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的文化大工程
政治专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文化专制

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剔除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人，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教育的主体内容。

到了东汉时期，出于进一步维护统治地位的需求，汉灵帝下令校正儒家著作。作为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熹平石经》便是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至光和六年（183），共46块石碑，每块石碑高3米多，宽1米多。刻成后，石碑立于当时洛阳城开阳门外太学所在地，因此又叫“太学石经”。由于石经是用隶书一体写成，字体方平正直，也被称为“一字石经”。

帝国统治下的“一种声音”

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一直延续到汉代末年。“经”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典籍，二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儒家经典本为古文篆字所写，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损失巨大，因而西汉流行的儒学多无旧典文本，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再由从习经生记录下来，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于当时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为“今文经”。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旧宅时，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大批儒家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战国时期山东六国）的蝌蚪文书写的，因此被称为“古文经”。

由于今、古文经在篇章、文字上都有较大出入，因而产生了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对经文的不同解说是两大学派间的根本分歧所在。今文经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而古文经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虽然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反对讲灾异（一些异常的自然现象）和谶纬，注重实学。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派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属于官学，反倒是古文经成了“在野巨儒”的私学。但古文经学也一直在争取成为官学，以期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从而打破今文经学家垄断学术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学术之争的范围，成了政权在经学领域的延伸。

文化工程，思想专制

既然被定为官学，那么儒学一派就要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东汉时期，汉灵帝派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石书，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就是《熹平石经》的诞生。

《熹平石经》的落成轰动全国，“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石碑刚完工之时，每天前来参观摹写的车辆都过千，连道路都堵塞了，可见其影响之大，观学者之众。《熹平石经》规模浩大，气势恢宏，引领了其后历朝历代以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工程。此外，石经精严端庄的字体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珍贵资料。

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

——《隋书·经籍志》

《熹平石经》问世的第一功臣是蔡邕，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在校书时发现经书因为辗转流传日久，文字出现了很多错谬，他和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 ，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上书汉灵帝，要求正定《六经》文字。

另一位重要功臣是宦官李巡，李巡虽身为宦官却博学多才，曾注过《尔雅》。他认为诸位博士监考甲乙科（泛指科第，根据条规考核确定次第等级），都互相不服气，为了一争高下不惜泄题徇私，甚至有人贿赂兰台（当时的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在所藏的书经上作改动，把符合自己这派经意的文字写上去，以求获得承认，于是李巡向灵帝请求自愿与诸位大儒共修《五经》文。现在能看到的汉石经残拓中有“巡欲凿石正书经字立于太学”的字样，其中的“巡”即李巡。

可惜《熹平石经》立后不久，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遭破坏。北齐时期，高澄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城，然而石碑中途落水，运达目的地后已不存一半。隋朝开皇年间，石碑又被从邺城运往长安，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经几度损毁后，唐贞观年间，魏徵去收集残存石经时，石碑已毁坏殆尽。

汉代隶书之典范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从繁到简的演变历程，最大的一次变革就是从秦统一文字后使用的小篆简化为简单易写的隶书。因为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文字简化和美观变得重要，这为隶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书写隶书盛行于汉代。

蔡邕为才女蔡文姬之父，东汉末年的大儒，才华横溢，除通经史、善辞赋之外，又精于书法，擅篆、隶书，尤以飞白枯笔闻名于当时，深受后世喜爱，其书法更是被《书断》评为“妙有绝伦，动合神功”。据记载，汉灵帝曾命人修建鸿都门，工匠们在墙上用刷白粉的扫帚写字，蔡邕深受启发，便创造了飞白体。飞白体一笔一划，丝丝露白，好像是用快要干枯的毛笔一气呵成的，在当时是一种独特的书法字体，也被后世书法家所酷爱，影响甚远。

蔡邕领衔书丹的《熹平石经》，字体严整匀称，宽严得体，然其法度森严，中规入矩，体现了汉代隶书的大成之势，被当时的书法学习者推崇为书法的典范。直到清朝，它仍是隶书的标准。

书法的“法度”：后人学习前人的汉字书写规则，主要包含笔法、笔势、形式等要素。

鸿都门学，政治斗争的产物

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以尺牍、小说、辞赋、字画为主要学习内容，打破了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可以看作是汉代学习、研究文学艺术的高等专科学校。鸿都门学的学生皆由州、郡、三公择优荐举，多数是没有名望，被士族看不起的豪强子弟（暴发户），以文艺见长而受汉灵帝宠信。鸿都门学一度非常兴盛，学生多达两千人，虽然设立时间不长，从中也涌现了一些著名的书法家，他们擅长鸟虫篆和八分书，代表人物有师宜官、梁鹄、毛弘等。

汉代盛行的灾异学说、皇室好尚文艺以及试赋取士的文化传统，都对鸿都门学的设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扶植新兴势力、谋求多元政治格局、变革选举制度、消弭统治危机和捍卫皇权，才是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的底层原因。

“党锢之祸”后，上层儒林集团处于低迷状态，作为汉代统治基础的乡举里选制度连带受到冲击。趁此机会，灵帝一方面需要采取一些安抚儒林的措施，缓解朝廷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另一方面仍然严厉阻止文人团体为党锢事件翻案。鸿都门学正能够培养新兴的分化势力，以分化知识分子阶层，维持党禁。

此外，虽然士大夫集团在这一时期经过党锢之祸受到重大挫折，但在舆论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宦官集团社会地位低下，始终不能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可，在舆论上常常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他们深感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团队的重要性。宦官集团为了壮大势力，对鸿都门学的学生特别优待，多给予其高官厚禄。

专制君主统治臣民，不但要控制其人身自由，更要控制其思想，文化层面的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