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议”到“党锢之祸”
宦官抱团迎战世家大族

“党锢之祸”是指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权利争夺的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党锢之祸”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告终，反宦官人士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残酷镇压。

禁锢，主要指禁锢其身不得出仕。对文人而言，受“禁锢”之罚如同宦官遭到阉割之辱，有志之士对参政议政望而却步，东汉政坛再无“新生力量”。

“清议之风”兴起

从汉武帝开始，统治阶级开始重用儒家思想，提倡经学，儒学成为主流思想，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修养的儒生，儒生逐步成为官僚集团的中坚力量。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些累世治经学的世家大族，大部分的太学生出于此。汉安帝、汉顺帝相继扩充太学，笼络儒生，例如顺帝时，仅太学生就多达三万人，精舍（私人学校）和地方郡国学的学生数量更多。于是，儒生和世家大族逐渐成为有近似政治立场的利益集团。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势力交替掌权，而本该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成为两者的争夺对象和弄权工具。无论外戚还是宦官，想要掌权都必须拥立便于掌控的幼主，但他们手握权力却不顾大局，为私利贪残无道，使得东汉政权日益腐败，社会动荡不安。

由于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权，扰乱了选举制度，太学生等儒生上进无门。面对政治腐败的黑暗现实，由儒生和世家大族组成的官僚集团和太学生推动了“清议之风”，他们从品评人物发展到议论国事，对东汉后期的政治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清议”也成了东汉后期知识分子（官僚士大夫）等评论政治和人物的一种时论。

洛阳的太学是当时“清议”的中心，因此清议又被称为“太学清议”。善于清议的士人被看作是天下名士，杰出人士被冠以“三君”“八俊”“八顾”等称号。“三君”指被标榜为一代宗师的窦武、刘淑、陈蕃；李膺等八人被标榜为人中英杰，号称“八俊”；郭泰等八人被标榜为道德楷模，称为“八顾”。

寄生于皇权的宦官团体

自汉和帝开始，东汉的皇帝大多短命，继位者基本上是少年天子。由于帝王年幼，后宫顺理成章地成为皇权的代言人，外戚的势力顺势增长。外戚势力的壮大阻碍了皇帝直接使用权力，于是夺权成了皇帝长大后唯一的想法，但朝臣忠奸不可辨，环顾四周，只有贴身伺候的宦官看似可以依靠。因此皇帝成年后，开始依靠宦官从外戚手中夺权，摆脱外戚的控制。不过，这样一来，大部分权力又落入了宦官势力手中。从汉和帝开始，和宦官合作成为东汉无权皇帝的首选。

相较于秦朝，东汉的宦官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团体。从郑众到十常侍，东汉掌权的宦官大部分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他们十分机警，能做皇帝的智囊团成员。

宦官势力的崛起对外戚和朝臣士大夫这两大势力影响最大，宦官完全依附于皇帝，自然而然成了最好的工具人，被皇帝用来制约外戚和朝臣。宦官产生于权力，服务于权力，就是服务人员的定位，若不是皇帝的原因，他们永远在社会的底层。东汉特殊的政治土壤造就了宦官集团的势力壮大，使他们成为皇权政治的代表，并且逐渐影响到了外戚和士大夫阶层的势力范围。

反宦官斗争与“党锢之祸”

官僚士大夫上书苦谏，要求整顿吏治，对时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只可惜没有奏效，白马令李云还因奏疏言辞激烈获罪致死。太学生在各地揭露和抨击宦官的罪行，并与官僚相互依托，赞扬不害怕宦官的大臣，贬斥畏惧宦官权威和谄媚宦官的官员。他们称自己和不惧宦官、外戚的大臣为“清流”，称谄媚宦官的官员为“浊流”。这种清议可以说是官僚集团的政治“公论”，大家试图通过舆论的力量来反对外戚，特别是宦官，希望以此澄清政治，挽救东汉王朝。再接下来，反对宦官、外戚的官僚士大夫开始利用职权，直接弹劾掌权宦官，甚至诛杀其党羽。从延熹六年到八年（163—165），在官僚士大夫的弹劾和太学生的努力下，宦官侯览、具瑗相继被罢免。一时之间，大小宦官纷纷匿迹，不敢走出宫门。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翼新诛，而徐璜、左琯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

——蔡邕《述行赋·序》

宦官并不甘于失败，延熹九年（166），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诬告李膺与太学生结为朋党，诽谤朝廷。汉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李膺，并在全国排查逮捕关联人，宦官借此制造冤狱牵连200多人。后来在一众士大夫的营救和舆论的压力下，李膺及其他党人被放归田里，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建宁元年（168），汉灵帝继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间大多认为，贤人在朝，重回太平盛世就有希望了。可不幸的是，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人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窦太后在他们的怂恿下多次乱下命令。虽然窦太后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了宦官管霸、苏康等，却保护了曹节等人，不愿处罚他们。残余宦官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14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随即兴起大狱，追查士人一党，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各地陆续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有600多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八年之后的熹平五年（176）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汉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处死了曹鸾。接着，汉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瞬间扩大，波及了更多无辜者。

世家大族笑到最后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和豪强至少还是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经历几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进而激起了民变。

中平元年（184）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之前处置的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中平六年（189），汉灵帝病死，少帝刘辨继位，外戚何进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何进图谋诛除擅权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反被宦官诱入后宫杀害。为替何进报仇，世家大族出身的袁绍领兵冲入皇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结束了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史称“十常侍之乱”。最终还是世家大族获胜，获得了历史的解释权。

当皇帝在关键时刻使用宦官时，就赋予他们权力，却忽视了政令落地后的影响。最终，士大夫、豪族离心，黄巾之乱爆发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用“饮鸩止渴”来形容东汉皇帝们是最恰当不过的。

“清议”虽然没有挽救走向衰败灭亡的东汉，却在士大夫的仕途进退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汉选举官员的主要依据是乡间声望，善于清议之人对人物的褒扬或贬斥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人物的声望。只可惜“清议”发展到后期，士大夫为了抬高声望，开始沽名钓誉，忘记了“清议”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