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观如何挑战古代文明等级论

革命党人显然不愿意承担分裂国家的罪名，中华民国建立伊始，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把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主要族群概括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公开打出“五族共和”的旗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对什么是“五族共和”有一段清楚的说明：“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各民族只要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现代国家疆域之内，就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五族”全部在一起和谐共存才算得上“领土之统一”，这就意味着，除汉人统治的十八行省外，原属清朝藩部的各地区也应同样划归中华民国管辖。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五族处于平等地位，至于是采取西方国家的民主联邦体制，还是允许不同民族彻底分离出民国，自行建立完全独立自治的政体，当时并没有立即达成共识，而是经历了一番反复论辩的曲折过程。

清朝刚刚灭亡，一部分蒙古王公就率先提出地方自治的要求，理由是蒙古受清朝二百多年统治压迫，普通民众大多信奉喇嘛教，清朝皇帝在位时曾经被封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名义上也是喇嘛教信仰的庇护者。民国建立，清帝退位，皇帝喇嘛教的尊号自然不复存在，民国政府既然主张各民族平等互利，似乎理应满足蒙古族独立自治的愿望。部分蒙古王公趁机向民国政府请愿设立“自制区域”，组织自治团体，甚至提出蒙古应模仿加拿大相对其宗主国英国所拥有的类似独立地位。

面对这种离心倾向，孙中山采取两面出击的论述方略，一方面重申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大方向不可动摇；另一方面宣称各民族一律平等，共享民国权利，刻意淡化和压抑汉族文明的优越感。1919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外抗争御侮的现代民族主义呼声持续高涨，孙中山公开放弃了“五族共和说”，反过来高调提倡汉族同化论，号召在汉族统一领导下，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入侵，建设中华民国。他在一次演说中提到：“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或有人说五族共和揭橥已久，此时单讲汉族，不虑满、蒙、回、藏不愿意吗？此层兄弟以为可以不虑。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底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同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这篇演讲流露出一股“大汉族主义”的味道，颇有回到宋明“夷夏之辨”旧路子的迹象。话虽如此，自此之后，却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宣称中国疆域不应包括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也再没有人重提辛亥革命前的激进种族言论。

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提出了“民族自决”和“自治”的主张。一般认为这种观点受到美国威尔逊和苏联列宁有关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但国民党仍坚持汉族主导下的民族平等原则，对“民族自决”的解释显然与联邦制和单一民族独立建国的主张有根本区别。可见，革命党人的主张有一个从早期“排满论”，中间经过“五族共和论”“民族自决论”，再回归经典“大一统”论述的转变过程。

稍加总结，反满言论在近代突然短暂流行，有可能是革命党为颠覆清朝统治采取的伪装策略，并不是一贯奉行到底的僵化理论。这与近代知识界对“什么是中国”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有关。费孝通先生认为，近代以来，对“什么是中国”的讨论已经转移到“什么是中华民族”这个新话题之上，“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也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演变态势。把中国“自觉”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完全是在与西方抗争时出现的新事物，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却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演变中慢慢形成的一种潜意识。“自在”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早已萌发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只不过表现出的是一种不自觉的存在形式。“自在”与“自觉”大有区别，在旧有王朝框架下，作为“臣民”或“藩民”的民众始终处在懵懂的“自在”状态，在现代国家的统治框架下，人民清醒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公民”，这是“自觉”选择的结果。

我们不妨换个说法来解释，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产生是现代“中国”概念形成的基础和理由。首先，近代中国的复兴思想是从种族“救亡图存”的意识中萌生出来的，中国受到西方不断欺凌刺激，产生了严重危机感，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列强虎视眈眈的威逼压迫之下存活下来。晚清时期，不仅汉人必须“合体”为一，而且各个零散分布的少数族群也只有凝聚在“中国”这个现代民族共同体内，才有自救的可能。梁启超曾率先使用“中国民族”这个概念，把“中国”与“民族”连带关联在一起，组合成一个词组，表达的就是这个意向。

立宪派认为，“中国”不是靠“血统”而是靠“文化”凝练而成。满、蒙、回、藏等少数族群只要进化得法就不至于被遗落在外，应努力与汉民族团结在一起建立“新中国”。这样的思路与先秦古典经书中“尊王攘夷”的灵活性解释基本相通。

不难发现，“什么是中国”的古典意识向“中华民族”观念的转化，与立宪运动、革命风潮相互激荡呼应，共同促成各民族积极思考和应对如何成为合格的现代“国民”这个大问题。孙中山就曾用“中华国族”这个指代词，呼吁各民族在“国家”意识的统领下团结起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特别强调五族合体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特别昭示出“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对“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最终统一了起来。在当时政党政治斗争越来越激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对政党的忠诚之间逐渐被画上了等号。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的日益深入，如何界定“中国”更成为一个敏感话题。公共舆论一致认为，在这个特殊时刻，凡属“中国”区域内的各民族都应该暂时放弃自己的族群身份，全部融汇到“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敌旗帜之下，突出展现“中国”疆域和族群融合的一体性。

晚清以来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各种争论实际上是在回应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这种新时代下相互融合的构想与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主义号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中华民族”概念形成的复杂过程中，国民党领袖和各类文人学者频繁使用“国族”一词，说明不同族群无论是自我认知还是联合团结都要服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总体目标。从古到今，“天下观”的历史演变有一个从奉行“尊王攘夷”原则到构建“大一统”理念，再到南北分裂后被迫强化“夷夏之辨”的文明等级论，最后发展出现代统一“中华民族”观的复杂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