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神宗的遗憾

宋神宗是个有抱负的帝王，他对于大宋几代人每年向辽国、西夏输送“岁币”感到耻辱。他不甘心处于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朝思暮想地要实行变法、富国强兵，重振开国时的雄风。他最终选中了王安石。但他没有想到，变法会碰到那么多问题，波及那么多人，其中自然包含他很欣赏的苏轼。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准备改革科举，废除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考试进士。苏轼对此甚为反感，他立即写了《议学校贡举状》，从四个方面进行反驳。首先，王安石要搞“素质教育”，以德行为主、文章为辅。苏轼认为，考试考不出德行，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形成钻营之风。其次，王安石说诗赋无用，苏轼认为，如果说诗赋是空谈，难道策论不是纸上谈兵吗？再次，王安石要废除明经，苏轼认为不可以，他认为人才有两种：晓义者和能文者，缺一不可。最后，王安石要大办官学，苏轼说，庆历年间就这么做过，早就成了摆设。

苏轼的文章层层深入，神宗读后赞叹不已。他又想起祖父仁宗皇帝对苏轼兄弟“两宰相”的评语，认识到苏轼的确是难得的人才。神宗立即传旨召见苏轼，并诚挚恳切地希望苏轼坦率直陈当今政令的失误。

苏轼认为自己找到了改变时局的机会，在神宗面前痛陈变法的负面影响。

结果，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王安石那里，他从此对苏轼格外提防。后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由于王安石在神宗心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苏轼被发了外任。接下来的党争愈演愈烈，“乌台诗案”导致苏轼被贬至黄州。宋神宗虽然贵为一代帝王，但他想把苏轼留在身边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

黄州是苏轼文学艺术的井喷期，阅读苏轼的新作竟成为神宗的期待。

南宋陈岩肖在《庚溪诗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宋神宗有一次问大臣：“古代哪个名人的才华堪比苏轼？”大臣回答：“李白。”宋神宗说：“不对，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意思是说，李白的才华和苏轼大致相当，但是学问不如我朝之苏轼。

元丰八年（1085），神宗皇帝驾崩，年仅八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在十七个月内连升十二级，终于穿戴上了皇帝赏赐的绯袍和银鱼袋，成为仅次于宰相的高级文官。

《宋史·苏东坡传》中记载了高太后与苏东坡的一次对话，时间在元祐二年（1087），地点在便殿。高太后和颜悦色地问道：“苏爱卿前年担任的是什么官职？”

苏东坡回答：“微臣是常州团练副使。”

高太后又问道：“如今担任的是什么官职？”

苏东坡回答：“微臣如今是翰林学士。”

高太后继续问道：“为何提拔得如此之快？”

犹如猜灯谜，苏东坡回答道：“微臣有幸获得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的恩典。”

高太后说：“并非如此。”

苏东坡又猜测道：“莫非有大臣推荐？”

高太后如实相告：“也不对。”

苏东坡神色惊慌，说：“微臣虽不足取，但不敢从旁门左道的途径升官。”

直到这时候，高太后才揭开谜底：“这是先帝的遗愿。先帝每次诵读爱卿的文章，必定赞叹‘奇才！奇才！’可惜没来得及提拔和重用爱卿。”

苏东坡感动不已，不觉哭出声来，高太后和宋哲宗也相继落泪，在场的人都很难过。过了一会儿，高太后让苏东坡入座，赐贡茶一杯，然后取下御座前刻满金莲的烛台赏赐给他，让太监送他返回翰林院。这是当时对大臣极高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