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国际营销术
无论我们能够想出多少好主意来解决本地和国家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创意来切断国际关系上的绳结，我们仍可能会迷失方向。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让美国迎合世界其他地区的喜好。
美国人的聪明智慧，对我们在上一场战争
中的取胜立下汗马功劳，但在此后的冷战期间，苏联的巧思却“火力十足”，足以在欧洲将美国节节击溃。记者欧内斯特·豪泽（Ernest Hauser）表示：“创意需要与创意对垒……在欧洲与苏联一争高下的过程中，我们竟连‘意识’这一武器都没动用。”
如果记者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依靠立法者和官僚来资助他的“友谊列车”
，那么这个想法就很可能会胎死腹中。但他一意孤行、几乎只凭一己之力让人们看到，美国人民如何在慷慨解囊的同时，让国外收礼方认识到送礼人的豪爽，并对赠礼心怀感恩。
敦刻尔克计划的构想
，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受鼓舞的案例。记者迈耶·伯杰（Meyer Berger）写道：“这迟来的奇迹，起于这座在风暴频起的伊利湖上被烟熏黑的城市，并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到整个美国。纽约州的敦刻尔克与法国的敦刻尔克形成了形同姐妹城市的关系，这里为数不多的居民，与北海岸边法国敦刻尔克为数不多的居民之间，建立起亲密无间的情谊。不知怎的，看到这段姐妹关系，来自其他州的美国人民也觉得心中充满暖意和真诚，并开始竞相模仿起来。”
美国联邦政府理应对针对敦刻尔克计划采取行动——并非完全接管，而是通过赞助。在战争期间，华盛顿政府采取正确行动，协助全国各地组织了志愿者战争公债销售活动。同样地，美国政府也应为这样的一场活动提供助力，如果这一活动能在全美得到复制，那么在欧洲所建立的友谊，就要比毫无温情地从国库中抽出几十亿美元所买来的友谊更多。
“友谊列车”和敦刻尔克的奇迹等创意都是我们所需的，但新的创意也应该层出不穷。比如说，为什么不让那些归化入籍的美国人给他们在欧洲的家人写信，告诉他们美国的真实情况？在1948年的选举期间，数百万美国公民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阻止意大利向莫斯科屈服。
德鲁·皮尔森表示：“最会通过信件煽动情绪的人，非纽约意大利裔报刊出版人格内洛索·波普（Generoso Pope）莫属，他在美国各地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中组织了写信俱乐部和委员会。据他估计，光是写给意大利人的信件就有200万封之多——给铁幕封锁下的国家写信也同样有效——美国公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投身增进美国与他国友谊的事业，从而自动自发地加入人民的和平军中。”
为什么不像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向外行人寻求关于冷战的建议呢？美国发明家委员会曾在1942—1945年间提出了20万个创意——其中许多乍看上去显得“荒诞无理”，但从总体来看，正是这些创意推动了美国军队加速获得胜利。
抑或，为什么不在美国国务院设立一支由创意人才组成的团队，只设立一个职能——就如何赢得世界各国的友谊提出更多新的建议？这支小组可以用整周的时间坐在一起，将各种选项积累起来。然后，一个由训练有素的政治家组成的委员会，可以从本周的成果中挑拣几个他们认为最有可能成功的想法。我们需要以诸如此类的方式，在解决美国国际问题的过程中调动更多的创造力。我们需要更大的勇气，就像在武装冲突中一样，在进行令人信服的构思时，我们也需要动用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