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寿寺之谋

意外发生在两年后的夏天，就在这一年，皇太子朱标因病逝世，年仅三十七岁。

朱标的死是一场“蝴蝶效应”，很快在整个大明朝引起巨大的风暴。

壹

首先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的是朱元璋，老来丧子。洪武皇帝朱元璋戎马一生，活到七十一岁，已经是相当的硬朗了，估计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他是大明朝最长寿的皇帝。

古代人均寿命比较低，所以年纪大的皇帝免不了要面对皇太子英年早逝的问题。换成一般皇帝可能还好，但朱标属于开国皇太子，他当太子的时间跟朱元璋当皇帝的时间一样长，班底都给他搭好了。

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的时候，朱元璋开始让朱标代理国政，比朱棣就藩北平还早三年。朱元璋连太子幕府都没有设立，所有的重臣全都在太子府有兼职。其中，开国第一文臣李善长担任太子少师，中山王徐达兼太子少傅，大将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后面跟着冯胜、刘基等一批名臣。

简而言之，朱标可能是整个明朝历史上最稳的皇太子，整个洪武朝只有一个“太子党”，就是朱元璋本人，其他人都得往后站。

结果朱标一死，朱元璋所有的政治安排全乱套了，必须把手底下那些人清理一遍才能安排继承人。所以，他被迫清理了蓝玉、冯胜、傅友德等一批大将，导致本来人才济济的明朝军界居然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尴尬现象，也为后面建文朝的无人可用埋下了伏笔。

朱标之死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迁都。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朱元璋改变了建国之初的思想，开始谋划着迁都的问题，但不是迁到北京，而是迁到长安（今西安）。因为汉朝和唐朝的首都都在这儿，从历史角度上说正儿八经地经营中原，这里最合适。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时候，正好在西安就藩的秦王朱樉多次犯错，朱元璋急了，把他叫回了南京，臭骂了一顿，责令他反省一年。然后，朱元璋派出太子朱标去西安巡视，捎带着勘察一下迁都的准备工作。

没想到可能是水土不服，朱标从西安回来以后突然一病不起，在病中还上疏筹建新都的事，结果第二年直接暴毙了。这件事导致朱元璋一看见“西安”俩字就有心理阴影，迁都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朱标一死，朱元璋就得重新安排继承人。过去的家族传承是按分支走的，从朱标确立太子开始，基本上朱标的血脉就是属于“帝系”，除非帝系血脉断绝，否则不太可能考虑其他人。所以，朱元璋就把孙子朱允炆确立为了皇太孙，准备让他继承大统。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于南京，葬在了明孝陵，就在现在南京的紫金山风景区。朱允炆毫无争议地继承了帝位。

过去皇帝继承帝位，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先帝的遗诏，得先表明自己的合法性。而且，朱允炆并不是朱标的长子，他是二儿子，上面还有个大哥，只不过后来夭折了。结果在给朱标出殡的时候，朱允炆哭得撕心裂肺的。朱元璋一看这孩子真孝顺，再加上朱允炆熟读儒家经典，很符合朱元璋心中的“仁君”形象，就把朱允炆立为太孙。因此“仁孝”属于朱允炆的标签，别管是不是真的，起码得把牌子打出来，所以遗诏显得特别重要。

朱元璋的遗诏上有一条特别引人注意，就是“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翻译过来就是，藩王们在自己的地盘悼念一下就行了，用不着来一趟京城了。

这一点问题比较大，按理说当爹的去世，儿子奔丧属于正常礼节。所以，很多人从这里开始就觉得，朱允炆已经对叔叔们起了戒心了，否则不会这么不近人情。

这下也搞得朱棣非常郁闷，自己亲爹临终一面都见不到，只能在北平哭几声。结果还没等哭完呢，那边的建文帝朱允炆就开始削藩了。

贰

朱允炆放到今天来说，属于那种假装好孩子的文艺青年。朱元璋在的时候还比较老实，结果一当上皇帝直接开始放飞自我了。爷爷“洪武”，我“建文”，天天跟齐泰、黄子澄等一群书生在那里纸上谈兵，商量着把这个国家改为井田制，就是跟商朝的农业制度一个水平，非常富有理想主义色彩。

这时候，建文帝手下的一群儒生们就开始建议了，说：“咱们这么改制，很容易遭到反对，谁敢反对呀？大臣们肯定不敢，有这个胆子的都被太祖给带走了，只有皇上您的那些叔叔，仗着辈分比较高，敢教训您，所以我们开始‘削藩’吧。”

朱允炆一听，乐了，早就看这些叔叔们不顺眼了。《明史》载，朱允炆还是皇太孙的时候，就在当时明故宫的东角门边上跟黄子澄聊天，说： “诸王拥重兵，多不法，奈何？” 就是问他，这些叔叔一个个兵强马壮的，而且都不太守规矩，怎么办？黄子澄马上回答： “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 您叔叔那几个兵自我防卫还可以，真要是打起来，朝廷大军一到，全都完蛋。

这一听就是书生之见，打仗哪是单纯拼人数呀？但这俩人一个敢说一个敢信，朱允炆居然当真了。朱允炆继位之后，马上把黄子澄找了过来，开口就是“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您还记得咱俩当年在东角门时聊的雄心壮志吗？黄子澄马上跪下磕头，表示不敢忘。

其实“削藩”这个思路本质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要加强中央集权，“削藩”是必然的。中国几千年来都这么干，不然藩王很容易尾大不掉。但“削藩”不是平叛，藩镇的存在是合法的，人家藩王合法的权利被剥夺，后果会很严重。

因此我们看历朝历代，“削藩”都是一场持久战。比方说汉朝，历经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明君，才把这件事摆平，即使是这样也出现了“七国之乱”这样的局面。但朱允炆完全没想这么多，说干就干。

朱允炆当时的一个优势在于，排名比较靠前的藩王在洪武朝的最后几年都死的差不多了，其中老二秦王朱樉病死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晋王朱棡则病死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月，比老爹朱元璋早了三个月不到。这样一来，燕王朱棣就成了建文帝最年长的皇叔，而且离得比较远。

这时候，朱允炆有两个“削藩”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擒贼先擒王”，这是齐泰的建议，挑最硬的骨头啃下来，直接削掉四叔燕王朱棣，这是年纪最长而且军功最大的一位藩王，摆平了他，其他人肯定没人敢反抗。但朱允炆想了一会儿，还是动摇了，决定按照另外一个思路，先从软柿子下手。

谁是软柿子呢？周王。周王朱橚和朱棣是一个娘生下来的，而且人就在凤阳，离得比较近。所以，朱允炆等人就教唆周王的二儿子朱有爋，告发周王谋反，并承诺封朱有爋为王。

这件事干得相当不地道。朱橚是个老实人，属于学者类型的王爷，热爱医学事业，他编纂的《救荒本草》，后来被李时珍写《本草纲目》时大量引用。这种人哪有精力造反，编书的时间都不够用的。但朱允炆不管这个，自导自演，直接把周王押回南京囚禁起来了。

有了第一个，下面就好办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建文帝连续举起“削藩”的大刀，代王朱桂、齐王朱榑、岷王朱楩、湘王朱柏先后落马。一年削掉五个叔叔的王位，成绩斐然。

其中，代王和齐王等人还好，只是被圈禁或者是被废为庶人。湘王就比较惨，估计是心理落差比较大，心想父皇在的时候我活得好好的，现在侄子对我动手动脚的，一气之下，直接自焚而死。

到了这份儿上，朱棣就是再傻也明白过来了，造反是很难造反，可也得做两手准备。何况这一年里建文帝没少敲打他，建文帝刚继位不久，就开始拿着隆福宫说事，说他僭越。

朱棣很愤怒，我都在这儿住了快二十年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直接回信道： “谓臣府僭侈，过于各府，此皇考所赐……盖《祖训录》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非臣敢僭越也。” 意思是，这地方是太祖爷给我的，我接手以后连块瓦都没敢加，当年《祖训录》里就讲了，跟其他王府不一样，不服你去查。

建文帝一看，不吱声了，他还没胆子跟朱元璋的遗训过不去，不过这不耽误他从别的地方下刀子。他扯了一个理由，说蒙古军队有可能要南下，把朱棣手底下的军队调到了开平。我们之前讲过，开平就是元朝的上都，在现在的内蒙古境内，当时离蒙古军队还远着呢。

朱棣自己就在抗击蒙古军队的一线，哪能不知道消息的真假，气得鼻子都歪了，但也没办法。之后，建文帝又把朱棣的得力手下观童，就是之前劝降乃儿不花的那位调走，派宋忠过来管理朱棣的军队。朝廷又在北平城安排了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为都指挥使，就在北平城内。当时北平城不算太大，所以基本上对朱棣开启了全天候的监视。

到这一步，朱棣头都大了，造反又打不过，老实待着又被朱允炆折腾，这种情况必须找个地方静静心，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

去哪儿呢？庆寿寺！

叁

庆寿寺始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位置就在现在北京的西单边上。对于明代初年的北平城来说是很有名的宝刹，距离朱棣所住的隆福宫也很近，走路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元朝大汗蒙哥在这里建了两座佛塔，所以又被称为“双塔寺”。这对佛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还保存着，直到1953年西长安街扩建才被拆除，这让建筑学家梁思成倍感痛心。

当然，朱棣去庆寿寺肯定不是为了看双塔，而是去找一个住在庆寿寺里的老和尚，和尚法号道衍，俗名姚广孝。

姚广孝是元末明初那个乱世特有的人物，他本人出身于医学和儒学世家。这种世家在元朝很多，都是被民族制度坑惨的人。之后，他在姑苏出家，法号道衍，拜的老师却是著名的道家名师席应真，也就是说他一个人贯通佛道儒三家。传说这老和尚双目三角眼，跟之前兴建元大都的那位刘秉忠一个相貌，属于“病虎”之相，主一生杀伐。

当年马皇后去世之后，朱元璋为了纪念她，就派了一批僧人，跟随儿子们去就藩，引导着儿子们信佛，为马皇后祈福。姚广孝的路子比较广，和当时的文人领袖宋濂、高启等人关系很好，再加上是难得的“通儒之僧”，就被派到燕王朱棣身边，和朱棣非常聊得来。很多人觉得姚广孝应该和朱棣是一代人，但实际上他只比朱元璋小七岁，算是朱棣的长辈，更像朱棣的老师。

一见面，朱棣就问姚广孝这事怎么办，总不能活活等死吧。结果姚广孝一开口，大不了咱们就造反呗。

朱棣一听，人都吓傻了，心说这到底是谁被“削藩”，怎么老和尚比我还急？其实很好理解，姚广孝那会儿都六十多岁了，佛道儒学了一辈子，再不找机会疯狂一把，满腹经纶就带到棺材里去了，所以力劝朱棣造反。

问题是当时朱棣手底下的军队都没多少了，就剩下一群护卫，加起来大概不到千把人，这要是造反，难度不比老爹朱元璋起家来得小。何况朱元璋还算是乱世出英雄，浑水摸鱼成功率比较高。现在大明已经建国三十多年，天下太平，中央政府的威信很高，你一个叔叔去和侄子抢位子，说破大天也不占理。所以，朱棣哆哆嗦嗦地问了一句： “民心向彼，奈何？”

造反这种事没什么回头箭，要么一飞冲天荣登九五，要么全家被诛九族。既然准备动手，甭管动机是什么，总得奔着成功的目标冲。但在古代，你想得天下，第一要素就是大义民心。比较典型的就是晋朝，连续三代弑君上位，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别人觉得你得国不正，你能上我也能上，那国家就完蛋了。

这个时候，老和尚很霸气地回答道： “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摆明了就是耍流氓，管民心干吗，咱造反属于替天行道，跟宋公明哥哥一个级别。

而为了给朱棣洗脑，姚广孝还劝说了自己的好朋友袁拱和金忠去辅佐燕王。这俩是干吗的呢？一个是相面的，一个是占卜的，主要的作用就是给朱棣洗脑。这下朱棣就开始坚定信心了，至少要做最坏的打算，不然就得跟湘王一样在隆福宫里自焚了。

既然确定了想法，那很多事就好办了，姚广孝当仁不让地接过了最重要的任务——练兵。

现在我们回看这一段历史，会感慨这老和尚真的是造反专业户出身，构思太缜密了。《明史》记载，姚广孝 “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意思是，挖了地洞，盖上厚墙，埋下了大量的瓷缸，用来吸收声音，然后开始造兵器。就这还不算完，又养了一群鹅和鸭，扰乱练兵和打造兵器的声音。

这里也亏了是隆福宫，如果换成普通的王府，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些活动。隆福宫的面积大，这些全部在燕王家的后院就办妥了。就这样，在姚广孝的安排下，造反的物质条件就这么具备了。

但打造兵器、选拔将领、制订作战计划都需要时间。这时候，姚广孝又给朱棣出了个主意，让他装疯，以此来迷惑建文帝，反正天高皇帝远，他也没法当面确认，只要把北平这些盯梢的瞒过去就行。

所以，朱棣在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开始装疯。他大夏天穿着皮袄在北平的大街上乱跑，又哭又笑，时不时地抱着个炉子喊冷。张昺和谢贵他们几个一看，六月天你不吃冰镇就算了，还吆喝冷，马上就信了，赶紧汇报给建文帝，说您四叔疯了。

但这种事情也就瞒一下外人，朱棣不可能天天穿着皮袄，回到家就脱下来了，要不然回头中暑就麻烦了。所以，当时燕王府的长史，也就是大管家葛诚，一看朱棣回去以后判若两人，就明白了，燕王是装的。他为什么装呢？肯定是想造反，就跟张昺和谢贵告了密。

建文帝一听，装的？马上告诉都指挥使张信，赶紧找机会把朱棣抓起来，南京也有“精神病院”，不差他这一个。

到这一步，造反已经是一触即发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