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自己都度不了，何谈度人

“首先为你们的不幸感到惋惜，”他说，“我是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办公室的协调员，也是薄医生的同事，接下来由我协助你们完成器官捐献事宜。在场的还有咱们红会见证协调员。

“咱们国家每年有30万人因为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器官，但只有1万多人有机会等到捐献的器官，供需比是1∶30 ^[1] 。器官捐献是人类伟大的善举，在打破陈腐观念、拯救性命、弘扬无私精神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你们有捐献的意愿，我替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患者，替整个医疗行业，替咱们这个社会谢谢你们！”

他站了起来，略停顿了一下。他神情凝重，眼里充满了关爱。

“目前患者脑死亡诊断明确，器官功能符合捐献要求。一旦移植成功，这些器官将会伴着移植受者的生命存活下去，而你们亲人的愿望也将得以实现。”

毫无疑问，他的这段话有理有据、坚定有力，既科学又温情，既有宏观高度又有对个体的关怀，我听了都有种豪迈的悲壮感。

“但是，”他继续说，“人的大脑功能没了，其他器官也会很快出问题，所以咱们在流程上要抓紧。”讲到这里，他把早已准备好的文件和笔拿了出来。

患者的父亲显然有些紧张，他佝偻着，颤巍巍地和大家一一握手。他从兜里掏出眼镜盒，哆嗦着打开，把老花镜戴上。他拿起笔，握笔的手也开始止不住地抖……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空气凝固了。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只有OPO协调员帮老人打开文件，扶着签字的那页。

患者的父亲马上要签字了。在相关文件签署完成后的几天内，这个患者将会按照程序完成捐献，那些等着救命的人将会获救。

笔尖已经落在纸上了。

这时，患者的妻子站了起来。她语气平静地说：“我后悔了，我不同意。”

…………

深昏迷的患者

这个病例发生在2019年，但时至今日，每次想起来我依旧心痛不已。

患者男性，35岁，骑摩托车在山路上发生车祸，好几十公里的时速，头部剧烈地撞击在公路边的电线杆上，心跳、呼吸当时就没了。尽管急救人员的现场救治让患者恢复了心跳，在被送到医院后脑外科医生又给他紧急做了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手术，但他的脑组织损伤太重了，他的大脑就像豆腐一样啪的一下狠狠地摔在水泥地上，再加上心跳、呼吸停止带来的脑细胞严重缺氧，他逆转的希望微乎其微。

他深昏迷；瞳孔散大到边，没有光反射；没有自主呼吸；需要应用大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才可以把血压维持住。

我每天评估他的瞳孔、自主呼吸、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评分） 。这个患者的GCS评分是1+T+1，意思是眼睛无反应、气管插管（无法评估言语）、无运动反应。这是人类最深程度的昏迷。

我穿刺他锁骨下面的深静脉，在锁骨下静脉里留置了一根静脉导管，这根导管尖端可以一直进入到他的上腔静脉，我通过这根导管可以监测上腔静脉的压力、判断血容量，还可以给他注射各种药物；我给他用了呼吸机维持呼吸；我给他静脉注射甘露醇——甘露醇进到血液中可以快速增加血浆渗透压，让他肿胀的脑组织脱水，减轻脑水肿；我通过胃管给他注射营养液，维持他机体代谢的营养需求；为了预防消化道出血，我还给他注射抑制胃酸分泌的PPI 药物。

但治疗三周了，他没一点好转，所有的征象都指向我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脑死亡。

“特别不好，”我说，“抢救这么久还是没出现自主呼吸，瞳孔散大没有光反射。”站在ICU门口，我和他的父母、爱人交代病情。

“虽然呼吸机支持条件不高，但自主呼吸始终出不来。你们也知道，呼吸中枢在脑干，没有自主呼吸意味着脑干功能严重受损。

“升压药给的量很大，1.5微克每公斤体重每分钟（μg/kg/min）的去甲肾上腺素，用了药收缩压最高也只能达到103（mmHg）。”

我之所以和他们反复强调自主呼吸、血压、瞳孔反应，是因为这三项指标能反映人的脑干功能。脑干被看作生命中枢，控制着人体的许多最基本的生命功能，包括呼吸、心跳、血压、循环等。脑干严重损伤的患者自主呼吸消失；血管失去正常的舒缩功能而出现难以纠正的低血压；调节瞳孔反射的中枢位于脑干，脑干功能严重受损时，瞳孔散大，不再随着光线强弱自动调节大小，失去光反射。

我继续说：“现在看，患者的生命体征还能维持，但三周了还不见好转，接下来维持难度会越来越大，再往后其他的指标都会逐步变差。”

医学最大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医学科技在快速发展，我们每天都把很多生命从死神手里抢回来，我们每天都在创造奇迹；另一方面，这些高级医疗设备、药物在救命的同时也在制造麻烦，它们让一些大脑功能本已完全丧失的患者依旧维持着心跳、呼吸、血压，蒙蔽家属的心灵，给他们带来虚假的希望，让他们接下来在做选择时进退维谷。

每天来探视患者的有他的父母、妻子，以及一对儿女。

他们站在ICU门口围着我，听我给他们讲患者的病情变化、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解释，还有即将对治疗做出的调整。其实对这个患者的家属，我完全不需要介绍得这么细。患者的父母都是做医疗工作的，他们退休前在一家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父亲是资深的泌尿外科教授，母亲是妇产科的护士长。他们每次颤巍巍地给患者擦完身子，和我简单地沟通检查结果和治疗调整后，关于他的预后他们从不多问一句，很显然他们对患者的未来看得很清晰。患者刚出事那天他们就赶来了，我第一眼见患者的父亲时他还挺着身子，三周了，他的背越来越弯。每次他们来探视时，我都想和他们多说几句。但说什么呢？说保重？说别急，会出现奇迹？大家都是同行，我想不出什么词可以安慰他们。

患者的两个孩子看上去都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大人们说话的时候，他俩蹲在地上嬉笑打闹。患者的妻子一边听我说病情，一边不时地回头看他们，时而小声地呵斥：“小点声，大人说话呢，这孩子！”她个子很高，一米七左右，是附近一所教培学校的英语老师。她戴着黑框眼镜，应该是经常健身锻炼，举手投足间看得出很干练。每次听我说患者的指标不好，她都会很激动，她说：“他这么年轻，薄医生你看看他的这对儿女，无论他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放弃，植物人我也养他一辈子。”

她这么说，我可以理解。除了真爱，她坚持治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她混淆了植物人和脑死亡的区别。

“植物人”只是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害或处于抑制状态，但是患者的生命中枢——脑干功能还在，还有自主呼吸和脑干反应，有醒来的微弱可能，虽然希望小，但人还活着。但脑死亡则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转的丧失 ^[2] ，一旦作为呼吸、心跳中枢的脑干死亡，人的呼吸、心跳迟早也会停止。

医生可以用药物维持患者的心跳、血压，用呼吸机帮着患者呼吸，这只是人为地延长了患者的时间。失去了大脑功能，生命已然消逝了。心跳只是迷惑了患者家属的双眼，让他们更难做出决策。

为什么作为判断死亡的依据，大脑功能是否丧失比有无心跳更重要？

首先，人的心跳停了，如果条件符合，我们还有可能通过胸外按压让心跳恢复，还可以用药物维持心跳，但一旦脑死亡，神经细胞无法再生，医学发展到今天，还无法让脑死亡的人重新恢复脑功能；其次，即便某个人的心脏功能到了终末期，我们还可以给他移植一颗心脏，“我们普遍相信换了人造心脏的那个人依然是他自己，因为他的行事风格、他的记忆、知识结构都属于原来的那个他” ^[3]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死亡了，能给他移植一个大脑吗？别说在今天技术上不可行，真等有一天这种技术能实现了，那么移植了大脑的人还是他本人吗？大脑是人类意识的载体，脑死亡也就意味着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意识已经消失，那这个人实际上也就死亡了。

正如这个患者，虽然我还没有给他做脑死亡评定，但根据临床症状和所有指标，他大概率已经无力回天。

脑死亡评定

每天下午3点到4点，ICU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患者家属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探望患者，帮着护士给患者擦洗，陪意识清楚的患者说说话，给患者打打气，医生也会利用这个时间和家属沟通患者的病情，回答家属的问题。

有一天下午，探视时间过后，那名患者的家属找到我。

他父亲对我说：“薄医生，我们能不能换个安静的地方，我们想和你说说接下来的事儿。”

“好，”我说，“到我办公室吧。”我带着他们从病房往我的办公室走，前后不到二三百米的距离，老两口紧跟着我，而他妻子远远地跟在后面。

到了办公室，他妻子最后进来，她关上门后背倚着门，没抬头看我们，只是低头不停地刷着手机。他父亲说：“三周多了，我们想做个脑死亡评定，有个判断我们也好做下面的决定。”

“决定什么？您想要决定什么？”没等老人说下去，患者的妻子大声地喊了起来。

“我说过很多次了，他不是脑死亡，他还能醒，他身体那么好！”因为激动，她满脸通红，音调很高，声音还带着颤抖。

“我说过了，以后你们不用管，他变成什么样我都要，我给他喂饭我给他擦身子我养他一辈子，时间还长呢他一定能醒！

“他不是脑死亡！你们搞错了！”

两位老人一声没吭，我猜他们早已经料到了儿媳妇会有这种强烈的反应。大家沉默许久之后，我说：“一直这么蒙着眼走路也不是长久之计。做一个吧，不论什么结果，大家心里也有个数。”

她不置可否。

慎重起见，在世界范围内，脑死亡评定都有着非常严苛的流程和标准，既要有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还要间隔一定的时间反复评估，对判断方法、流程、判断标准也有着清晰、明确的规定。第二天，评估团队来了。他们认真地听我汇报了病例，看了患者住院以来所有的影像学资料和其他的资料。他们检查了患者的生命体征，又给他做了脑干反射实验、自主呼吸激发试验，还带了几台仪器，有的做脑电图，有的测脑组织的血流信号，有的做诱发电位。所有这些都会为评估脑功能提供客观依据。 ^[4]

第三天，评估团队又来了一次。

有了结果后，评估团队叫上我一起和患者家属交代评估结果。

临走之前，他们说：“太可惜了，这么年轻，赶紧商量一下后面怎么办吧。”

我们想捐献

虽然评估团队没有直接提到器官捐献，但我还有患者家属都能听出他们的意思。

然而我知道，对这个患者的家属动员捐献患者的器官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首先，影响我国器官捐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观念。我国大多数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便亲人死亡了，也会看重死者身体的完整性而不愿捐献器官。即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新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但脑死亡患者完成器官捐献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在ICU，对已经发生明确脑死亡的患者，我见到更多的是：有的家属会选择坚持到底，一直等到患者心跳停止；有的家属会选择把患者拉回家。

其次，在这个患者的治疗决策方面，他的父母和妻子显然存在很大分歧。根据以往经验，只有全家人意见高度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成功动员他们捐献患者器官。任何一个参与决策的人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这个重大的决定到最后都很难完成。

很显然，对评估团队的话，患者的家属们都听进去了。那天，他们谁都没说话。我想，接受这个结果确实需要时间，我没去催他们赶紧对下一步的计划做出表态，我对他们说：“你们也别太伤心，确实病情太严重了。”

几天后，患者开始出现高热，也发生了尿崩。他的体温最高的时候能超过40℃，尿量每小时最多时能超过500毫升。因为体温调节、肾脏排尿这些功能也受大脑调控，所以这个患者出现高热、尿崩几乎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还是像脑死亡评定之前一样，每天守着他。我回家更晚了，时时刻刻盯着他的每一个指标。

…………

有一天，患者的父母又来找我，可能他们也意识到永别真的要来了。

他父亲说：“薄医生，我们想了很久，有个事儿我一直想对你说，我们全家包括我儿子都登记过器官捐献。我是个泌尿外科医生，我搞过肾移植，我懂这个事。”他的语气很坚定，他说：“我们想捐给有需要的人。”

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竟不知道怎么接，我的心猛然间紧了一下，有种类似心脏缺血、缺氧那样的疼。

我想不到为什么他们最后能达成一致。

医生这个行业，怎么能让患者更放心、救更多人的命、给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减少人们的遗憾？靠实践。所谓临床医学，就是到患者床边去，多实践，多和患者沟通，这样才能更多地了解患者。但即便如此，对患者在疾病面前的感悟，还有他们的决策动机，我们仍有永远参悟不透的东西。医生可以熟悉心脏的结构、心肌细胞的电活动，却永远无法洞悉患者的心灵；医生可以打开患者的大脑清除血肿，还可以把取栓的导丝、支架送到脑血栓患者的血管里，把血栓紧紧“抓住”拉到体外，恢复脑组织供血，却不知道人在疾病面前的恐惧、不安和无助是如何形成的；医生可以利用脑机接口让一个本已失去行动、语言能力的患者在屏幕上打出他想表达的内容，还可以用意念打游戏，却不能感知到底有多少已知的、未知的因素会影响患者的决策。

就像这个家庭，为什么他父母对于捐献他的器官如此坚定？因为他们是医生？因为他们的工作经历和认知能让他们更理性地看待死亡？医生真的能理性地看待这么亲的人的死亡吗？他们如何说服患者的爱人达成一致？

不过，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重要了。我回过神，问他：“您的这个决定和您的儿媳妇商量好了吗？”

“对的，她完全同意。谢谢你，薄医生，我们都知道你很尽心。”老人说。

“我马上通知医院OPO办公室，他们会来人安排接下来的程序。”我说。

我后悔了

抛开情感，客观地说，这个35岁的脑死亡患者确实是很好的供体。他年轻，出车祸前没有任何基础病，所有能捐献的器官都充满了活力，没有感染、血管弹性好、器官功能储备完好，无论是角膜、肾脏，还是肝脏，功能都完好无损。这样的器官移植到有需要的患者体内，不仅能救命，而且移植效果和患者未来的生存质量可能都会很好。

但那天，当患者的父亲马上要签署器官捐献相关文件的时候，患者的妻子站起来说“我后悔了，我不同意”时，我反而松了一口气。这是种很奇怪的感觉，我甚至微微有种叛变了医学伟大的奉献精神的感觉。

我平心静气地对患者的家属说：“还是要抓紧，别错过了机会。不论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不会影响我们治疗，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好好治。”

但是，患者的病情还在快速恶化。我想拉住他，想给他的家人更多的时间，可我发现我越来越无力。他丧失了脑功能，不仅会失去自主呼吸，出现顽固的休克、高热、尿崩，他的免疫系统也会垮掉。在以前，人们认为大脑仅和神经、精神、生命中枢相关，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大脑和人体免疫系统也有很强的相关性，脑死亡了，人的免疫力也会大大降低 ^[4] 。中国有句老话叫“流水不腐”，而脑死亡患者的身体像一潭死水，变成了微生物的“培养基”，他一轮一轮地感染，我给他轮换着用各种类型的抗生素，他肺部感染的多重耐药菌对所有常用的抗生素都耐药，身体内部也开始出现深部真菌感染的迹象。

除了感染，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失去意识、失去直立行走能力、依靠机械设备维持心跳的时候，所有侵入性的治疗也一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他的转氨酶、胆红素、肌酐、尿素氮都在快速升高，这说明他的肝脏、肾脏功能已经开始因为药物治疗受损了。他的结膜越来越肿胀，肿胀的结膜露在外面让他再也闭不上眼。他的脸庞、四肢、躯干的肌肉完全萎缩。他的生命像断了线的风筝般快速坠落。

又过了几天，患者的妻子慌了，她找到我，说：“我想清楚了，我应该尊重他，我想现在、立刻、马上进行器官捐献。”

而此时，已经太晚了。

又过了几天，他心跳停了。人类丧失了脑功能，心跳停止只是时间问题。

他走的那天，她抱着他已经凉透了的身体号啕着：“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他们一家人给他穿得干干净净的，太平间的师傅把他装到一个黄色的袋子里，他们跟在平车后面走了。

到今天，四年了，我再也没见过这家人。

悲悯与理性的纠缠

很多人说，这个病例中无论是患者的父母还是他的妻子，都深爱着他，同时他们又都是有大爱的人。父母的爱更深邃、更理性，妻子的爱更犀利、更感性，她紧紧抓着注定幻灭的希望不撒手，最终错失了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

而这个病例最遗憾的地方在于，这个患者是有很大机会捐献器官的：他的父母是医生，懂得脑死亡的不可逆，更清楚捐献器官、拯救他人对患者、对社会、对活着的人的价值和意义；而他爱人是老师，有学识、有爱心，她只是情感上一时过不去；更关键的是，患者生前登记过器官自愿捐献，他有意愿。如果当时我能够坚定有力地多去鼓励患者的爱人，那她很可能就同意了。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她看得见我没日没夜地努力，她无比地信任我。如果患者成功捐献器官，在很多人获救的同时，患者爱人的内心也会得到救赎，从而能够更无憾无悔、更坚定地活下去。

为什么？为什么我没能推她一把，她几乎就在同意的边缘了。

很多同行说：“当事人捐或者不捐，根据文化、习俗，根据感情，根据他们对器官捐献这个事儿的理解，根据每个家庭的现实情况，捐或者不捐都对，我们不做价值或道德评判。”他们对我说：“这个病例遗憾就遗憾在你‘入了戏’，用情太深。” 他们说的对，“入了戏”是每个医生职业生涯中都不可避免的。“入了戏”可以让医生更掏心掏肺地救患者，但“入了戏”也会让医生不能隔绝强烈的情绪，不能站在客观、中立、理性的位置上去帮助家属做决策，“入了戏”很容易让医生掉进执念的陷阱，让临床决策陷入患得患失的困局。

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我每天给他治疗，我眼里全是他、他沧桑的父母、他尚不懂事的孩子、他执着不放手的妻子。我每天盯着他的血压、中心静脉压、尿量、电解质、血氧、二氧化碳分压差（判断人体组织是否有足够的血流量的指标）、GCS评分……我会为他生命体征的短暂稳定而欣喜，也会为一个指标的异常而焦虑。我会反复思索、检索文献，还会找各个科的同行一起解决问题。我原以为医生做久了会越来越中立、冷静地看待患者的病痛。但没想到，面对这个患者，我还会如年轻时一样“入了戏”。我越了解患者和他的家人，就越发现实际上在这场和病魔浴血奋战的战斗里，我早已经把他们当成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他们的生命中了。

这可能有些矛盾：在患者状态好的时候，我抱有妄念，想着再扛一扛，再等一等，再给家属多争取点时间，让他们慢慢释然。但是，患者的生命体征崩塌了，家属想捐献他的器官了，可来不及了，这给家属带来了更长久的痛。器官捐献的价值和意义我懂，但对我的患者，我更能真切地感受到家属的痛、家属的苦、家属的无奈和不舍，而对于正在苦等着器官移植的人，我虽然能够理解他们的渴望，但无法感同身受。所以我像我的患者的亲人们一样不甘心、不舍得。

尽管不是每个医生都愿意承认，但实际上，即便不同患者的诊治方案可以完全相同，但医生对患者的情感却永远不会千篇一律。人和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人们永远无法准确解释的感知和力量，让一个人愿意不遗余力地去为另一个人付出。

我后来想，让我对这个患者倾注了太多的个人情绪的原因有很多。

有他父母的原因。他们的年龄和我父母的差不多，头发全白了。他们也是医者，一辈子救治性命，如今却无力唤回自己的孩子。他们主动提出捐献孩子的器官，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有他坐在地上嬉闹的孩子的原因。我也有孩子，我清楚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陪伴的重要性，我也知道失去父亲对他们的将来会意味着什么。

还有他妻子的原因。她对我说：“我怎么舍得？我以后怎么对孩子说，我说你们的爸爸被妈妈送上了手术台，却不是为了救他，而是为了切下他的器官？”

面对这样普普通通、老实本分、真情实意的一家人，当医生的我，怎能不付出全部的心血照护他们的亲人？

当然，我舍不得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听他妻子说过很多关于他的事，从而得以走进他的世界，甚至对他有了朋友一样的感觉。

她对我说：“我看ICU墙上挂着很多自驾西藏无人区的照片，那是你拍的吧？我爱人也喜欢自驾，他这人心大、朋友多，如果他没出事，你们肯定能玩到一起。

“我们俩是2010年认识的，后来约了几个朋友去稻城亚丁。景区的最后一段路要徒步上去，我们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最上面的一个高原海子。那天下雨，加上气压本来就低，我上去就高反了。往下撤的时候我冻得直哆嗦，他紧紧地拉着我，把我的手塞进他的袖子里。

“到了亚丁村的民宿里，由于那天电压太低了，电灯比蜡烛还暗，电褥子根本不热。因为缺氧再加上发烧，我觉得我坚持不住了，我想连夜撤，再好的风景我也不看了。可他说，人生所有的事别管多难，就分两种：坚持下来的，放弃了的。很多事扛扛就能坚持下来。他一间一间地去敲民宿的门，去给我借氧气。第二天一早，他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看到了日出。”

对他这样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我同样不舍得放弃他。

把情感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场修行，而我越来越相信救命这件事是修行中的修行。 “修行”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常指通过实践提高精神修养和道德素质。 在我看来，所谓医生的修行，则是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治疗自己。

人类真正救命的知识不在书本上，而是在救命现场，在命悬一线、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临床实践中。这是关于人类的苦难、坚韧、不放手，是关于医学的悲悯、安慰和日趋坚定。医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但他要体恤人间最痛的苦，见证最深的爱、最复杂的人心、最无奈的放弃、最不舍的告别，感受世上最痛苦的无助；他要日渐坚强，更要良知未泯，要睿智，更要善良；他要清洗、缝合别人的伤口，同时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舔舐、包扎他自己的伤口；他会无时无刻不在科学的理性与人性的悲悯里纠缠，永远不可能像个旁观者一样置身事外。

所以， 既要付之情感，又要理性决策；既不违背客观规律，又永远秉承人性中最珍贵的善，这恐怕是一个医生一世的修行。

有人说，医生度人不度己。要我说，这不对，如果我连自己都度不了，何谈度人？

当死亡化作生命

在收到人体器官志愿捐献卡后，我一直把它藏在车里。

但是经过这个病例后，我想找个时间和妻子好好聊聊，我很担心她也会像这个病例中的妻子一样舍不得。我终于找到了机会，那天是个周日。2022年我和她都很忙，她也是医生，在连续工作了两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凑到了同一天休息。

那天下午，我开车带她去郊区转转。她坐在车后座上，我先从这个病例讲起，她边听边落泪。果然，如我担心的那样，听完后她擦了擦眼泪，说：“如果是我，我也不舍得，那么亲的人，谁忍心为了爱心在他离开后还要把他的皮肤划开，切下他的器官捐给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没人舍得！”她说。

“但是，”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你知道一个人的器官进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会发生什么吗？

“有个做了肝移植的女孩，术后能进食后的第一餐，她就让她的母亲去给她买汉堡。这太不可思议了，以前她从不吃汉堡。但这次她吃到了汉堡，而且她觉得很好吃。

“她想，会不会是捐献给她肝脏的那个人生前喜欢吃汉堡呢？这太神奇了。有些国家在移植手术完成一定时间后，获得器官的人是有机会得到供体信息的。后来，她终于知道供者是个男孩，她找到了男孩母亲的电子邮箱，给她一封一封地写信表达她的感恩，讲她移植后身体的变化，还有她的重生。

“但每次写的信都石沉大海。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男孩的母亲不愿意给她回信？

“这位母亲始终处在痛苦和愧疚中。她愧疚为什么没有把儿子带上正途，为什么没有好好管教他，否则他就不会丧命在一场枪击案中。她自责、内疚，如跌落深渊般痛苦。

“但是有一天，她还是忍不住给这个女孩回了一封信。信不长，她在信中讲了儿子的成长经历、她对他的爱，还提到了儿子喜欢吃汉堡。

“女孩收到信后身体颤抖，眼泪夺眶而出，她高声地喊道：‘他喜欢吃汉堡，我就知道！’

“后来男孩的母亲终于释然了。她知道她儿子的肝脏不仅活着，还改变了另外一个人的一生，同样的还有他的肺、心、肾脏、角膜……它们已经化作了另外的生命。” ^[5]

在医学的每个领域，我们毕生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而在器官移植领域，死亡是我们的另一个起点。我们一直想着，器官捐献只是让陌生人获益了。可我们换个角度审视：“器官捐献不是放弃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活下来；它其实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乎放弃自己的所有，让你身体的一部分活下来。” ^[5]

我继续给妻子讲。

“有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在车祸中丧生，她的母亲痛不欲生，但还是忍痛把她的器官捐给了不同的人。过了几年，这个母亲去参加医院组织的聚会。有些国家为了鼓励自愿捐献，受者在手术一段时间后是有机会见到供者的亲人的。

“聚会的人们在绿地上亲密地交谈，他们感叹人间最无私的奉献，谈论着受者手术后健康状况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改善。他们追忆器官捐献者的往事，表达对他们的感激。

“而这个母亲独自坐在角落里抽泣，因为对女儿无尽的思念。

“她在哭的时候，一位高高大大的男士向她走了过来。他蹲在她面前，掀开自己的衣服，并递给她一把听诊器。

“他说：‘女士，你听听我（的心跳）。’

“咕咚咕咚咕咚……

“那是她女儿的心脏在跳动，它仿佛在说：‘妈妈，你不要哭，你听到了吗，我并没有离去。’

“这个母亲哭着哭着就笑了。”

我把我的人体器官志愿捐献卡递给妻子，说：“这是我的，我怕你不高兴，一直藏在车里。”

我说：“万一有一天我出了意外，我说万一，你记着把我捐了。”

她已泣不成声。

“我可以考虑，”她说，“但前提是你得拼命地好好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

参考文献

[1]中国青年网．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我国每年30万适移者，仅1万多获移植[EB/OL]. http://news.youth.cn/gn/202103/t20210307_12750795.htm.

[2]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重症协作组，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神经重症专业委员会．脑死亡判定实施与管理：专家指导意见（2021）［J］．中华医学杂志，2021，101（23）：1766-1771.

[3]了不起的西西弗．《流浪地球2》中的“数字生命”算不算生命？[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6323172438566926.

[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重症协作组，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神经重症专业委员会．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专家补充意见（2021）［J］．中华医学杂志，2021，101（23）：1758-1765.

[5]约书亚·梅兹里希．当死亡化作生命［M］．韩明月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