 年的“一夕会”中，除了河本大作，还有后来弄出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惊天事件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这三人的关东军“三羽乌”。成立于 1930 年的“樱会”中的军官，相对职务要更低些，但更年轻，更狂热，以桥本欣五郎为核心。

“一夕会”与“樱会”等组织的运作规则，有些类似中国的帮会，一般以入会资历决定尊卑秩序。虽然一些军官在军界的军衔不高，但在“一夕会”与“樱会”中，却可以指挥军衔高于自己的军官。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热血青年，都想用热血为国家与民族的前进开辟理想的道路。令人遗憾的是，日本这些青年用热血走的却是损害与毁灭他国与民族的一条邪恶之路。

土肥原贤二，1913 年进入中国北平特务机关后，在中国整整活动了 30 年，是个中国通，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能说流利的北京话，还会几种中国方言。土肥原是要用中国文化陶冶情操吗？这是他一开始给中国上下的印象。实际上，他是要熟悉中国政治，要同中国军阀和政要建立个人关系。果然，他给张作霖当了多年顾问，又给阎锡山当顾问，并被阎锡山奉为座上宾。他不仅将中国军阀的内幕瞧了个透，而且对中国的重要山川河流了如指掌。

强大的对手，不光是敢于搏杀、勇于牺牲的志士，更可怕的往往是工于心计、善于谋略的敌人。后者的巨大破坏力远远超过一个庞大而整齐的师旅。

土肥原还是士官生时就长于地图测绘。20 世纪 20 年代，他多次在山西各地旅行，尤其对雁门关、桑干河一线非常上心地侦测和勘察，详细记录了重武器可通过的地点，为此吃尽了苦头。为了久居中国，他甘愿影响个人晋升。七七事变后，当日本重武器突然从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钻出来时，国民党守军大吃一惊，自己对山西地形远不如日本人熟悉。

日本军阀大多都懂中国《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因而居心叵测的，大有人在。巴登巴登集团 11 名骨干中，多数人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早在 1914 年就踏上了中国土地，1925年当上了孙传芳的高级军事顾问。1926 年 7 月，当时直系军阀南昌指挥官卢香亭把一大堆作战地图交给冈村宁次时，他如获至宝，立马舍弃了全部行李，带着这些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坐在一条小木船上秘密潜逃，辗转回到日本，交给了参谋本部。后来在武汉会战中，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曾表示，中日双方军队在同一地点交战，中国军队手中的地图，还没有日军手中的地图准确。

早在 20 年代初，被派往中国的石原莞尔，处心积虑地利用一年多时间，考察了湖南、四川、上海、山东等地，搜集政治、经济与军事情报，形成了“大陆扩张”侵略的战略构想。据说，石原热衷于化装成中国人四下侦察。一次，他扮成装卸工，扛了半个月麻包，却被警察抄走了最后一个铜板。

石原莞尔被称为“日本陆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大脑”、日本杰出的战略理论家，著作颇丰。他的《现在和将来的日本国防》和《战争史观》，被列为日本陆军大学的教材。石原最重要的战略扩张思想是：“满洲对日本的重要性，即使与世界为敌也不足惧。”因为日本可以从“满蒙”获得战争需要的大量物资和经费。因而石原的思想，成为日本侵占东北的战略指导。

在侵占东北这一方针上，石原莞尔是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929 年夏秋季，石原莞尔以游山赏水为名组织的两次日本关东军参谋大旅行，不仅让少壮派军官的思想达成统一，也完善了具体方案。

这年 7 月的“北满旅行”，石原莞尔从长春前往哈尔滨，重点研究哈尔滨攻防作战问题；而 10 月的“辽西旅行”，主要研究未来日军在锦州地区作战问题。

石原莞尔后来被日本军政界称为“冷静的战略家”，又因为成功预判东条英机当政日本必败，而被称为“恐怖预言家”。在日军占领整个东北后，石原莞尔被挤出了东条英机当权的军政府。主要原因是，他力主日军撤回长城以北，第一步先全力经营“满洲”，不要急于向中国内陆进军，同中国全面开战。因为以目前日本的国力，征服偌大的中国是无望的冒险。征服中国的目标不变，但要慢火煮青蛙。

这一点倒是与中国战略大家蒋百里对中日之战的看法——“中国对日本不怕鲸吞，只怕蚕食”，颇为吻合。后来曾有人分析，假设日本军政府全力经营东北，不拉长战线，历史恐怕会改写。但是，历史不容许假设，侵略者的贪婪野心，靠理智是无法扼制的。

日本军界素有“石原之智、板垣之胆”的说法，其中的板桓，就是指日本关东军“三羽乌”首领板垣征四郎。可以说，石原莞尔的方略与计划只是一堆稿纸，是板垣将其变成了行动。上述日本关东军参谋大旅行的团长是板垣，拉上石原的也是板垣。自参加 1904 年的日俄战争、开赴中国东北始，到 1948 年作为 7 名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之一，几十年来，板垣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用在了侵略中国，以及日本扩张的阴谋与嗜杀中；虽然，在军阀争权夺利的倾轧中，板垣时而被冷落，一度被边缘化，但他尚武好战的疯狂，始终未有消减过。

还有那个九一八事变时，擅自下令向东三省发动侵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是一个以“效忠天皇”为最高荣誉、以“日本帝国利益”为最高目标的战争狂魔。即使在畏罪自杀前，他仍然极力袒护天皇裕仁，反咬东北军一口，为日本的侵略行为寻找理由：“当时关东军数目只有 1 万余人，中国兵力约 20 万，如不及时采取行动，我军有被歼灭之虞。”

还说土肥原：在最后上绞刑架前，他竟然高呼“天皇万岁”“大本营万岁”，法西斯主义可谓浸透了他的骨髓。

诸多学者认真研究了日本昭和时代军国主义迅速崛起的原因，查找日本法西斯主义疯狂成长的“土壤”。一部名为《啊，野麦岭》的日本电影，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真实情景，其中一个镜头：衣衫褴褛的缫丝女工听厂长说“我们出口的丝换回了军舰大炮，在对马海战中消灭了俄国舰队”时，马上欢呼起来。

当日本疯狂的军国主义集团，在皇权的纵容与支持下强势崛起，当这种法西斯狂热席卷岛国民间，战争扩张成为民族意识与行为时，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古老而沉睡的中国，在磨刀霍霍的强敌面前，你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