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可变“夏”，“夏”可变“夷”

“华夏”一族拥有共同血缘关系，如果换个角度看，这种关系网的存在并不是完全封闭和排外的，只要接受了周公制定的文化标准，夷狄就可升格为华夏成员，本来属华夏关系网之内的人如果不持守礼仪规则，也可能堕落退化到蛮夷的境地。有一种说法称：“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意思是说，中国人如果活成了夷狄的模样，就会遭到鄙视。相反，夷狄如果表现得像中国人一样文明，那么就应该像对待自己人那样包容他们。夷夏身份随时可以相互转化。

文明的标准有很多，“汉字”的统一使用可能是个关键因素。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位居西北的秦国和地处江汉流域的楚国本不属于华夏地区，秦有北狄的血统，楚有南蛮的嫌疑。近代还有学者说今天的湖南人有蛮族的血统，不属于纯种的汉人，可联结他们的共同纽带就是使用汉字，这同样是“文化”高于“血统”的一个证明。

“夷”与“夏”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周人通过关系的远近亲疏来判断是野蛮还是文明，一条标准是能否“尊王”和懂不懂“周礼”。有人坚持认为，“蛮夷”天生长在荒蛮之地，他们的文化是低级的，必须接受周人的礼仪训练才能转化成文明人。文明与野蛮的隔阂受天然地势的限制，华夏臣民不应该越过地理界线随便跑到野蛮人那里去活动。孟子打了个比喻，只听说鸟从深谷里飞上乔木，却没听说过鸟从乔木奔向谷底。意思是夷狄就像那只鸟一样，向往周人代表的文明，只存在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一条路，绝不会选择相反的方向重新投入黑暗之中。（《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对待夷狄的态度，孔子比孟子稍微灵活一些，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对待蛮夷不需主动进攻，或者硬生生闯入原住民地区强行改变原有习俗，破坏他们的生活节奏。即使被迫在蛮夷之地停留，也不会影响对礼仪的遵守。华夏文明依靠的是人伦道德的自然魅力，慢慢吸引夷狄的注意，如果他们愿意融入其中再想办法接纳和令其安顿下来。周朝总是突出“华夏”文明向蛮夷之地的单向传播，很少承认会出现相反情况，似乎“蛮夷”永远处在低位。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那些身份模糊，难以归入纯粹华夏血统的“夷狄”却很早学会了灵活利用夷夏边界的开放性，为自身谋得实际利益。

夷夏之间的开放性在东周时期就有表现，一些原本属于华夏核心圈子的诸侯，因为犯下不尊周王的错误，就有可能被贴上“新夷狄”的标签，那些原本被看作“夷狄”的诸侯像楚、吴、越等国，反而因“尊王”获得爵位称号，进入华夏行列。东汉大学者何休说：“中国所以异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昭公第十）只有学会尊崇周王和尊敬长辈才有资格当“中国人”。春秋时期，吴国北上取得中原盟主地位以后，受到各路诸侯的尊敬，被称为“吴子”，说明某些“夷狄”经过教化也能仿效华夏一族的“尊尊”习惯，摇身变成其中一员，从此打破夷狄不能入主中原的惯例。后来那些觊觎华夏权力的“夷狄”也都会利用春秋时期夷夏身份转化的故事，洗刷自己不文明的底色。

秦国人身份原本与西戎有关，秦国统一中国以前就已经萌生统治华夏中心地区的想法，秦王总觉得中原徒有文化优越的名号，本来是靠亲戚关系聚拢在一起的诸侯小圈子却经常互相打来打去，实在担当不起政治中心的角色。据说有一个叫由余的游士被戎王派遣出访秦国，面见秦穆公时，秦穆公向他表达了心中的一个困惑，他无法理解，中国凭借诗书礼乐执政，却总是多年混战不堪，丝毫不顾同宗同种的情谊；像秦国这样被视为戎狄的国家，又靠什么来治理呢，岂不是太困难了吗？

由余回答说，中国陷入混乱是因为到处弥漫着骄淫之气，上级滥用法度督责下属，生活在低层的人抱怨上级对自己不仁不义，上下政策不一致造成治理失序，各种不满一天天酝酿累积起来，篡夺杀戮之事到处发生。秦国表面被当作戎狄对待，情况却大不相同，上级用醇厚的仁德态度对待下属，下级心怀忠义侍奉君王。掌控一个国家就像打理一个人的身体，从这个缩影能够窥见一国治理的新气象，这才是“圣人”统治国家的境界。由余的回答说明，只要遵行华夏制定的礼仪，秦国与某些华夏圈子内的成员相比丝毫不逊色，并不用管是否真是周王的亲戚。秦王朝建立后自认华夏传统继承人，为了洗白戎狄身份，反过来积极为防御北方匈奴的入侵筑起了长城。

“夷夏”进退标准的制定最初并不是考虑文化的先进与否，冲突反而更多发生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比如习惯定居还是游牧，成为划分华夷界限的一个重要尺度。汉朝与匈奴搏杀数十年，匈奴采用牧民的游袭战略，只以短期劫掠为目的，没有占据城市长期居留的打算，汉朝人尽管兴师动众，聚集庞大的军队和财力，对匈奴的战争也一度占据上风，却如大炮打苍蝇，占不了多大便宜。可是在汉人眼里，匈奴始终是文化等级低于华夏的野蛮部落。战国以后，秦朝建立起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在礼乐建设方面没有下过多少功夫，主要贡献是建立起郡县制度。郡县制设计针对的是那些定居城乡采用农耕技术的华夏人群，一旦他们被纳入这个体制内，就标志着脱离了野蛮状态，那些不服从郡县制管理的族群自然就被划入夷狄。农耕游牧的区别与是否奉行周代礼仪成为古代划分文明等级的重要依据，这就是古籍中常提及的“夷夏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