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中国”该不该有君主

前面说过，“夷夏”对立的思想在宋明比较流行，清朝中叶以后却沉寂无闻，有人可能要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东北地区曾长期由女真人占据，他们在关外建立满洲政权以后，又称满人，在明代士人眼中仍属于“夷狄”，所以清朝皇帝入关后对前朝遗留下来的夷夏之别观念一直特别敏感，不断使用各种手段防范镇压。乾隆年间兴起的文字大狱特别多，目的就是要全力剿灭敌视满人的言论。

清末以来，伴随西方思想大潮的冲击震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异，此时清朝皇帝早已自许是华夏正统继承人，频繁入侵的西方人反而变成了威胁中国的“新夷狄”。随着晚清政权日趋衰落，反满情绪不断暗涌成潮，一个难题摆在了革命党人面前，要想推翻存活了二百多年的大清政权，就必须找出一个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理由，毕竟大多数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被满人统治了。

经过摸索，革命党人终于找到了有效的鼓动办法，那就是重新发掘和包装明清鼎革时期的激进反清言论。比如大量重新印制出版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些清初大儒的著述，或者偷偷发行《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等描述满人屠杀汉人的禁书，当作唤醒反满意识的信息媒介。居住在日本的革命党和留学生不断通过传播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某些杂志在军队和受过一定教育的民众中持续发酵扩散，晚清编练的新军中不少人正是受到这些书刊的影响才参加了辛亥革命。清朝统治后来一夜崩塌与革命党人“反满”言论的成功扩散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为了挑动对清朝统治的刻骨仇恨，革命党舆论宣传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丑化满人形象，孙中山在与友人来往的书信中直接使用“虏”“寇”等字眼贬低清朝统治者。刘师培甚至把“内夏外夷”的主张当作“中国立国之基”，反复声称：“中国之国本何在乎？则华夷二字而已。”（刘师培：《两汉种族学发微论》）继承的还是宋明极端仇视异族的言论。刘师培还对华夷之间边界不断向南移动表达不满，说秦汉时期的华夷边界大抵停留在长城一线，魏晋华夷分界徘徊在大河地带，宋代汉人与金人对峙后，华夷界线南退到了江淮地区，造成华夏与夷狄混居局面，他担心百年之后汉人就会全部沦为夷种，被彻底消灭干净。

晚清革命党人章太炎的一些文章，如《与康有为论革命书》《讨满洲檄》及青年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都刻意模仿宋明时期对待北方民族的激进态度。在邹容的眼里，清廷就是：“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章太炎干脆骂起来，说：“东胡群兽，盗我息壤。”他为《革命军》写序言专门说道，“光复”的意思就是“驱逐异族”，满人仅仅是一些动物，完全没资格和汉人等同看待，理应遭到蔑视。如果是同类族群改朝换代相互替代，那叫“革命”，如果是异族抢夺了华夏政权，那叫“灭亡”，“中国”既然被胡人所灭，推翻清廷就应该是一场“光复”行动，不算“革命”。（章太炎：《讨满洲檄》）

革命党重写“国史”，特别突出“黄帝”是汉人始祖，满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不在“黄帝”历史谱系之内，有一篇文章直接表示：“要把我汉族谱系，考得详细，那异族，一概把他撵出万里长城。”（白话道人林獬：《国民意见书·甲辰年国民的意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

革命党夸大满汉矛盾的激情论说果然刺激起了高涨的反满热情，却不一定符合清朝末年的实际情况。满汉矛盾在明末清初最为激烈，康雍乾统治时期，清朝皇帝同时推行满汉分治与满汉融合的双向并进政策，至少表面上看是力求照顾满汉双方的利益，经过多年交锋磨合，汉人逐渐适应和接受了满人的统治政策。

在官员构成上，在晚清任职的督抚大员中汉人的数量居多，州县一级的官僚更是几乎全部由汉人担当。至少在中层官僚任命的这一层次好像已经没有太过明显的满汉冲突迹象。晚清推行新政改革，大多数政策更是由汉人封疆大吏主导推行。

从思想脉络上观察，革命党“反满”思想大体是在重复宋明“夷夏之别”的旧有主张，并没有增添太多新的内容，辛亥革命以后，在讨论如何规划中华民国疆域时，这套过于激进的反满论述很快遭到了质疑和挑战。

中华民国建立之前，早期革命党人章太炎和孙中山都一度表示，未来中国国家疆域大致相当于明代内地十八行省范围，这与清朝大一统格局下的多民族共同体架构完全背道而驰。但革命党人突然意识到，如果坚持明代的疆域观和僵硬的反满观念，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这种担忧逼使革命党人不得不调适和修正原有的建国纲领，重新思考如何接纳更多民族参与国家建设。

在如何协调立国规模与民族关系上，清末最为活跃的两个党派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立宪派坚持“中华”是个地理概念，在空间布局上对不同民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华”指的是“领土上的国家”，仅仅用血缘标准单独界定“中国”概念是极不明智的。汉人尽管在文明程度上高于其他民族，但并不应排斥多民族共享繁荣的权利。

立宪派极力淡化“国家认同”与“种族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与清初统治者对各民族如何共存相处的思考是相当一致的。清廷用“中外一家”的口号淡化民族冲突，立宪派则主张以“国家认同”协调和制衡各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因为如果不承认多民族具有生活在同一空间内的平等资格，用“夷夏之辨”的旧思维对待汉族以外的少数族群，必然激起民族之间的对立和仇恨。如果谁还敢坚持这个看法，很可能变成分裂国家的罪人，即使这个“领土”已非昔日的“大清帝国”。可以说，如何平衡“夷夏”两者的关系是革命与立宪两党反复争论的话题。

晚清时期，以往把“文化”和“疆域”脱钩论述，同时强化夷夏之别的观点，早已被清初“大一统”观的实践模式所取代，与立宪派温和平稳的言论相比，革命党为了鼓吹革命的正当性，尽管论辩态度激情四射，煽动力超强，却仍然单调乏味地沿用宋明夷夏对立的陈旧思维，难免缺乏说服力。翻检当时两派论战记录，革命党显然在论说逻辑的合理性方面完败于立宪派，只不过因为辛亥革命在瞬间仓促发动，居然一战成功，才暂时掩饰了激进反满理论的苍白无力。

辛亥革命以后，面临复杂的中外冲突新局势，晚清革命党排满言论的缺陷立刻显现了出来。当时建立中华民国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清代皇帝不仅拥有实际政治权力，而且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对促成各民族凝聚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内具有象征性的统摄作用。皇帝被打倒以后，中国开始渐渐步入新型现代国家的行列，摆在面前的首要难题是，在国家治理方面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和策略？如果仍然重复排满论调，中华民国就无法凝聚起多民族的力量共同建设新国家，同时也面临国土分裂的潜在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