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带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黎峰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发展新阶段，面对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严重冲击，我国作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旨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实践方向。

依托国情优势，提升内生发展能力

通常，大国的国内市场空间更加广阔、工业体系相对齐全、区域间发展纵深明显，具有小国无法比拟的内生发展优势。一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较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尤其是伴随着国民收入水平提升而出现的国内消费规模扩大及消费结构升级，将释放出相当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二是产业供给配套优势。由于拥有更加完整的国内产业体系，大国的供给配套能力也相对更强。三是国内发展梯度明显的专业化分工优势。国际经济发展史表明，后发国家尤其是拥有广阔国内市场空间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依靠本国的专业化分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成功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关键在于选择了基于内生发展能力的开放道路。反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模式，主要借助国际大循环来弥补自身存在的资金、外汇“缺口”乃至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供给配套、消费市场发育等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满足以下必要条件。一是要素禀赋优势明显，即国内拥有大规模诸如技术、人才、营销渠道等高级生产要素，具备较强的国内外资源要素整合能力。二是深度参与国际贸易分工，在全球中间品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等领域占据相当份额。三是国内高级要素培育与全球资源整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即在国内要素禀赋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整合全球资源要素，通过对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进一步提升其内生发展能力。

要疏通“堵点”，更要畅通“节点”

新发展格局助推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更加强调内生发展能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内生发展能力与扩大对外开放的有效互动和相得益彰。国内价值链分工及资源整合，有利于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质量效益；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的充分发挥，将对技术、知识、人才等国外高级生产要素产生更强的“虹吸效应”。此外，国内资源整合及统一大市场将显著增强对国外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由此进一步强化本国的内生发展能力。

当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要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解决一些问题和短板。

一方面，国内大循环各环节的“堵点”依旧存在，制约着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在生产环节，尽管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但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及设备等中间品的进口依赖程度仍然较高。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生产配套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跨国公司在华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一旦跨国公司加快全球供应链布局调整，“中国制造”随时存在“断链”风险。在消费环节，由于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市场壁垒，最终消费需求的实际规模受各种预防性储蓄需求、基本民生需求及最终品进口需求的影响而大打折扣。在分配环节，居民收入份额及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很大程度上导致最终消费持续低迷。在流通环节，我国仍存在现代流通体系发展相对滞后、大型商品批发市场等流通类载体相对较少、流通技术手段及运营模式相对传统等问题。较高的地区间流通成本，不利于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及资源要素的充分整合。

另一方面，衔接“双循环”的“节点”功能发挥受限，不利于内生发展能力与高质量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例如，直接衔接“国内生产配套”与“国外市场消费”的国内专业市场，普遍存在营销模式陈旧、物流成本偏高、内外贸易市场转换成本较高等短板；依托国内市场优势汇聚国外高级生产要素的外资总部经济，面临着技术溢出效应较弱、本地产品创新性不足等问题；基于国内要素禀赋优势整合国外资源的对外直接投资，因近年来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存在着对外投资风险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布局有待调整、结构有待优化、绩效有待提升等问题。

实现对外开放，与内生发展齐头并进

新发展格局助推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依托国内生产配套及市场资源有效整合推进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与内生发展能力提升两方面齐头并进。为此，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扩大内需，着力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各类“堵点”，推进国内资源要素整合。同时，在产业链自主可控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内专业化市场、外资总部经济、对外直接投资等“节点”功能，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国内产业资源整合。彻底打破地区封锁、行业垄断、贸易壁垒、部门保护主义等各种形式的要素流动障碍，以加快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京津冀地区等区域一体化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推动地区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协同发展。

第二，以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国内有效需求。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水平，特别是要改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长期偏低的现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预期以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加快税收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以增强消费力度。

第三，以国内市场优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为依托，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在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和重大装备等方面的瓶颈，集中国内产学研优势资源联合攻关，推进新技术、新工艺应用和新产品、新服务的推广，进一步提升供给配套能力及本国产品技术含量。

第四，以“前店后厂”的专业化市场沟通国内外循环。以产业集群形式的“后厂”，整合国内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资源，实现国内大循环的良性运转；通过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等形式，积极将“前店”向国际市场延伸，持续为国际生产网络提供高质量的中间品和最终品。

第五，以市场容量及营商环境优势集聚国外高级要素。在加快整合国内资源、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园区建设为契机，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积极引进跨国公司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心等各种总部经济形态，加快国内外高端人才、数字平台、商业服务、科技中介等创新要素资源集聚。

第六，以打造自主可控产业体系为目标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在继续加大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导向型、技术导向型投资布局的同时，通过境外园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形式，加大我国优势产业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步伐，不断壮大中国制造的海外供应链体系。

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