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权威

我女儿读一年级的时候，就比一般的六岁孩子更了解成年人并不总是意见一致。她当时的老师和现在的老师都认为去图书馆是种美德，但凯莉早就知道她的父亲不赞成这么做，因为任何值得一读的书都是值得拥有的。她的老师教她认识星座，星座的位置属于事实；但凯莉也知道，在父亲看来，如果没有任何理论来提供意义或背景，事实本身是很无趣的。我也会特别提醒她注意观点之间的细微差异，避免她认为所有成年人都会对某些事形成单一且一致的观点，且自己应该掌握这样的观点。

健康的怀疑主义——甚至是对权威的故意不尊重——是公立学校的孩子防止老师传播某些不良观点的最有效措施。凯莉四岁时，曾短暂地受到一位疯狂宣扬“环保主义”的幼儿园老师的影响。老师训练她高喊“有特权就有责任”，比如“有特权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就有责任照顾它”。

在那位老师的课堂上，《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被所谓的“相互依存宣言”（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所取代。在地球生存不再是一项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而是受到彼此间（或者取决于你的教派，对所有大大小小生物，或宇宙本身）诸多义务的限制。因此它们不再是权利，而仅仅是“特权”，由“环保主义之神”随心所欲地授予或撤销。哪位祭司能够揭示那些神明的意志呢？当然是老师。

对环保主义的狂热，要求孩子们放弃所有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独立思考，取而代之的是无脑服从老师的价值判断。

老师们其实是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探讨环境问题的，比如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我相信，凯莉已经到了能够理性思考刷牙时是否要关水龙头的年纪了——让水流入下水道，就意味着她拒绝让其他人用这些水。水的价值可以用水的价格来衡量。

凯莉现在九岁了，只要借助一些引导性的问题，她就能估算出如果不关水龙头，刷牙的过程中会浪费多少水，这些水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是否值得她关闭水龙头。这是一个很好的推理练习和算术练习，也能有效地帮她发现市场的真正奇迹：只要凯莉关心自家水费，她自然而然就会考虑到其他可能想要用这些水的人的利益。

但凯莉的老师不希望她清楚地思考这些问题，也许是因为害怕这种思考会成为一种习惯，而习惯思考的人很难顺从他人。因此，那些老师高高在上地说，因为水对其他人来说很有价值，所以我们应该格外节约用水。好奇心重的孩子会问：我们要特别节约哪些有价值的资源呢？善于观察和求知欲强的孩子很快会认识到，老师眼中的“有价值”并不是指“所有有价值的资源”。例如，老师们很少说“因为建筑用地对别人来说很有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少建一些学校”，他们甚至很少说“因为技术工人对工业发展很有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减少教师的数量”。

那么，是什么一般规律迫使我们节约用水，而不是节约用于教育的资源？严酷的事实是，不存在什么规律，只有一条简单的一般规则，即只有老师可以告诉你应该节约哪些资源。整件事关乎的是权威，与刷牙时是否需要关闭水龙头无关。

类似的事不断发生。我女儿被教导要清洗并重复使用纸杯，这样就不会浪费纸张，但从来没有人告诉她扔掉杯子能节省时间和精力。谁说做杯子的纸比她洗杯子所花的时间和所做的努力更有价值？老师。依据是什么？没有依据，老师永远是对的。

我更希望看到老师用以下方式来引导学生思考纸杯的问题：给每个学生少量现金（或游戏币）用于在一年中购买纸杯或其他小饰品。清洗并重复使用杯子的学生，将有更多的钱用来买弹珠或玻璃球；选择每天买一个新杯子的学生可以在其他同学洗杯子的时候，提前30秒休息。

这种方法可以引发学生在课堂上积极讨论两种策略的优缺点。孩子们将不得不权衡取舍。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有可能会发现一条最重要的真理，即不存在单一的最佳策略。有些学生想要弹珠，而另一些学生关注更多的游戏时间，这些都没关系。关于如何分配有限资源的分歧，不能作为道德谴责的恰当理由。

相反，凯莉的老师传达的信息完全错误——只有一种正确的选择，并且无法通过任何类似逻辑推理的过程来发现。这样做，一部分是因为它增强了教师的权威，另一部分是因为对于一个不太聪明的教师来说，要求死记硬背比引导学生进行逻辑思考更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初中生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亚马孙热带雨林面积缩小的速度，但不知道如何判断它缩减的速度是否太快。在不借助理论阐释的情况下，老师能很轻松地在黑板上写下一个数字——雨林每年缩减××平方千米——然后要求学生记住这个事实。难的是让学生理性思考这些土地的其他用途，以及权衡这些不同用途的价值。因为这样的思维过程难度太高，老师们大多不会费心去做。

女儿刚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告诉她，美国人的先人在19世纪时砍伐俄亥俄州的森林，将其用于农业。她的第一个问题是：“难道他们不知道树木可以制造氧气吗？”于是我告诉她，人需要食物，也需要氧气。但她不为所动。在她看来，树木比农田更重要。树木和农田之间其实也可能存在某种最佳平衡，与学校老师讲的内容完全不同。当然，每个九岁的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观念误区，也许凯莉是班里唯一一个陷入这种误区的孩子，因此我不会将所有错误都归咎于她的老师。但孩子的这些误区常常在课堂上被错误地强化。

这就让我们来谈谈教师权威和政府权威的关系。要想理清这种关系，我们需要公开谈论一些事实：

首先，大学淘汰了很多差生。一方面，根据标准能力测试，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成绩优于大学新生。事实上，2/3的大学毕业生在新生班级中的成绩排名能进入前50%。另一方面，那些从事教学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成绩和大学新生相当。在成为教师的学生中，只有一半的人在大一的时候成绩名列前茅。似乎大学的淘汰过程完全绕过了教育专业。

这意味着平均而言，教师没有多么聪明。这可能解释了我们目前的课程设计。

我发现，我很难反驳孩子在学校学到的每件事，于是我开始致力于给孩子灌输一种健康的普遍怀疑主义。凯莉时不时会和我谈论老师们犯的错。我鼓励她抵制老师的权威，同时也在努力对她进行两个不同方面的经济学教育。一方面，我尝试让她抵制老师试图强加给她的许多不良经济学知识，例如环保主义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我也会直接向她强调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即权威往往是一件坏事。

对此，我会进一步阐述，但请容许我离题片刻。我想指出，成年人对权威的服从真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美国国会500多名议员投票通过一项措施，意味着会有3亿美国人选择服从。为什么？这些国会议员到底施展了什么神奇的魔法？

有些人天真地认为，服从是因为国会有枪，但事实并非如此。军队和警察有枪，国会没有。如果我们听从警察的命令是因为警察垄断了武力，那为什么警察要听从比尔·克林顿和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的命令呢？

孩子可能会这么问，但没有成年人知道答案，说明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据我所知，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尝试对此进行阐述，其中我最为熟知的是同事詹姆斯·卡恩。卡恩是为数不多的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我之所以使用“思考”这个词，是为了表达这个问题被放在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即“建立一个经济模型”。

卡恩假设有一群人必须在生产活动和互相偷窃之间作出选择，小偷不鼓励生产活动，且未考虑到这对其他小偷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每个小偷要减少自己的赃物以换取竞争对手的认同。同时，生产者将资源用于安保，且未考虑到阻止他人犯罪给邻居带来的好处。因此，每个生产者将愿意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以换取邻居采取相同措施。因此，很多互惠协议只要得到执行，就能良好运作。

在这样的世界中，犯罪分子可能会很好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垄断犯罪集团，以限制其成员过度剥削生产部门。卡恩设想了一种执行机制：将武器从分散的犯罪团伙转移到中央垄断集团，并要求任何小偷不应盗窃过多，以减小盗窃产生的社会性后果。

在我看来，这个模型是一次令人钦佩的初步尝试，严肃考虑了社会如何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 演变为具有公认权威的、有组织的等级制度。然而，它过于抽象和程式化，以至于无法描绘现实世界的细节。例如，它未能预测中央犯罪集团将由500多人组成一个两院制组织。因此，如何构建一个详细的模型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一个后续研究主题更易理解也更重要，即没有任何竞争者的寡头垄断和存在小型竞争者的垄断，哪种更好。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财产必须被盗贼团伙掠夺，你是更喜欢懂得细水长流的单一抢劫团伙，还是被地盘争夺分散了注意力的多个团伙？卡恩目前的模型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也尚不清楚有哪种模型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当司法部门起诉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家族时，我不确定应该支持哪一方——暴力的城市帮派很可怕，但在敲诈市场上没有竞争对手的坏警察也是如此，我无法判断哪个更糟。

我女儿的老师认为深入思考社会问题无足轻重。他们告诉她，警察是好人，歹徒是坏人，但这一结论并没有经过论证。忽略论证的步骤直接得出结论，意味着老师们普遍否认了论证的重要性。

经济学中有一条重要的道理——表象不一定反映实际，人们不应该在没有明确假设和严密推理的情况下仓促下结论。因此，在敦促我女儿摒弃老师的偏见时，我认为我得让她先学会这一经济学中重要的道理。

我还记得自己一年级的老师，当她听到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管理美国并向他的同胞发问——我在这里稍微改写一下——“不要问我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为我做些什么”时，她是那么激动。自此，我就开始对教师和其他意见领袖亲政府的偏好保持警惕。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偏见有多普遍。

先从前参议员保罗·聪格斯的偏见开始，他的阐述最为清晰。这位参议员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获胜，差点使比尔·克林顿无缘白宫。聪格斯反对死刑，除非受害者是“社会代表”，如政治候选人或警察等。卡恩向我指出，这位参议员显然无法区分社会代表和政府代表。是什么样的疯狂计算，能够得出国会候选人比企业家、公司董事或出租车司机更能代表社会？但媒体从未对此作出任何批判，他们对此置若罔闻。政府官员的地位高于其他人——这样的思想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家都忽视了这是否合理。这段插曲并不仅仅是古老政治历史的一段注脚，类似聪格斯关于死刑的观点，现在已成为美国几个州的法律。

再举一个例子。还记得佐伊·贝尔德（Zoe Baird）吗？她曾是克林顿总统的司法部部长首选，但在被发现她非法为孩子雇用保姆后，她的候选人资格被取消。为此她道歉了，关于她的道歉是否充分的讨论很多，但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媒体上，我都没有听到任何人提起，贝尔德女士的行为恰恰证明了她能胜任这份工作。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司法部部长认为人们应该盲目遵守法律，我心目中理想的司法部部长应该实事求是，摒弃糟糕的法律。事实上，没有一位社论作者指出这一点，这归根结底是他们小学老师的失败。

还有一个例子：当克林顿总统提出一项代价高昂的防止犯罪的法案时，共和党批评者谴责该法案无效且充满政府恩惠，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赞同这些批评，他同时注意到其中很多政府恩惠是针对纽约的曼哈顿地区的，因此表示支持该法案——尽管该法案可能对国家不利，但对纽约有利，而朱利安尼的工作就是维护纽约的利益。

这种行为无异于窃贼。朱利安尼为自己的职业辩护，表示这么做是为了家人。但是“我正在关照我所在意的人”不是个人生活中不良行为的借口，也不应成为公众生活中不良行为的借口。

当然，这不过是朱利安尼的工作罢了，但人们也可以说职业杀手杀人不过是他们的工作罢了。杀手得不到同情，但朱利安尼可以。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给予了民选官员太多出于本能的尊重。

第四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黑手党控制了纽约市的混凝土工人工会，并利用其影响力对该市的每份建筑合同征收1%的税。这一情况因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当局的共同努力而终止，实际上，上述三方一直在各自征收远超1%的税款。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政府比黑手党贪婪得多。对于建筑业来说，黑手党驱逐了政府可能比政府驱逐了黑手党要好。报纸尽职尽责地将这场对抗报道为好坏之争，实际上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两条水蛭的地盘之争。

这个例子其实反映了卡恩正在研究的问题。黑手党和政府联手对建筑业过度征税，导致很多建筑项目都被废弃。通过消灭黑手党，政府减轻了建筑公司的负担，从而增加了自己的征税比例。这听起来像政府和建筑公司的双赢，实际上，政府在消灭了竞争对手后，可以动用更多资源来征税。因此，税收垄断者的地位得到巩固，对于生产行业而言可谓喜忧参半。

第五个例子：在1996年的共和党大会上，杰克·坎普（Jack Kemp）板着脸呼吁关闭非法移民的“后门”，欢迎移民合法入境。那么，为什么合法移民比非法移民更受欢迎呢？当一辆搬家的货车到达坎普的社区附近时，他是否必须先检查这辆货车沿街的哪个方向行驶，然后才决定是否欢迎新邻居？不，坎普纠结的并不是移民如何入境，而是移民入境是否得到政府批准。我们换个方式来问这个问题：当那辆搬家的货车到达时，坎普一家是否会向某个政府机构寻求对待新邻居的指导意见？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当邻居来自另一个国家，他就需要政府机构的指导了？不管是欢迎移民入境还是将他们全部拒之门外，只要对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一视同仁，我都能理解。如果一个人向政府征求关于欢迎谁、拒绝谁的建议，那就只是在盲目吹捧政府；坎普的观点能受到重视，也说明了对政府的盲目吹捧现象十分普遍。

最后一个例子是我的个人经验。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名为《反套路经济学：为什么常识会撒谎？》的书，书中我指出国会的两党合作违反了《反垄断法》。我们不允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的总裁联手对付公众，那凭什么任由两党领袖勾结？我收到一位编辑的反馈，问我航空公司合谋违反法律和政客合谋制定法律，是否真的没有关键区别。我给他写了回信，询问他是否有任何历史证据可以证明哪种活动更可能有害。我猜，制定法律通常比违反法律更糟糕。事实上，我的编辑从未想过这种可能性，这正是我在前文中谈到的教育驯化的另一个例子。

如果你想要抵抗这种驯化，那就抓住机会。例如，三岁的孩子问你雷达探测器 的问题时，其实你的答案选择是有限的。你可以选择完全坦诚，告诉他雷达探测器的唯一目的是为违法提供便利；你也可以选择部分坦诚，隐瞒雷达探测器的违法用途。

我的同事艾伦·斯托克曼的大女儿格温德琳（Gwendolyn）三岁的时候好奇心旺盛。面临同样的困境时，艾伦选择隐瞒探测器的违法用途，以免格温德琳认为所有规则都是用来被打破的。当然，有些规则是用来被打破的，有些则不是，即便是像圣·托马斯·阿奎纳（Saint Thomas Aquinas） 这样敏锐的哲学家，也在一直努力解决界限在哪里的问题。在阿奎纳看来，关键在于符合自然法则。这对老练的成年人来说是个好方法，但艾伦认为，他三岁的女儿还无法理解自然速度限制的概念。

因此，为了维护女儿对法治的尊重，艾伦好多年没用雷达探测器。随着格温德琳年龄的增长，艾伦会有足够的时间告诉她，其实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

我告诉艾伦，他的分析并不全对。可取之处在于，如果你告诉一个年幼的孩子法律有好坏之分，他可能会很困惑；不可取的地方在于让年幼的孩子相信所有的法律都是好的。我更倾向于告诉年幼的孩子，所有的法律都是坏的，那么随着孩子长大成熟，他们会逐渐接纳阿奎纳的概念，即一些法律是公正的。

用这些道理来指导行为，就像走钢丝一样冒险。我确实想让我的女儿知道警察是好人，因为如果你迷路了，他们会帮你找到回家的路；但我也想让她知道警察是坏人，因为他们执行了很多坏的法律。明白上述道理后，再和凯莉谈这个悖论，她就很容易就理解了。

有些事情即使超出了凯莉的认知范围，我也希望她能记住。凯莉在六岁的时候曾经问过我，政府会如何使用我们的税款。没过几天，韦科发生了一场大屠杀。 当她走进屋里，看到电视上关于火灾和惨案的报道时，我告诉她，这就是政府使用税款的方式。当她听说那里有孩子，有人烧死了孩子时，她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我希望并相信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

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 和她手下的暴徒恰好在华沙犹太人起义 周年纪念日实施了这场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这对于一些喜欢给孩子讲历史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契机。那天晚上，凯莉和我就过去的暴行、现在的暴行和未来的暴行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那些令人情绪激动的时刻在凯莉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正是她迸发自然情感的时刻，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最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她五岁的时候给她读了一本林肯的传记，当我读到林肯访问新奥尔良并看到人们戴着锁链像动物一样被贩卖时，她惊恐地倒吸一口凉气。我被某种情感所牵制，几乎无法继续读下去，这种情感既是对我女儿超然的爱，也是对人类所有苦难难以忍受的悲痛。几年前，我第一次为她读《维肯、布林肯和诺德》（ Wynken, Blynken and Nod ） ，读到高潮时，我们发现“维肯和布林肯是两只小眼睛，诺德是一个小脑袋……”，她的喜悦和认可让我充满了同样难以言喻的情感。

我想知道有多少童年的情感是由一首诗或一个故事唤起的。凯莉被超级畅销书中“美国女孩”艾迪（Addy）的经历感动。艾迪逃离了奴隶制，与她的家人在北方开始了新的生活。部分归功于艾迪，凯莉想更多地了解地下铁路 及人类对自由的普遍渴望。

由于凯莉还是个孩子，在知识储备上仍有不足。在公立学校的第一天，凯莉遇到了一个黑人孩子，回家后，她就宣布自己交了一个逃亡奴隶朋友。那天晚上，我们又花了很长时间谈论历史，澄清一些重大误解。我相信并期待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对话，以填补小学课程的一些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