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王安石变法的N个正当理由

熙宁二年到四年（1069—1071），苏轼先后多次给宋神宗上书谏言，矛头直指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

苏轼并非不主张改革，只是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变法的反面。熙宁四年，苏轼写了《上神宗皇帝书》，理性批判了王安石施行的新法。在这次上书中，他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其一，结人心；其二，厚风俗；其三，存纪纲。

在对“结人心”的论述中，苏轼拿商鞅变法来举例子，说“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在苏轼看来，商鞅变法失了人心。而之所以失了人心，是因为变法的初衷会伤害很多人的利益。

谈到“厚风俗”，苏轼说“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在他看来，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礼崩乐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好的道德基础，没有上行下效的良好风俗，即便是富有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谈到“存纪纲”，苏轼则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他说：“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在他看来，当时已经出现了冗官冗兵的社会现实，很多岗位被无能无用的人占据着，真正有才、能实干的人却得不到重用。

苏轼直陈王安石变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不能不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他提的诸多意见也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甚至有远见的，尽管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情绪化的东西。

另外，苏轼的恩师欧阳修以及苏轼非常尊重的司马光都反对变法，这是他不得不站的队。

对于苏轼真诚直谏，宋神宗颇为欣赏，对他的进言表示首肯和鼓励。而面对变法的推行，宋神宗也不得不做出抉择。事实上，苏轼三番五次的谏言根本没有改变神宗和王安石的决定，变法依然沿着既定的方针在推行。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苏轼明知宋神宗变法的决心和毅力，但是他依然上书提示改革措施的弊端，这也足以看出他的执着。

我们用尽可能简单的逻辑来梳理一下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苏轼有足够的理由不赞同新法，上书神宗却没有任何效果，而他作为新法反对者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于是，他很自然地受到了新党骨干的排挤，他被挤出了权力中心汴京，接连被下发外任到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不甘心的苏轼在此期间写了为数不少的描述百姓苦难的诗文，当然，这其中也的确有直指新法弊端的讽刺性文字。这些文字被新党骨干李定等人收集起来，进行了一番添油加醋的曲解，就变成了苏轼处心积虑讽刺新法、讽刺皇帝的“罪证”。神宗皇帝也由于和苏轼分开多年，无法准确判断苏轼是否真的出格了，于是就点头同意把苏轼调回汴京问话。拿到了皇帝的尚方宝剑，李定等人故意制造恐怖气氛，下定决心要把苏轼置于死地。这才有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所幸的是，北宋有不杀文臣的祖训，且神宗是个比较英明开放的君主，他支持新政，但也很欣赏苏轼的才华和忠心，在曹太后以及众多重臣的求情下，做出了对苏轼从轻发落的决定。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的求情者中，就有苏轼的“老政敌”——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说到底是君子之争，否则他们也不会有后来的相见与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