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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夕阳红润，又圆又大，挂在老榆树的树梢上，好像随时都要掉下来。柳条边的残垣前，令人想到了一个成语——“画地为牢”。

修柳条边的人是有罪之人，修成之后，越过柳条边的人也会成为有罪之人。

以前有人说过，东北有个柳条边，住在柳条边里面叫“边里”，住在外面的叫“边外”，很多人却搞不清楚那是什么样的界限，甚至跟长城什么的混淆了，以为那是一道城墙。那么，柳条边究竟是什么、长什么样儿呢？

清军入关后，为了加强对东北这片“龙兴之地”的守护，防止北部蒙古部落与南部满汉住民擅自进入对方的领地，朝廷决定修筑一条界线分明的封禁线，这条封禁线与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的燕长城垒石边墙与汉长城夯土边墙不同，与明长城的差别更大，“墙”是由活体的柳条组成的，有点类似东北农村每家每户夹的杖子，不过远没有杖子高大结实。

柳条边始建于皇太极朝，顺治年间续建，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全部完成，前后历经40年之久。建成后的柳条边如同一个巨大的“人”字，横亘在东北大地上，老边保家，保护“龙兴之地”；新边护财，禁止长白山区以外的人进山“打牲乌拉”，独占特产资源。人字一撇一捺的交会点就是著名的威远堡边门。

威远堡门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边门地处交通要道，既是辽东、辽西柳条边的交会处，又是新边通往吉林的起点，距离清初第一个流放地尚阳堡不足20公里。

早晨太阳刚刚出来，押解兵丁阿骆就押着四叔一行过了威远堡门，办理完复杂的通关手续之后，沿明长城古驿道折而南行，不到20公里就见到流放的目的地尚阳堡。尚阳堡在辽河支流清河北岸，先朝叫靖安堡，那时就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在尚阳堡城门前，四叔实在走不动了，他瘫坐在沙石路边，夕阳在他蓬头垢面和衣衫褴褛的轮廓上涂抹了一层暖色。奇怪的是，一脸凶相的阿骆没有踢四叔的屁股，也没用核桃楸戒棍抽打四叔，而是站在四叔身边，望着尚阳堡的城墙长长舒了一口气。

两千里的流放路程，对于四叔来说历经的是生死考验，对阿骆来说也是跋涉千里的苦差事，好在这一段公务行程终于结束了。四叔坐在地上，先是默默地流泪，继而低声抽泣，而身后同行的流犯已经号啕大哭。城门口的几个孩子围拢过来，伸头缩脑地看热闹。

从服饰上看，那些孩子应该是尚阳堡或者周边村庄的，他们大概对押送流人并不陌生，可一双双小眼睛还是流露出好奇的神色。四叔停止了哭泣，观察看热闹的孩子们，心里的压抑和恐惧不知不觉减轻了很多。

这时，孩子中间有一些骚动，一个小女孩对身边的小男孩说：“你瞅啥？”

男孩说：“瞅你咋的？”

“你再瞅试试？”

“就瞅，就瞅，咋的吧？”

女孩上前推了男孩一把，男孩也推了女孩一把，于是两个人动手撕扯起来。有趣的是，其他孩子并不上前拉架，反而在一旁起哄，鼓劲加油。两个小孩撕扯得有些没劲儿了，开始由武斗变成了文斗。

男孩说：“你等着，我找老叔收拾你。”

女孩说：“你老叔是我姑父，还不知道收拾谁呢！”

男孩说：“你比我大，你不知道大的不能打小的呀？”

女孩说：“我比你大两岁，可我是女的，男的不能打女的，你不懂吗……”

阿骆或许是因为肚子饿了，大概也歇差不多了，用手里的戒棍在地上撞来撞去，吆喝着：“得了，得了，都给我站起来，精神儿的……进城！”

四叔和几个流人站了起来，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战争也结束了，尾随着押解队伍一同进了尚阳堡的城门。

事后，四叔回忆起刚到尚阳堡时的见闻，他想有些东西是人的本性，与生俱来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打架，首先想到的是给自己开脱，找理由趋利避害，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可是，自己找了那么多合理的理由，还是没能保护好自己，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该做的努力也都做了。临了，自己还是没有改变被枉罪的结果，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命运使然吗？

四叔受学生的牵连获罪，也就是后来史书上记载的“科举舞弊案”。科举舞弊案的主犯是四叔的学生，那个学生已经被砍了脑袋，他自己被砍掉脑袋，还祸及家人，被抄没了家产，父母兄弟也被定为流刑，发配到尚阳堡。四叔是怎么牵扯到这个案子里来的呢，直观判断，四叔是主犯的老师，他们之间必然会有纠葛。事实上，那个学生在京城做官，多年不与四叔联系。案子发生后，学生的家人和朋友为他辩解和申冤，联名给皇帝写申冤信，一个学生替四叔签了名。在老家学堂里教书的四叔对此毫不知情，后来那个学生的案子由皇帝钦定，成了铁案，联合签名的人全部被过堂查办，四叔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有罪之人，被刑部列入流放尚阳堡的名单之中。

流刑是一种比较重的刑罚，古代“五刑”在隋至清代指笞、杖、徒、流、死，流刑是仅次于死的一种刑罚，介于死刑和徒刑之间。到了清朝，被朝廷流放到东北的“获罪”之人，通常被称为“流人”。具体来说，流刑是把罪犯押解到边远地方服劳役或戍守，不得离开该地区的一种刑罚。流刑分为“三流”，即两千里流徙、两千五百里流徙、三千里流徙。此外，还有流刑加杖，并可用铜钱赎等。《大明律》规定：两千里杖一百，赎铜钱三十贯；二千五百里杖一百，赎铜钱三十三贯；三千里杖一百，赎铜钱三十六贯。清朝几乎对明朝的流刑照搬照抄，尚阳堡属于两千里流刑。

四叔到了尚阳堡的第一件事是找他的古琴。

囚犯监狱好像一个大四合院，里外三层。管理机构在监狱大墙外，经过一系列繁琐的核验手续，姓名、年龄、锁铐、随身物品等登记在案，签字画押。事毕，四叔按监狱官差的要求，脱了又脏又破的赭衣，换上自己从老家带来的衣物，跟着巡更老瘪去监房。老瘪身材魁梧，大长脸，长了一颗媒婆痣。四叔对相术略知三分，对陌生人“打眼一瞧”，就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在四叔的印象里，但凡女人长了媒婆痣，基本上都是嘴碎的，爱管闲事、花言巧语，而媒婆痣长在男人的脸上，说明这个男人不太好斗。

监狱院子当央有一口水井，很显眼。井上压着一块方形的厚石板，四叔走近时注意到，厚石板中间有一个圆孔，旁边放着提水的小水桶，那个小水桶为什么那么小呢？送四叔去监房的路上，老瘪一句话都没说，到了东厢房监房的门口，老瘪用手按下四叔的后脑勺，将四叔推到了监房内。老瘪高大，四叔矮小，一摁一推，如同老鹰抓小鸡，一点都不费事儿。监房的门很矮，即使四叔那样的个头也会撞到门框上。事后四叔得知，门框是故意做低的，目的是让有罪之人每天都“低头认罪”。一般情况下，新来的犯人撞了门框才能吸取教训，才能印象深刻，经老瘪简单粗暴的动作，四叔躲过了脑袋这一青包。这样说来，老瘪还算是好心。

监房里黑乎乎的，刚进去什么都看不清，能感觉到的是发霉发臭的味道。眼睛适应了之后，四叔开始四下打量起来。监房的面积很大，有点像驿站里的客房，南北两铺大炕。老家的监牢十分狭窄，几乎没有躺的地方，四叔刚进老家的监牢时，只好坐在稻草之上。由于监牢人多，夜里他们只好立着挤在一起，不是平躺，不是侧卧，是“侧立”，本来两个人平躺的空间，可以“侧立”六个人。比较起来，流放地的监房的条件宽绰多了。四叔不知道的是，关东地广人稀，最不缺少的就是空间。

四叔没有往监房里面走，他转过身子，直盯盯地看着老瘪，问：“我的琴，我的琴呢？”

四叔说话的语速有些快，夹杂着南方口音，老瘪没听明白。

四叔比画着，不停地问：“琴，我的琴呢？”

老瘪似乎明白了，他说你是不是要你的东西，检查之后，晚上就还给你们了。

晚上掌灯前，狱卒来分发流徙犯的私人物品，四叔的包裹被扔到他的炕铺前，显然，不包括古琴。

四叔有些急了，他上前拉住狱卒，管狱卒要琴。狱卒推了四叔一把，把四叔推了个趔趄。在四叔的追问下，狱卒说，根本没有什么琴，你若胡搅蛮缠，给你上木枷关地牢。

“我明明带琴来的，明明带琴来的！”四叔有了哭腔。

狱卒拿着登记册在四叔眼前晃了晃，说：“物品都登记造册，你的东西都给你了。”

“我的琴还没给我，我的琴还没给我！”

“别妈蛋儿地在我跟前胡咧咧，我只照单办差！”

狱卒哐当一声关门，哗啦哗啦锁门。顿时，监房里一片黑暗。

“我的琴呢？我要我的琴！”四叔大喊。

“让他闭嘴！”屋角黑暗处有人低吼一声。

两个人来到四叔跟前，一个人朝四叔的后背踢了一脚，一个人上前阻拦。

屋角的人说：“不闭嘴，就把他的嘴撕了。”声音仍旧十分低沉。

四叔不喊了，小声喃喃着：“我的琴呢？我要我的琴！……我的琴呢？我要我的琴！”

黑暗中，一个人跪在四叔面前，用家乡方言说：“先生，我是你的学生丙午……吕丙午啊。”

“我的琴，我的琴……吕丙午，你在这儿？”

“是的先生，许昆季也来了，他在另一个监号。”

“你们来多久了？”

“比先生提前了三天。”

“丙午哇，为师什么都没带，就带一把琴过来，一路风餐露宿，如果没有古琴陪伴，为师早已命丧黄泉了，快，快想办法，把为师的琴要回来。”

吕丙午拉住四叔的手，说：“学生知道了，先生别着急，一路鞍马劳顿，还是好好歇息，找琴的事要等到天明再办。”

“还不闭嘴？差不多得了！”黑暗处有人说话。

“都给我眯着！”屋角低沉的声音下了命令，不容置疑。

没多久，监房里响起了鼾声。四叔睡不着，第一次躺在流放地的监房里，他怎么可能睡得着，更何况，他满脑子都是古琴，那把古琴跟他的命运一样都无法预测。

此次流徙，四叔只带了一把古琴，送行的时候，书童给他拿了七八本书，不知道为什么，四叔一看到文字就觉得厌烦，与文字打了半辈子交道，竟然对文字反感，反倒是平素常被冷落的古琴，隐约成为他的某种精神寄托。为了能顺利地将琴带到流放地，书童偷偷贿赂了押解阿骆，因为阿骆不同意带琴，他认为，流犯平均每天走80里路，以四叔的身体状况，轻身利脚都挺困难，况且还戴着木枷，没可能再背一把琴。书童百般哀求，阿骆答应可以托运。四叔怕人琴分离，坚持要随行托运。阿骆火了，骂四叔蹬鼻子上脸，托运都不让托运了。无奈，书童偷偷给了阿骆银子，这样，阿骆才应允随行托运，表面上花的是托运的钱，实际上，四叔为此付出的代价要高于托运费的三倍。即便如此，托运费也被阿骆“省下了”，说是路上改善伙食，并以此名义让流徙犯轮流背琴。流徙犯并不知道那些伙食是因为背琴改善的，他们对额外的负担有怨气，有时故意不小心摔倒，碰得古琴叮咣直响。四叔心疼坏了，他向阿骆求情，坚持要自己背琴，阿骆怕四叔完不成每天规定的流徙任务，不同意。没办法，一向鄙夷行贿的四叔低下头来，答应日后再给阿骆买酒钱。阿骆同意让四叔试试，不过凡事以朝廷的命令为圭臬，每天走完规定的里程为前提条件，不准拖累别人，如果实在走不动了，就是把那把破琴扔了也不得妨碍公务。四叔只好答应。阿骆是个粗人，上过几天私塾，识字不多，自己的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按他自己的说法，本人自幼顽劣，最不喜欢读书，也许是受过先生严厉训诫，所以对先生天然反感。由于公务在身，他不敢对身子孱弱的四叔施以重刑，毕竟死了人是有责任的，死人的事归押解途中当地衙门管辖，手续繁琐，搞不好也得被勒索银两，多一事自然不如少一事。阿骆是有经验的押解，对待四叔不能像对一般“常犯”那样随心所欲地打骂，常犯是杀人、拐骗、抢劫、奸淫等刑事犯，而对四叔这样的读书人，主要是欺辱，欺是欺负，辱是侮辱，比如他惩罚四叔的方式不是棍棒，而是打手板，像先生惩罚学生那样打手板，打的时候还让四叔数数。

“打几下了？”

“十二下了。”

“接着数！”

“十三、十四、十五……”

到了驿站，洗脚的活儿基本是四叔的，无论疲惫与否，四叔都得蹲在地上给阿骆洗脚，水不能热了，也不能凉了，麻烦在于，这个热和凉的尺度并不由四叔掌握，完全看阿骆的心情。四叔知道，自己的性命掌控在一个过去看不上眼儿的小混混阿骆手里，小混混一旦有了点权力，就会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而四叔也充分体会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窘境。人有的时候真是奇怪，像阿骆这类人，以前根本不在四叔的眼里，可在特殊环境里，阿骆却变得高大起来，环境一定会改变人的心情。四叔的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出了山海关之后，越往东北走越荒凉，黄沙极目，白草蔽人，四叔终于见识了传说中的“鸟不拉屎”“人迹罕至”。鸟倒是不少，但真的很少见到人，除了相距百八十里的驿站，几十里不见人烟，苍凉的环境加剧了心里的凄凉，人与人之间本能地产生了依赖，哪怕这种依赖是人压迫人的。在这个人压迫人的群体里，阿骆居于链条的顶端，现在乾坤倒转，四叔根本不在阿骆的眼睛里，不管四叔以前是什么辈分和地位，现在他是朝廷要犯，是他鞭子下赶的羊，一只羊群里病恹恹、脏兮兮的公羊而已。阿骆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心里有点数，你就是我指甲盖下的臭虫，我啥时候想捏死你，就啥时候捏死你！”路上，阿骆想着法儿侮辱四叔，四叔抚摸古琴被剐蹭的“龙池”“凤沼”“雁足”，心疼地念叨着，阿骆不愿意听了，大肆嘲笑四叔是酸腐文人，一把破琴整那么复杂，纯粹是没事闲出来的毛病。四叔的心在默默流血。一次，阿骆把四叔叫到跟前，他自己突然站了起来，屁股背对着四叔的头，扑哧放一个屁，随后哈哈大笑。阿骆问四叔，你们这些酸夫子，墨本来就是黑的，你们还搞出个墨有五色，你给我断一下，我的屁分多少种？这个屁和以前的屁有什么不一样？四叔欲哭无泪。不管怎么说，古琴跟随他忍辱负重，坚持到了尚阳堡。

关键是，古琴跟着他一路出生入死，大大小小的沟壑都过来了，临了，琴没了。

大概后半夜了，监房里鼾声起伏，呼噜间隙，还能听到各种虫鸣，一些声音四叔并不熟悉，他只熟悉蛐蛐的叫声，心里仿佛有草叶在摩擦，窸窸窣窣。天快亮时，四叔觉得周身发痒，有的疼，如针刺一般，有的痒，钻心地痒，恨不得把发痒的那块皮肤剜下去。应该不是虱子和跳蚤，流徙路上，他的衣服里生了不少虱子，而驿站的大铺上也不免有跳蚤，被虱子和跳蚤咬的感觉他是知道的，绝对不是虱子和跳蚤，那是什么虫子呢？第二天天亮，四叔掀开自己的褥子，发现褥子下潮湿发霉，蠕动着粉白色的潮虫，还有满身是腿的“草鞋底子”，他心里一激灵，连忙把褥子盖上，用力捶打着，可一抬头，发现墙缝里爬出黑红的、身骨节发亮的蜈蚣，据说那东西要是爬到耳朵里可以要人命……

天一放亮，监室里的人陆续起来。偌大的监室里其实只有四个人，除四叔和吕丙午外还有刀疤脸和老丁头。刀疤脸就是西南炕角声音低沉那个人，他是常犯，也就是杀人越货的“盗贼”，他不仅是二号监房里的头子，而且是整个尚阳堡监狱里的头子。

刀疤脸斜披着衣服走到四叔跟前，死死地盯着四叔看，四叔的目光只是与他对视了一下，就迷离起来。刀疤脸没动手打四叔，也没让别的监犯打四叔，目光审视一番后，低声说：“哪那么多毛病！”

扔下这句话后，刀疤脸转身离开。

就在那天清晨，四叔决定以死抗争，他一定要把自己的琴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