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豪族共享天下
贯穿东汉帝国的豪族政治

虽都是以“汉”为帝国的名号，但相较于诸如东西两晋和南北两宋之间的一脉相承，东汉与西汉则有着天壤之别。两者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血缘上的疏远（刘秀不过是十多万刘氏子弟中的一员，到他那个辈分时就只是平民百姓了），更表现在两汉建立的功臣群体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西汉高祖刘邦起兵争霸，由于其本身只是沛县小吏，所以跟随他的功臣大多也是布衣出身；与之相对的东汉，开国功臣大多出身于豪族。

“豪族政治”的兴起

自西汉高祖以来，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产生分化，形成了天子皇权与将相功臣上下分治的现象。在最高皇权的外围，有诸多群体：宗室、外戚、文官、宦官、武将、地方豪强，这些力量相互制约。

汉代社会的基本架构，简单来说，主要以地方豪族与生产小农构成，而豪族就是各地大批量土地的拥有者，他们借由同姓宗族聚居，十分重视“宗族”与“乡党”的关系。豪族以大家族为中心，许多“家”和单人靠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家族，整合起来就成了一个豪族单位。

王莽篡汉十五年，政权即告瓦解。王莽以外戚身份夺得政权，在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上的失败，使庶民百姓的生活沦落至痛苦深渊，平民百姓开始眷恋旧王朝的稳定，于是民变四起，起兵者皆自称西汉王室之后，以求正统。

东汉帝室是西汉景帝后代的旁支，原封舂陵，后来因为其地低湿且多恶疫，于是移居到了南阳，但仍称“舂陵侯”。由于南阳郡早已开始“豪族化”，因此刘秀在南阳起兵获得了地方豪族的支持，由此也可以认为东汉的建国功臣是以南阳豪族为主体的豪族集团。

东汉的豪族大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迅速得势，即宗室、外戚与宦官；另一类是自身渐渐发展起来的，即普通高官和地方豪强。

豪族之间相互竞争，同时皇权也在衰落。原本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宗室、外戚、宦官、大臣、地方豪族，起到的作用是辅佐皇帝，并且相互制衡，以防某一支力量做大。可惜到了东汉后期，世家大姓越做越大，如顶级大族——汝南袁氏，尊享“四世三公”的“咖位”，可谓势倾天下，甚至在地方上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皇权也在外戚和宦官的干扰下愈显式微，直至最后董卓“弑主鸩后，荡覆王室”，天下四分五裂，地方上豪强各自为主。

“四世三公”，指一个家族有四代人曾担任过“三公”的职位。《春秋公羊传》有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所以“三公”指的就是天子之下的最高管理者，是中国古代最尊贵的三个官职的合称，“司空、司徒、太尉”皆为东汉三公。因此，“四世三公”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一种荣耀，是权势的象征，更是望族的象征。

宗族背景比个人能力更重要

西汉建立过程中，跟随刘邦起义的众人，除了张良是六国贵族子弟外（中途加入），大部分人出身于社会中下层，比如樊哙是杀狗的屠夫，灌婴是卖布的小商贩，周勃以编织薄曲（养蚕的器具）并兼职丧礼吹箫为生，萧何、曹参也不过是县里的小吏。

这些人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地追随刘邦，只有萧何带领宗族几十人从军，这样的局面被两千年后的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称为“布衣将相之局”。而在东汉建立过程中，出身豪族的功臣在起义时大都带领着大批宗亲宾客跟随刘秀。所以，相较于个人才华，刘秀更看重他们的宗族背景。

虽然当时刘秀这一支有所衰败，但南阳刘氏宗族的整体势力并不小。刘秀的舅舅樊宏，善于农业种植和经商，拥有三百多顷的土地，又四代不分家，是南阳湖阳县著名的乡里大族；刘秀的姐夫邓晨，世代二千石，是南阳新野县的一方望族；刘秀的结发妻子阴丽华，出身新野的巨富之家阴氏，奴仆车驾的规模堪比一方诸侯；鼓动刘秀起兵的李通，出身世代经商的富豪大族，与其父二人都擅长谶纬之术，是宛城的一方豪强。

正是在南阳刘氏宗族、姻亲家族以及李通兄弟等诸多豪族的支持下，刘秀、刘縯成功聚集起了七八千人的起义队伍，开启了轰轰烈烈复兴汉室的事业。在小长安（今南阳市南瓦店镇）惨败于王莽大军后，刘氏起义军不得不联合进入南阳的绿林军，开启了反王莽起义中具有战略决定性的“昆阳之战”。在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争中，四十多万的王莽大军败于不足两万人马的刘秀之手，新朝的主力部队损失惨重，而王莽的命运也由此注定。公元23年，长安被攻破，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

光武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进拔棘阳，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于小长安，汉军大败，还保棘阳。

——《后汉书·光武帝纪》

就在刘秀取得昆阳大捷的稍早时刻，刘縯也攻克了南阳重镇宛城，兄弟二人于是声名大噪，自然也引起了绿林军诸多将领的猜忌。同为刘氏宗亲的绿林军领袖更始帝刘玄，虽心有不忍，可也无力约束手下草莽，刘縯就在这种相互猜忌的情形下无辜被杀，其时距离昆阳之战并不久。

“豪族抱团”的夺权资本

刘縯被杀，刘秀虽然痛苦万分，但也不敢有丝毫表露，他立即前往宛城请罪，之后也以一副丝毫不受影响的姿态示人，“影帝”刘秀的表现几乎瞒过了更始君臣。更始元年（23）十月，定都洛阳的更始帝派遣刘秀代行大司马事，渡河北上，招降河北各郡。自此，刘秀摆脱了绿林军的控制，开始独立发展势力。

禹进说曰：“更始虽都关西，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

——《后汉书·邓寇列传》

刘秀刚到河北不久便遭遇一次重大危机，卜者（以龟占卜的人）王郎在河北刘氏宗族和当地豪强的支持下自立为帝，并发布通告，悬赏捉拿刘秀，除了信都、和戎这两郡，各郡纷纷响应。虽握有更始政权授予的象征皇命的符节，但刘秀此次北上只带着不多的随从，并无大队人马。

在此危机关头，同为南阳人的信都太守任光接纳了刘秀，成为其复起的根基。同时，以昌城的豪强刘植为首的一众势力率数千宗族，附带各自城池，归顺了刘秀。在刘植的牵线下，拥有十多万人马的刘氏宗室真定王刘扬也归顺刘秀。刘秀随后又迎娶了刘扬的外甥女，同为河北大族的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总之，刘秀通过种种举措团结了一批河北豪族势力，实力大增。

时任上谷郡（今河北省张家口一带）功曹的寇恂是本地的世家大族，耿弇为上谷太守耿况之子，其家族也颇有势力，早在汉武帝时期便因为家世二千石而迁往扶风茂陵，耿弇邀请寇恂、闵业两人说服耿况带领上谷突骑归附刘秀。还有吴汉，在燕、蓟一带贩马经商而发家致富，结交了大批豪杰宾客，他帮着说服渔阳太守彭宠，带领渔阳突骑归附了刘秀。来自渔阳、上谷的幽州突骑，是当时的天下精兵，他们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刘秀的军事实力，成为其日后征战天下的核心资本。

在这些豪族势力的帮助下，刘秀攻破邯郸灭了王郎势力，随后招降了河北的农民起义军铜马军，彻底奠定了割据河北的局面。至此，刘秀终于有了逐鹿中原的资本，这一切皆是建立在若干豪族势力支持之上的。因此，刘秀集团所建立的东汉帝国可以说是一种“豪族政权”，豪族们的势力是帝国得以崛起的支柱力量。

汉光武帝建国之初，为求政权的稳固不得不倚靠地方豪族，以至于后来皇族与豪族联姻互取其利成了一种惯例，地方豪族的权势自然而然地膨胀起来。最终造成不可逆的负面作用。东汉除了前期的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较为平顺外，其他年少即位的幼帝统治时期，太后临朝、外戚专权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东汉朝政日益腐化，直至衰亡。

打天下不是请客吃饭，搞不了从容雅致。刘秀在史书记载中显得完美，恰恰说明有些必须做的事情他没做，比如削平豪强，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他杀人不多，所以评价好。东汉甚至未把豪族迁往五陵，所以直到末期依旧是豪族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