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方

罗森医生像个耍蛇人，他会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把我们过往的秘密全都引出来。他会诱导罗里重述父亲在波兰死里逃生的细节，并强调要以她父亲那一辈人的方式讲述。在罗森医生的敦促下，“桑德斯上校”描述了自己从越南服役回国后，一位无执照医生诊断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进行了很不专业的治疗；卡洛斯谈论了会在主日学校放学后虐待他的继兄；帕特丽斯则回忆了她那个在家族果园上吊自杀的兄弟。罗森医生能感知我们的羞耻和悲痛的伪装，也知道如何撕下这层伪装。至于我，他几乎每次小组都会让我谈论夏威夷溺水事件和暴食症。

每周二早上，我从公寓出发，坐十一站，在红线的华盛顿站下车，出站走到地面上差不多7点10分。距离小组开始还有二十分钟。从承诺加入小组的那天开始，我就不再能一觉睡到天亮。我在十点左右入睡，但是到了夜里两三点就会醒，之后怎么也睡不着了，所以我可以提前到市区。但我不想坐在摆着上瘾主题的图书的候诊室里等得焦心，我会在附近的街区溜达溜达，经过老海军门店，一直走到卡森百货，然后向东往瓦巴什高架列车站走。有时候，我会沿着这条路线遛上两圈，告诉自己，我不过是个准备接受治疗的女人，只需要跟大家围成一圈坐下来聊90分钟。仅此而已。

有时候，小组就像山姆会员店里的榨汁机演示场景一样充满激情。有一次，我们从头到尾只讨论了卡洛斯希望罗森医生签字的保险表单。还有一次，帕特丽斯穿了两只不同颜色的过膝袜，一只是靛蓝色，另一只是乌木色，我们就此辩论了十五分钟：这究竟是帕特丽斯的进步——严谨如她居然弄混了袜子，还是倒退——说明她又开始忽略自我。讨论了半天，最后也没有统一的结论，也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法。

这里有披露，有反馈，有关注，有爱与被爱。但这里没有答案。

可我想要答案。

很多事情都是毫无征兆地突如其来。有一次，跟我同一天加入团体治疗的马蒂在描述他接近死亡的钥匙时，突然哭了起来。他的“死亡之钥”就是放在床头柜里的药片，当他想结束一切的时候，死亡触手可及。然后突然之间，话题变成了我上幼儿园时的蛔虫病。蛔虫是一种常见于儿童的寄生虫，会在夜间引起肛门瘙痒。我告诉大家，五岁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像流浪狗一样不停挠屁股，一直挠一直挠，直到我父母看完《今夜秀》后睡下。

“你父母知道你有蛔虫吗？”罗里问道。

“等一下，”我边说边抬起手，“我们不是在讨论马蒂的氰化物吗？”怎么就变成谈论我五岁时的屁股了？

“小组讨论总能发现那些成员需要解开的心结。”罗森医生解释道。

罗森医生喜欢细节，所以我深吸了一口气，仔细描述我父母给了我一瓶护臀膏，但并没有减轻瘙痒。到了第二天早晨，臭白的糊状物到处都是，指甲缝、床单、睡衣、臀部和阴道口，蛔虫并不在这些地方，但昨晚我痒得到处抓，搞得乱七八糟。我感觉下体疼，护臀膏的味道闻着像肥料，我的屁股又痒到不行。但是比身体不适更糟糕的是，我知道有活虫在屁股里，太恐怖了。

“护臀膏通常用来预防尿布疹，对蛔虫这种寄生虫可没用，你需要的是甲苯咪唑。”罗森医生皱着眉头说，说话的方式很“医生”，很“哈佛”。我很想谈论别人的问题，但大家有很多问题想问我，比如，为什么我不告诉父母护臀膏不起作用。

“我觉得护臀膏不起作用是我的错。”他们告诉过我不要挠，但我还是挠了，还挠了一整夜。另外，谁会想说蛔虫的事呢？羞耻使我闭上了嘴，尽管我五岁时还不认识这个词。

“你从五岁开始，就一个人行动了。”罗森医生说得好像这是一个多大的发现似的，但我不这么认为。身体里有蛔虫，我觉得很尴尬，或者用罗森医生的话来说，很羞耻；我觉得自己很肮脏，弟弟妹妹都没有蛔虫，就我有，这说明我的身体有缺陷、有问题。罗森医生逼我描述了一个小女孩独自与肛门寄生虫做斗争时的感受。

我颤抖着，紧闭双眼。隔了二十多年的岁月，我好像还是可以闻到护臀膏的气味，感觉到双腿间的奇痒难耐。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蛔虫，更别说在六个人面前讨论了。

我闭着眼睛，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我感觉很羞耻。”

“羞耻只是表象，羞耻背后是什么？”罗森医生追问。

我双手抱头，意念搜索全身，试图找到答案。我掀起名为“羞耻”的一角，想知道藏在下面的到底是什么。我看到五岁的自己，一脸惊恐地在卧室里挠了整晚，不知道该如何寻求帮助。最后，我只好去看儿科医生，那个儿科医生是一个声音低沉的高大中年男子，大拇指又肥又大，我跟他说了我屁股的情况。在学校，我会偷偷用网球鞋的后跟去戳屁股来缓解瘙痒。我是有多脏：身体里有无数食物，还有让屁股痒的蛔虫。而我最害怕的是，别人都没有蛔虫，我的身体是有缺陷的存在。

“害怕。”我回道。

罗森医生点点头，以示赞同：“你离得更近了。”

“离什么？”

“和你自己，还有感受。”他双手一挥，继续道，“当然，还有我们。”

“回忆过去会怎么帮到我？”

“看着帕特丽斯，问她对你的故事有没有共鸣。”帕特丽斯一副吃惊的表情，摇摇头，仿佛在说“别看我”，过了片刻，她开始讲有一次医疗灌肠出了岔子。马蒂讲了他小时候经历的顽固性便秘。小组讨论结束时，每个人都分享了一个关于屁股的故事。

这次小组结束几天后，我给父母打了个电话。我和我爸讨论了我那辆汽车的黏性制动器，预测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在“棉花杯”橄榄球赛的成绩以及芝加哥异常凉爽的天气。然后，我好像被罗森医生附了身般破天荒地问我爸还记不记得我长蛔虫的事，还记得什么？他说不多。我找过他们几次？他说有几次。弟弟妹妹曾经有长过吗？他说没有。在电话那一头，我听到妈妈在问：“克里斯蒂为什么要问蛔虫？”我更用力地抓住了电话。“我加入了一个治疗小组”，这句话在我嘴里百转千回，但一想到她知道我曾与一群人讨论我的蛔虫病史后心情会有多恐慌，我立刻打住。另外，如果我跟她聊罗森医生和治疗小组，那我还得承认：我既没有想“变快乐”，又没有做到不向别人透露自己的事。

“为什么问这个？”我爸问。“没什么，问问。”我回道。

有一次在小组，整整90分钟没一个人说话。所有人都静静地坐着，听着外面高架列车经过轨道的声音、尖锐的汽车刹车声，还有某个房间的关门声。我们也没有看任何人的眼睛或是咯咯笑。在上半场，我把毛衣上的毛球一个个拽下来，拉了拉腿，还撕了点死皮。每三十秒，我就抬起头看一看时间。沉默让我无处遁形，坐立难安又无能为力。我本可以用这段时间看我的宪法作业。渐渐地，我沉了下来，转头看向窗外的密歇根湖。那是我们的安静之所，就像海洋或外太空一样广阔。房间里的灯光似乎很圣洁，一如我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罗森医生双手合十，说：“今天就到这儿。”

和小组成员一起穿过走廊，我依然保持沉静，但一到街上，我就猛摇卡洛斯的胳膊问：“刚刚大家搞什么鬼？”

不管是什么，后来整整一天，我都保持了那样的沉静，但也惊叹自己居然可以和六个人一起一言不发地度过90分钟。

罗森医生开了很多处方，但这些“处方”很少有药。他不是喜欢开药的人。卡洛斯拿到的处方是带上他的吉他，给大家弹奏一曲，以减轻他对外展示的恐惧；帕特丽斯得到的处方是把草莓碾碎在丈夫的肚子上，再把草莓舔掉，然后将结果报告给小组；至于罗里，罗森医生认为内科医生给她开的抗焦虑药物抑制了她的性感受，所以让她“在过夫妻生活时，在每两个脚趾间夹一粒药”。

我一直遵照罗森医生给我开的处方，每晚给罗里打电话，告诉她我吃了什么，已经持续好几周了。挂断电话后，我已经不会哭了，而且我每晚吃的苹果也减少到了五个。是时候换个处方了。

“我失眠怎么办呢？脑子稀里糊涂的。”我正在上第二年的法学课程，除了周二的团体治疗，我都在芝加哥最大的律师事务所进行暑期实习，希望实习结束后能转正。数周以来，我都睡不好，非常疲倦，难以保持清醒的状态应对课堂和面试。在温斯顿律师事务所，一位满头白发的合伙人正在描述他是如何在最高法院做辩护的，其间我一直掐着手臂内侧的肉来保持清醒。

之前我已经在大家面前坦白，我的饮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我还得承认我睡不着。像是二十六岁的身体里住进了一个新的灵魂，我感觉自己重获新生。

罗森医生坐直了身子，像个疯了的科学家一样搓揉双手，然后说：“睡前打电话给马蒂，要一个肯定。”

“那是在我打电话给罗里之前还是之后？”

“都可以。”

“我今晚打算去剧院，所以记得七点前打给我。”马蒂说。

我上了一天课，之后还在众达律师事务所面试了五小时（面试的时候又是掐手臂内侧来保持清醒），当天晚上6点50分，我站在贝尔蒙特的列车月台上，感觉筋疲力尽。我拨了马蒂的电话，风一直把我的头发往脸上吹。

“是我，我来要一个肯定。”我对着电话说道，看着这趟向北的列车一路亮着灯进站。

“你有一双美腿，嘟嘟。”马蒂说话才不像“桑德斯上校”那样恶心。每次团体治疗时，但凡开口，他都会哭泣，当我们追问他为什么哭时，他总是带着一脸震惊的表情说：“不敢置信，真的有人在听我说话。”

我咯咯笑起来，笑声淹没在即将进站的列车轰鸣声中。我祈祷他的话能起到强力安眠药的作用，让我今晚睡个好觉。

第二天早上，我犹豫了一下，害怕睁眼后发现才凌晨两点，但我听到了属于清晨的声音：邻居正关上门，鸟儿在歌唱，有一辆汽车正在发动。我睁开左眼，看了看时间：5点15。足足睡了七小时！我像赢得比赛一样，挥舞着拳头。也许，罗森医生真的很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