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凯莉知道的

几乎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震惊于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 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而我的女儿凯莉也同样震惊。不过不同之处在于，凯莉感到震惊的原因是正确的。

经济学家知道，贸易是繁荣的引擎。由此他们正确地推断，拒绝贸易就是拒绝繁荣。他们引用的研究再次正确地表明，为了保住一名美国汽车工人每年5万美元的收入而设置关税或进口限额，会导致汽车价格不断提高。为此，购车者每年要额外支付15万美元。他们又一次正确指出，自由贸易如同技术进步，可能会取代一些工人，但一定会提高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

这些是我在大学课堂上提出的观点。我最喜欢的教学工具是一则寓言，它根据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的詹姆斯·英格拉姆教授（James Ingram）的故事改编而来。故事讲述的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企业家发明了一项能将谷物变成汽车的技术。于是，他在海边建了工厂进行生产，外人只能猜测其内部如何运作。

消费者得知，这种新车比底特律产的更加质优价廉，于是兴奋不已；当工厂订购大量谷物喂入神秘机器时，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也非常兴奋；对于接受过旧的培训的汽车工人而言，他们确实感到沮丧，但也知道总体来说技术进步是件好事。

直到有一天，一名调查记者设法找到了一位对工厂心怀不满的员工，他泄露了企业家的重大秘密：这家大型工厂根本就是空壳，工厂后墙通向装运码头。粮食前门进，后门出，运往国外换汽车。

这则信息被披露后，大众震惊了，那位企业家也跌落神坛，从英雄变成了恶棍。在这波民愤的驱动下，帕特·布坎南的贸易保护主义渐渐影响了时任美国总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廉价的汽车——无论是通过技术还是贸易获得的——都是好事。切断贸易，等于关停效率最高的工厂。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意味着无视贸易和技术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性。这样做无异于掩耳盗铃。

这就是我告诉学生的，但我不会这么告诉女儿。凯莉还需要依靠我的道德指导。当然，我可以向她解释贸易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变得更富有，但是九岁的孩子已经能够以自我为中心了，我们需要温和地鼓励他们关心他人。因此我没有告诉凯莉，从汽车经销商那儿买车可以省钱，对我们家庭有诸多好处，而是与她谈论是非对错。

当时，凯莉对是非对错已经有了一定认知。她在校园市场活跃地交易装饰贴纸、卡片和牛奶瓶盖。有时凯莉想和她的同学梅丽莎（Melissa）交易，但梅丽莎更喜欢和四年级另一个班的珍妮弗（Jennifer）交易。凯莉对此很失望，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强迫梅丽莎与她交易。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哪怕只是尝试这样的强迫，也是错误的。

凯莉在道德上对自己要求很高。她甚至无法想象老师会干预并禁止梅丽莎与其他班的同学交易，毕竟只有非常讨厌的孩子才会想这么做。

在布坎南眼中，美国国会像一位老师，维持校园秩序，确保所有孩子遵从老师青睐的某几个学生的心意玩耍。但在凯莉眼中，这是个馊主意。她是对的。

贸易保护主义的错误在于它剥夺了基本人权，即选择贸易伙伴的自由。例如，剥夺人们以任何价格从任何愿意出售汽车的卖家那里购买任何汽车的自由。

帕特·布坎南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错误，还在于它违反了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而这恰恰是成为一个正派人的核心要义。连我的女儿都知道，人生而平等，任何人都不应因为出生在不同国度而被剥夺成功的权利。她从不觉得，相比其他国家的汽车工人，要给予本国的汽车工人更多的关心。

暂且不提美国消费者要花多少钱才能挽救一个美国工人的工作。假设布坎南是正确的，他确实会魔法，能在不增加消费者任何成本的情况下挽救美国工人的工作，但是他的观点仍令人反感，因为其前提是美国工人比外国工人更值得受到保护。什么样的道德基础能支持这种丑陋的人种对立？

布坎南经常因种族主义倾向受到指责，我认为他主张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如出一辙，同样丑陋。鼓励人们“买美国货”与鼓励人们“买白人货”，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关心他人意味着既要关心身边的人，也要关心陌生人。比起关心其他国家的陌生人更关心本国的陌生人，可能是一个人最卑鄙、最错误的本能。感谢上帝，在这方面，我九岁的孩子比一些经济学家有更深刻的体会。

早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初，凯莉快五岁的时候，她开始有了政治意识。那一年，主要候选人都想扩大政府规模和管理范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执政四年期间，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监管扩张的狂欢；民主党领袖比尔·克林顿承诺将医疗国有化；共和党内，布什的主要对手帕特·布坎南试图关闭边界；民主党内，克林顿的主要对手保罗·聪格斯（Paul Tsongas）正在运作的产业政策平台将贸易保护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平台就像是由墨索里尼设计的。顺便说一句，这不是玩笑话：聪格斯参议员在早期初选的胜利，代表了自“二战”以来对美国民主观念最大的一次冲击，与“二战”时期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一般无二。同年晚些时候，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观点再次重创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

凯莉敏锐地感觉到，她的父母觉得这些候选人都不尽如人意，她渴望了解更多。一天晚上，她让我坐下来解释这些问题。我尽量讲得通俗易懂，又保证传达候选人讲话的主要精神。例如，我告诉凯莉，布坎南认为人们不应该自行决定买哪种汽车，以此来解释这位经济学家的贸易政策。

她出去想了几分钟，然后回来宣布她决定支持布坎南。她的解释是“我不在乎我们买什么样的车”。

我本可以借此机会讲解比较优势理论。现实是选择减少，汽车价格就会上升，这意味着能用来买孩子看中的物品的钱减少了。不过，这样做不仅徒劳无功，而且是在推卸我作为家长在凯莉道德养成方面的责任。于是我告诉凯莉，有些人会在意自己买什么样的车，我们应该对他人的自由和自己的自由给予同等关心。

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我的女儿成了一名国际贸易专家。她理解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并对这个基本的道德问题产生了持久而清晰的理解，毕竟连经济学教授也常常会回避这些问题。

当老师的都知道，只有在向学生解释明白一个复杂的观点后，自己才算真正理解了这个观点。当父母的也都知道，只有在向孩子解释明白一个简单的观点后，才算真正理解了这个观点。福利经济学根据不同伦理标准，提供数学工具以分析政策选择。我认为，对任何想要严肃思考经济学中微妙的正义问题的人来说，这些工具不可或缺。在面对一些直截了当的真理时，这些工具可能会被用来创造错误的幻象。这些幻象需要被打破，绝佳方法就是和孩子交谈。靠一些晦涩的技术是无法唬住孩子的，你必须回归最基本的道理，即应该关心与我们不同的人的权利。就是这么简单。

凯莉和我尽量不去沃尔玛购物，但不是每次都能做到。有时，有的东西确实只能在沃尔玛买到。如果别的地方也能买到这些东西，我们很愿意去其他地方。

沃尔玛有意识地执行着自己精心宣传的政策。超市每条过道都贴着标语，吹嘘着超市为不卖进口商品所做的努力。但有迹象表明，沃尔玛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有时候它很想售卖只能从国外买到的商品。如果这个商品可以在美国本土买到，那么，它更愿意让人们相信“买美国货——这样你也能受益”。

当凯莉长大、能读懂这些标语时，她就会知道，任何让你关注贸易伙伴种族、宗教、性别或国籍的人，都是坏人。沃尔玛的管理者可能在孩提时代也明白这些道理。想要无视这些真理，成年人必须要诉诸诡辩，自欺欺人。

这种诡辩随处可见，否则沃尔玛将要倒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也不会得到选民支持。范斯坦参议员反对“残忍和不人道”地削减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和教育福利，但支持更严格的边境管制，以防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只有智力超群、颠倒是非的人，才能为这种赤裸裸的虚伪辩护。对墨西哥人，范斯坦参议员要么在乎，要么不在乎。如果漠不关心，为什么她又要指责削减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和教育福利不人道？如果在乎，她如何证明将墨西哥人限制在墨西哥境内是正当的？

就像沃尔玛的管理层一样，这位参议员似乎赞同一些奇怪的观点，即我们应该更关心恰好住在美国的陌生人，而不是碰巧住在其他地方的陌生人。如果能将陌生人限制在假想国界线的另一侧，我们就不必关心他们的福祉了。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道德原则可以证明这种观念是正确的。

当然，范斯坦参议员并不是受任何道德原则驱使的，她唯一的目标是增加那些有幸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加州人（主要是盎格鲁人）的物质利益。她认为，加州人民的福祉只会受到边境线这一侧的墨西哥公民的影响，但数百英里以南的墨西哥人的健康、教育和福利不会影响到他们 。

假设范斯坦参议员是一名有原则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她会支持人们自由选择住的地方；假设她是一名有原则的平等主义者，那么她对仍滞留在边境线另一侧的贫困墨西哥人的关注，会远超对美国境内的墨西哥“幸运儿”的关注。只有在毫无原则的情况下，她才能要求美国人为少数“幸运儿”提供更多服务，同时减少为不幸的大多数提供的服务。

好吧，所以范斯坦参议员不分对错，只为她的选民服务。也许这就是我们对政客的全部期望（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随时随地限制所有政客的权力）。她指责那些和她持不同意见的人“残忍”“不人道”，表明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应该披上道德的外衣。我敢打赌她已经这么做了。如果在这一页中留下同样的篇幅让这位参议员反驳我的观点，她肯定会毫不费力地想出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论据，来调和她相互矛盾的观点。我想，我的女儿不会买账。

找一名孩子试试。告诉孩子，有一位美国参议员认为，恰巧住在美国的较富裕的外国人应该获得额外的福利，而碰巧住在墨西哥的相对贫穷的外国人应该被遗忘。在经济学课堂上，我们非常严肃地分析这些提议，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它们在本质上是荒谬的。向孩子们解释的好处是，为了便于他们理解，你必须不说废话并以极清晰的方式阐述潜在假设。

教科书中关于自由移民的案例与关于自由贸易的案例十分类似：我们计算自由移民和自由贸易对美国人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并认为收益必须超过成本。在移民的案例中，美国工人（工资下降的受害者）负担了成本，美国的资本家（工资下降的受益者）获得了收益。一名合格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可以用一张图的不同面积来展示成本和收益，并借助初等几何计算得出收益占的面积更大。

这个几何计算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工人少赚一美元，资本家就必须多赚一美元。这样计算，收益和成本处于绝对平衡状态。但资本家享有额外收益：得益于工资下降，他们能扩大运营并从中获益，因此资本家的收益超过工人的损失。

如果你认为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指导政策制定（并且相信教科书中的分析已经涵盖了所有相关的成本和收益），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应该支持自由移民的论点。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成本收益分析与政策制定息息相关，并且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或多或少（合格地）论证了这种相关性。通常情况下，这些论证部分诉诸赤裸裸的自身利益（“如果美国决策者始终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指导，那么从长远来看，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包括你自己——会得多于失”），部分诉诸道德原则（“成本收益分析对每个人一视同仁，无论谁承担，成本就是成本”）。

诉诸自身利益能说得通，但诉诸道德原则站不住脚。事实上，这种特定的成本收益分析并没有对每个人一视同仁，它只是对所有美国人一视同仁，同时完全忽视了那些尚未成为美国人的人的利益。

承认外国人是人，只会加强结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假装他们不是人也无伤大雅。这种假设甚至可能颇具理论价值，因为即使忽略了开放边界后最明显的受益者，我们仍能得出开放边界是一件好事的结论！这就像在下国际象棋的时候，主动放弃女王 这枚棋子，依旧赢得了比赛。

不过，可能还存在一种几乎可以忽略基于新移民的收益的假设。论证如下：如果足够多的墨西哥人进入美国，会让美国人的工资和工作环境下降到墨西哥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墨西哥人将一无所获。因此，我们“忽视”的这些收益一开始就没有机会兑现。上述分析显示，忽略它们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这个论证有一个微妙的前提，即所有墨西哥人完全一样，否则，即使美国和墨西哥的条件表面上相同，有些墨西哥人也可能有特殊技能或优待让他们在美国特别成功。还有一个关于美国人的类似假设，即所有美国工人都是一样的。这种假设的结论是：工资已经下降到了不管是否失业，所有美国人的幸福水平都一致，因此没有美国人会因为要和外国人竞争工作而遭受损失。

所有这些都适合课堂教学，我欢迎多轮辩论。这些很重要，也远远超出了孩子（以及许多成年人）的理解范围。虽然有些民谣可能会唱“天真的孩童充满智慧”，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贸易和移民等问题的严肃见解，只能来自有思想的成年人。有时，通过与孩子交谈，成年人能够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思想的碰撞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你无法心安理得地告诉一个十岁的孩子，你拒绝关注那些远离边境线的墨西哥人。

三岁的凯莉依偎在我的怀里看着动画片《美国鼠谭》（An American Tail）。老鼠穆斯克维茨（Mouskewitzes）一家从旧世界压迫他们的猫爪下逃离，穿过大海，奔向自由的彼岸。当自由女神像在远处若隐若现时，凯莉满怀期待地握住了我的手。当老鼠穆斯克维茨一家下船时，她松了一口气。随后灾难降临了——费维尔·穆斯克维茨被迫在一家血汗工厂工作。凯莉起初是惊恐，然后是愤慨，她双手叉腰，宣称：“这不是美国！”

她是对的。这不是美国，或者它充其量只是一小块地方，无法代表整个美国。凯莉不知道费维尔的孩子们会拥有自己的裁缝店，孙子们会建立伟大的商业帝国，或者治愈疾病，或者扩展人类知识的极限；她也不知道美国会信守承诺，费维尔·穆斯克维茨会得到数倍的回报。她只知道，她希望费维尔幸福。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有这样的想法已经不错了。

象征费维尔自由的地标上写着这样的话：“来吧！贫困、疲乏、挤在一起、向往自由的劳苦大众，岸边熙熙攘攘的苦难民众，饱经风霜、无家可归的人们，我站在金门口，高举自由的灯火迎接你们！”我不确定凯莉对这些话的理解有多深，但我知道她理解其蕴含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