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拍案汴京

时间： 宋英宗治平二年正月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七月

地点： 开封

苏轼结束了凤翔的任期回到京城开封，父子三人再次相聚，其乐融融。苏轼被任命为殿中丞，兼任直史馆，这位文艺天才得以借此机会饱览宫廷藏书和书画。

几个月后，苏轼的爱妻王弗因病去世。

时隔不到一年，苏洵病故。

兄弟二人护送父亲和王弗的灵柩回眉山，为父丁忧守制三年。期间，宋英宗驾崩，宋神宗即位。

他们再次回到京城，已经是熙宁二年（1069）了。新上任的神宗皇帝励精图治，希望让积弱的北宋迅速强大起来。于是，他起用了王安石，实行新法。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在实操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由于改革力度太大，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一时间，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都站到了反对变法的队伍中，苏轼于情于理地加入了同一阵营，他上书皇帝，痛陈变法的诸多弊端。然而，一心想要强国的神宗早就和王安石“肝胆相照”了，改革之路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

倏忽匆匆过半生

苏轼在凤翔任上的任期已满，回到了汴京。父子三人终于又可以朝夕相处了。

这时朝廷的任命也下来了，苏轼任殿中丞，同时兼任登闻鼓院判官。“登闻鼓”三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群众申诉，确实如此。苏轼对这个官儿实际是不太喜欢的，采取了消极对待的态度。恰在此时，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位君王——宋英宗。

英宗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他对宰相韩琦说：“把这个大才人调到翰林院吧，让他做知制诰，给朕起草诏书。”韩琦说：“圣上啊，那可不行，大宋开国以来，列祖列宗选择官员都必须经过特殊的考试，您这样直接提拔他，是不符合祖制的。”英宗点了点头说：“那要不然让他当个起居注吧，记载一下我朝日常，总可以吧？”老韩琦说：“圣上，依臣看，这也不行。先帝在位四十多年，对于内廷官员的考核和提拔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您看看苏轼，虽然他有才，但资历浅，是不是？您得考试！”英宗不高兴了，说：“我们过去用考试来提拔人是因为不了解这个人，我了解的人，为什么还要考试啊？”韩琦胡子一翘，脸一拉说：“皇上，您可不能让微臣为难啊。仁宗皇帝在的时候，常常告诫我们，祖宗先例不可轻废。如今您做这样的决定，老臣恕难从命。”韩琦眼看拗不过皇帝，就搬出太上皇来。这样一来，英宗很扫兴，就不再聊这个事儿了。

欧阳修得知此事，专门把苏轼找来谈心。“小苏啊，老韩这人我了解，他就是这样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不是针对你，你可别往心里去啊。”苏轼说：“恩师大人您放心，韩相的脾气我早有耳闻，坚持原则是值得敬仰的，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再说了，这么多年，学生我也没怕过考试啊。”他这样一说，倒把欧阳修逗笑了。

不久，朝廷真的安排了一次考试，苏轼毫无悬念地通过了。考过之后，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官职——直史馆。负责什么呢？其实就是修史的文官，虽然官阶不高，但是非常重要。他的老师欧阳修也曾经做过这个官，后来编修了《新唐书》。直史馆的工作内容，更多的是阅读内府藏书，品鉴著录内府书画，这样的工作对一个文人而言，实在是莫大的幸福。

然而，造化弄人。苏轼在直史馆任上仅仅待了几个月后，他的爱妻王弗一病不起，任凭百般医治，病情也毫无起色，不几日竟撒手西去。这个打击对于苏轼而言，实在是有些沉重。他不敢相信，如此年轻而贤淑的妻子怎么说走就走了呢？那段时间，他常常搂着爱子苏迈呆呆地坐着，巨大的悲伤和孤独感涌上心头。

祸不单行，时隔不到一年，他敬爱的父亲苏洵也因病离世，年仅五十七岁。他和苏辙陷入了更大的悲伤中。

苏轼请欧阳修为父亲写了墓志铭，请司马光为母亲程夫人写了墓志铭。兄弟二人护送着父亲和王弗的灵柩，回乡为父丁忧。

丁忧制度对于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人而言，或许显得有些残酷。因为三年后再回到朝堂，不知会有多少变数。然而，这项关乎孝道的制度在北宋时期已经突破了民俗，发展到了法规的程度。官员如果不为父母丁忧守制，则可能被免官甚至坐牢。苏轼兄弟为父母丁忧，还得到了英宗皇帝特别的照顾，由朝廷安排船只护送他们回到四川老家。皇恩浩荡，给兄弟二人悲伤的内心带去了不少温暖。

他们回到了人生的起点——眉山，那里的山山水水是那么美好，父老乡亲是那么熟悉。此时的苏轼兄弟早已不是数年前进京赶考的少年，他们都取得了功名，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因此，远近来访者络绎不绝。

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丁忧结束。苏轼续弦。他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这是王弗在弥留之际的安排。数月后，兄弟二人携家眷再次启程。故乡虽好，前程却在汴京。

苏轼兄弟不会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亲近故乡的山水。

他们回到开封之后，发现天变了。

就在他们为父丁忧的第二年，也就是1067年，宋英宗赵曙因病去世，其长子赵顼继承大统，宋神宗时代开始了。年仅十九岁的宋神宗，不甘心自己的大宋王朝如此积贫积弱，非常希望通过他这一朝的努力让国力回到开国时期的兴盛局面。他也深刻认识到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于是，他想到了变法。

满腔热血且经过多年基层历练的王安石和神宗有着同样的梦想。他给皇帝上书万言，表达自己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改革的想法和决心，深得宋神宗的认同。于是，宋神宗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王安石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很快，募役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多项改革法规应运而生。

改革自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招来不同的声音。每当有保守派批评王安石时，他便亮出三面挡箭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王安石铁了心地要把新法推行下去，而皇帝是他的支持者。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久而久之，执拗的王安石得了个外号——拗相公。

苏轼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争论，他在神宗面前痛陈变法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试图让皇帝回心转意。然而，神宗皇帝太需要这场改革来证明自己了，他选择信任王安石，而且信任到底。

很快，苏轼遭到了改革派的攻击，进而转入白热化的程度。无法忍受的苏轼向皇帝提出发外任的请求，于是在熙宁四年，苏轼踏上了去杭州赴任通判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