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汉羌百年战争的受益人？
不间断的少数民族侵扰

如果说西汉最大的外患是匈奴，那么东汉最大的外患就是羌乱。羌人曾在西汉宣帝时期就作乱，老将赵充国对屡次侵犯边郡的先零羌就地打击；到了东汉时期，东汉与羌人又开始交战，陆陆续续打了百余年，直到东汉末年，羌乱犹未平息。

羌，在汉藏之间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华夷之辨”，认为整个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华夏人，或者叫“诸夏”，生活中原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礼仪、服饰与生活习惯；另一种是蛮夷人，与华夏人是相对立的。“蛮夷”与“华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上。

古中原之地，四方有所谓“羌、胡、夷、狄”。其中，“羌”是西方的少数民族总称，即西羌，主要居于青海草原，其种类很多，有研种、烧当、先零、白马等。汉朝时期，羌人的活动范围囊括了今天甘肃、青海以及四川等许多地方。“羌”是一个象形文字，是“人”和“羊”的合体，近代发现的商朝甲骨文中有这个字，说明在当时就已经有“羌”这个族群了。根据《说文解字》的注解，“羌，西戎牧羊人也”。

西汉宣帝和元帝时，西羌进攻甘肃一带，被汉军击败。之后羌人不断内徙，其社会结构和民族特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将安定、西河、上郡等地的羌人称为“东羌”。到了东汉，“西羌”就是专指羌人中内迁定居于陇西诸郡的一支。

史学家王明珂先生认为，要把羌族及其文化放在汉藏两大民族文化系统中看待，羌族就像是汉、藏间的变色光谱，愈往东南，这儿的羌族便愈像汉族；愈往西北去，当地的羌族就愈像藏族。

内附的羌人

羌族内徙大致分三种情况：一是西羌豪酋主动请求内属；二是西羌豪酋进犯内地，但在战争中被俘或投降；三是汉军出塞进攻羌人，降俘入塞。羌人不间断地内徙一直持续到西晋，那时内徙的羌人主要分布在今陕西南部、西南部以及甘肃境内，十六国时，羌族姚氏聚集族人在关中建立了后秦。

汉光武帝统一西北地区后，如何处理原先依附于隗嚣（新朝末年地方割据军阀）的羌人成了老大难的问题。从安抚的角度考虑，光武帝最终采纳了司徒掾班彪的建议，设立了护羌校尉，并授予部族首领封号及官印。同时，朝廷允许羌人内附，许其迁入关内定居西北四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

先零羌与诸种寇金城、陇西，来歙率盖延等进击，大破之，斩首虏数千人。于是开仓禀以赈饥乏，陇右遂安，而凉州流通焉。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四》

内附的羌人并没有消停，武装行动频繁，与当地的汉人时常发生冲突，加之西北地方官多数残酷苛暴，导致羌人反抗此起彼伏。建武十年至十二年（34—36），先零的酋豪与其他羌人部族勾结，再度进犯金城、陇西、临洮一带，光武帝先后派中郎将来歙、陇西太守马援率兵击破。马援将归服的羌人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分散治理，陇右得以保持相对平静。

建武中元二年（57），光武帝刘秀病逝，内附的羌人中实力强劲的一个部落分支——烧当羌反叛汉朝，进攻陇西郡，拉开了羌人与汉帝国百年战争的序幕。汉明帝刘庄继位后，对羌人软硬兼施，虽然汉羌之间紧张的攻战稍有缓和，但小规模的冲突却不断。一系列冲突并没有引起东汉的官方重视，很快从星星般的野火烧成了燎原之势。

“烧当羌之乱”从建武中元二年（57）一直持续到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并且愈演愈烈。东汉对烧当羌迷吾、迷唐父子的征伐，耗费巨大。公元101年，烧当羌首领迷唐率兵回到赐支河曲（今青海贵德县以西、共和县以南区域），接近汉朝边塞，护羌校尉周鲔和金城太守侯霸率兵三万出击，打败了迷唐。迷唐越过赐支河首（今青海西南玛多、玛沁等县境的黄河）远逃，投靠了发羌，至此，烧当羌算是瓦解了。多年后，迷唐病死，他的儿子来隆前来归降汉帝国，部众已是稀稀落落。

无尽的羌乱

终于，烧当羌暂时消停了，但羌人的另一个大部落——丁零羌又闹腾了。这场叛乱持续了十一年，又耗费了汉朝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到了安帝永宁元年（120），东汉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倾全国之力，一鼓作气彻底解决羌乱的问题。朝廷派出名将马贤和赵冲，率精锐部队和大量物资前往西北，和各个闹事的羌人部落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拉锯战。

安帝永宁元年（120）六月，护羌校尉马贤率兵一万去往张掖讨沈氐羌（西羌的一支），斩杀一千八百余人，俘虏了一千余人。后来，烧当羌听说马贤大军返回了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市西），又联合烧何羌进攻张掖郡，杀害官吏。

安帝建光元年（121），烧当羌的忍良等一众人因不满马贤对麻奴（烧当羌部落首领东号的儿子）兄弟的态度，率部侵犯湟中、金城郡；同年八月，马贤率军回击但未能取胜，于是麻奴等人趁势进攻武威，最终马贤只能采用招抚引诱之计，使麻奴南返湟中。

安帝延光元年（122），马贤追击麻奴至湟中，大破西羌军，麻奴在部下逃散后，只能率领残部投降汉阳郡太守耿种。

顺帝永和三年（138）十月，烧当羌首领那离等人再次叛乱，率领三千余骑兵入侵金城郡，但被马贤击败。

顺帝永和四年（139）四月，马贤率军讨伐烧当羌，那离被斩首，烧当羌一千二百余人被斩杀和俘虏。

长年拉锯战的结果是，羌人非但没有被完全扑死，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顺帝永和六年（141），马贤中伏阵亡；建康元年（144），赵冲也战死。至此，东汉终于认清了一件事，他们陷入了羌人的陷阱里，不断从内地调兵长途跋涉与羌人对抗是行不通的，反而应该用当地周边的武装力量去对付羌人。

于是，东汉开始在河西四郡选拔优秀的将领和士兵，给予了当地的将领和太守很大的自主权，让他们带兵对抗羌人。后来河西四郡就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将领，如段颎、皇甫规、张奂（被时人称为“凉州三明”）等，他们带领河西四郡的勇士把羌人修理得嗷嗷叫。但很快，这种政策的副作用开始显现了。

豪强割据势力抬头

从汉安帝后，凉州地区开始爆发类似周期性的羌乱，大规模的有四次：

汉安帝时期（107—118）第一次羌乱

汉顺帝时期（139—145）第二次羌乱

汉桓帝时期（159—169）第三次羌乱

汉灵帝时期（184—214）第四次羌乱

公元184年爆发的第四次羌乱，与前几次不同，那时随着东汉统治走向崩溃，原本躲在幕后的河西四郡地方势力再无顾忌，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在和羌人作战的过程中借机壮大自己的势力，开始在西北割据，部分势力甚至和羌人合伙祸乱西北边境。以韩遂、马腾为代表的凉州豪强很快实现了割据一方的愿望，凉州也成为黄巾起义后首个实现独立的地区，成为东汉王朝彻底瓦解的先声，该地区的割据直到三十年后曹操西征才落幕。

汉灵帝时期，无论是讨伐鲜卑檀石槐，还是镇压黄巾起义，都过于依赖凉州地方武装，其间崛起了两个最重要的力量——皇甫嵩和董卓。在关东士人的认知里，以镇压羌人名义起家的凉州军阀已与羌人无异，东汉公卿甚至把董卓麾下的凉州军士都称作羌胡杂种。接下来的发展就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大军阀董卓越来越骄横跋扈，以公然抗命著称于世。公元189年，汉灵帝逝，外戚何进与宦官矛盾激化，董卓趁机进军洛阳，控制了朝政，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东汉帝国名存实亡。

外戚、宦官、羌乱，堪称东汉后期的三大痼疾。如果说外戚和宦官乱政，标志着东汉皇权在中央层面受到严重侵蚀而衰落，那么羌乱反复爆发，凉州地方豪强借羌乱之手，与东汉朝廷展开利益博弈，则最终导致了东汉地方秩序和中央集权的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