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
芝加哥的冬天悄然而至，我开始试着在参加团体治疗时说一些鸡毛蒜皮的日常琐碎。有一次，尽管羞耻感自脊梁骨盘旋而下，我还是询问大家怎样才是一个聪颖的二十六岁年轻人该有的样子，比如，我应不应该动用一点应急存款，参加我的大学室友凯特组织的一次滑雪旅行。小组成员一致投票赞成我加入这次旅行，罗森医生也要我去，除非我能说出一个合乎情理的不去的理由。
“五对情侣档，就我一个人落单。”
“没什么大不了的。”罗森医生回道。
“天哪，你居然破天荒地参加活动！”当我接受邀请时，凯特感慨道。
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那个周二早晨，我在克雷斯特德比特的一个小木屋里给罗里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错过小组。
“早啊，亲爱的，等一下，我按免提。”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后，罗里的声音还是有点闷闷的，我听到她说，“大家伙儿跟克里斯蒂打个招呼吧。”然后就是整齐响亮的招呼声。
“你们都在干吗呢？”我问，想象着他们平常坐的方位，还有窗外灰蒙蒙的芝加哥的天空。
“你不在，可无聊了。”卡洛斯说。
“你们都想我了吗？”我还以为，不用总是听我絮叨苹果和蛔虫，他们会高兴呢。
“每个人都在点头呢。”罗里说，“罗森医生也点头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飘飘然跨过了落基山脉和平原，飘到了芝加哥那间十六平方米的屋子。那里，有小组里的大家，我平常坐的椅子正空着，成员们正挂念着我。
小时候，我和弟弟妹妹会轮流去看望祖母，她住在得州弗雷斯顿的一间黄色农舍中。我喜欢在祖母家的那几周，我可以在房子周围漫步，在小河旁寻宝，在牛墓地里捡骨头。有一次住在祖母家时，我鬼使神差地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可能是为了测试自己打长途电话的能力。电话一直响，但没人接，他们可能在邻居的游泳池或后院吧。当天晚上，我又打了一次，但还是没人接。他们去哪儿了？
周末，我爸给祖母打了电话，准备找个时间接我回家，我从祖母那儿把电话抢了过来，问道：“你们这几天都去哪儿了？前天晚上我打电话，怎么一直没人接？”
“我们在俄克拉何马州待了几天。”
我不在，他们居然去度假了？我泪流满面，模糊了视线。我从没去过俄克拉何马州。突然间，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俄克拉何马州，去看看他们看过的一切。在那里，女人们把黑色长发编成辫子，喜欢圆锥形帐篷等凉爽的物件；在那里，还可以看到高速公路上星星点点的石油钻机在运作。他们怎么能在我不在的情况下跑去那儿？显然，这意味着我并不是家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认知让我想蜷缩着号啕大哭。
在电话的另一端，我爸解释说，他们是去庞卡城的朋友那儿运一件古董衣橱回来。“豪生酒店的空调是坏的，你妈还因为在肯德基吃饭生我的气，我们在那儿的停车场看到一只狗在吃老鼠。”他把俄克拉何马州之行说得像场灾难，但我听了只觉得这一切既神奇又好玩。然后，我听到他说：“你从来不在意这些的，所以我们才没带上你就去了。”
多年来，每当提及俄克拉何马州之行，我妈都会浑身发颤。没有一张留念照片，也没人在周末回忆俄克拉何马州的快乐时光。然而，每当提及俄克拉何马州之行，我也会浑身发颤，因为它证明了我可以被抛下。
这个冬天，我还迎来了自加入小组以来的第一次约会。卡洛斯给我介绍了他的朋友萨姆。萨姆是一名律师，刚分手。第一次打电话，萨姆和我聊得很愉快。他坦言自己没看过电视剧《幸存者》，我承认只看了《哈利·波特》的第一部。最后当我表示我得挂断电话参加读书俱乐部活动时，他听起来似乎很钦佩一个忙碌的法律系学生还会花时间在阅读上。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俩能成：我们都喜欢卡洛斯，对法律界也都看法一致。晚上八点整，透过窗户看到他把车停在我公寓前面，我无比雀跃。我在洗手间涂上了卡洛斯在巴尼百货为我挑选的口红。
当我打开门时，我以为我们会拥抱，但他只是伸出手，脸上挂着客套疏离的微笑，笑意不达眼底，然后马上转过头去，开始下楼梯，好像违规停车了一样着急。不过，我当时还没感到绝望。毕竟夜还长，还有无限可能，有身体上的接触也说不定。萨姆没有在餐厅订位，也没提议说去哪儿，车里弥漫着一片令人尴尬的沉默。然后我提议说，我公寓附近的欧文公园里有个古巴餐厅。车里唯一的声音是我在指路，我们在打电话时那么来电，难道都是我的幻觉？
在28号咖啡厅，萨姆也没取下脖子上的巴宝莉羊毛围巾，对服务员的态度也不好。等菜上齐的时候，显而易见，这次约会已经凉了。我失望地想把拳头砸进面前愚蠢的土豆里，然后把鲑鱼扔向房间的那头。我可是为了这次约会专门买了一支口红和一件毛衣。我也一直都去参加小组，打电话给罗里和马蒂，还照罗森医生说的“接纳团体”。结果呢？为什么萨姆表现得那么疏远，对我也不感兴趣。
回去的路上，车里又是一片杀伤力足以媲美核武器的沉默。萨姆没有送我到门口，甚至连引擎都没熄。可能他有示意过握手告别，但我在感谢了这顿晚饭后就转身离开了。回到公寓时，时钟刚好报时，才8点50分。
这次约会，连一小时都不到就结束了。
我拨通了罗森医生的电话，他是我通讯录上的第一个联系人，是我快速拨号的代言人。接通语音信箱后，我说出了结论：“治疗无效。明天请回我电话。我觉得自己完了。”我在公寓里转来转去，一直在纠结为什么萨姆没给我一个机会。照例给罗里和马蒂打电话的我告诉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
“这压根就不是你的错，”他们肯定地说，“有的约会就是很糟糕。”
第二天，我做了一件上学以来从未做过的事情：我没去上课，窝在被窝里，放空发呆。没看电视，没读书，也没复习笔记。到了中午，我在法学院最亲密的朋友克莱尔给我的语音信箱发了一则留言，说：“嘿，今天怎么没来上课？给我回个电话。”
又是这种被卡住的感觉。我感觉，长这么大，我生命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斥着这种感觉，以至于所有其他想法、其他感觉都被拒之门外。这种感觉如疽附骨，阻碍了我的呼吸、血流和欲望。小组理应带来改变，让我敞开心扉。卡，卡，卡。在胸口某个地方正酝酿着一声哭喊，就像是飓风在远处积攒力量靠近佛罗里达海岸。这种被卡住的感觉好像是我的错。怎么才能改变？我一边数着泡沫天花板上的纹路，一边陷入自我憎恨中。如果我总是这样被卡住，那周二的小组还有什么意义？下午3点15分，手机屏幕一闪一闪，是罗森医生的来电。
“你能帮我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但愿如此。”他回道。
“为什么我的约会糟糕得像场灾难？”
“谁说这是一场灾难？”
“这场约会才持续了五十分钟。我今天还没去上学，我现在就躺在床上。”
“恭喜。”
“恭喜什么？”
“你上一次像这样感知自己的感觉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他知道，答案是“从未”。“你需要像现在这样去感知。”
“但是我该怎么做？”
“在我来电话之前，你在做什么？”
“就盯着天花板。”
“盯吧。然后参加明天的小组。”
“就这？”
他笑着说：“Mamaleh
，足够了。”
我感觉还不够。但挂断电话后，我的身体放松了。脑子里充斥着理性的思考：萨姆不过是芝加哥成千上万个男人中的一个。我没毛病，这不过是一次蹩脚的约会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必要为此落下紧张症。
罗森医生保证，我只需要一直参加小组就好了。对他来说，我和小组成员们围坐成一圈一起度过的这90分钟，就是情感转变最紧要的部分，也是最圆满的结局。在他看来，小组成员们足以给我的心“刻痕”，他觉得这样就够了。
但对我来说，这远远不够。我想换一个新的处方，要我去做点什么冒险、艰难的事，需要我用上所有勇气的事。罗森医生没有认真对待我的不安，他没理解我的感觉。我是一扇关上了的窗户，是一个再怎么用力往台面敲也打不开的罐头盖。
我得让他看到才行。
某一天，安德鲁·巴利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我们是在一个假日聚会上认识的，我记得他是蓝眼睛，安安静静的，但我讲笑话时他会哈哈大笑。
我答应了与他共进早午餐。越过放在面前的鸡蛋和土豆，我盯着他粗糙的双手和梭鱼似的发型。我喜欢他吗？第一反应是否定。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也不来电。无意讽刺，但我就是忍不住不去想他那20世纪80年代风格的发型。但我生生忍住，转而去想他的积极面：他很善良，乐于助人，不酗酒，还对我有兴趣。可要是他不喜欢读书怎么办？要是他对熊队超级碗前景以外的时事都不感兴趣怎么办？要是待会儿往他车子方向走的路上，他牵住我的手，我的身体因抗拒而哆嗦怎么办？
第二次约会，安德鲁提议去他家吃晚饭，他最近搬到了罗杰斯公园附近的一套公寓里。周五下午去他家的路上，往西边的路非常拥堵，我等了两轮红绿灯，车子却一点儿都没往前挪，太让人崩溃了。我猛捶方向盘，撕心裂肺地大喊了许久，嗓子还因此嘶哑了两天。我不想去他家，但我逼自己接受邀请，因为拒绝他就意味着我下意识地想孤身一人。安德鲁是个好人啊！我冲自己尖叫。给他个机会啊！我怎么能一边说自己非常孤独，一边拒绝和一个不酗酒的好男人约会呢？
在带我参观了他明亮、有品位的一居室公寓后，安德鲁烤了两块鸡胸肉，和着一袋生菜放到了陶瓷碗中。我对他的真诚和努力报以微笑，尽管对他的抗拒在肚子里搅动，叫嚣着想要破口而出。
我们坐在沙发上，盘子就搁在膝盖上，礼貌地谈论他的工作和我在得州老家的家人。从正面看的话，看不出他的发型像梭鱼，但我们聊天的感觉就像磨骨一样极不自然。我俩都不机智，也不迷人。干巴巴的鸡胸肉和一个几乎无法与之产生对话的好人，这可不是我想要的。
吃完饭后，我慌了。我已经找不到话说了，所以我猛地向前把嘴贴在他嘴上，希望接吻能激发点化学反应，让我想和他在一起。安德鲁的眼睛闪烁着惊讶和兴奋，他回吻了我，我变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娃娃。我想回家。我讨厌这个想回家的自己，我也讨厌因为发型之类的愚蠢理由拒绝安德鲁的自己。怪不得我孤身一人，我可真贱。心里叫嚣着拒绝，但我生生把它按住。坐在我面前的可是一个好人，如果我不喜欢他或对他没兴趣，那都是我的错。
“你这儿有安全套吗？”我问。或许做爱能帮我逃离这被困住的境地，或许做爱能让我喜欢上他。
我还穿着毛衣、胸罩、内裤、牛仔裤、袜子和靴子。安德鲁的红色法兰绒衬衫也还紧紧地塞在他系着皮带的牛仔裤里。他的鞋子也没解开。九十秒前我们还在纯洁地聊天，下一秒就开始翻云覆雨……这感觉就像抢劫拐角处的7-11便利店一样离谱。但我俩都不想，也不能慢慢来，我们想弄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没音乐，没灯光，没情调，啥都没有，除非你心里默算时不时飘来的鸡肉烧焦的气味。安德鲁覆在我身上，我把牛仔裤挂在臀部，咬住下唇，呆望着他家的天花板。
我的脑海充斥着一个可怕的想法：这就是我能得到的一切，我再不会有任何感觉，我已经坏掉了。像当年做的那个杯子一样“刻痕不太对，没‘联结’好”。我眨了眨眼，眼泪滑出了眼眶。我忍住不哭，在想我到小组里该怎么谈及这件事：看看我都做了些什么。
安德鲁努力地想要进入我。我挺起下半身，好让他能有一个更好的角度快点完事。三四轮冲刺后，一切都结束了。我能感受到的，只有自我憎恨，甚至连呼吸都没起伏过。
快结束时，他的电话响了，工作上有急事。安德鲁急急忙忙拽起裤子：“抱歉，但我得走了。”我甚至还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
回到车里，我拨通了罗森医生的电话。我给他留言，说了鸡胸肉、我的拒绝以及我挑头的做爱。“我需要你的倾听。请听我说。”
四天后，在小组里，我的目光紧紧锁定罗森医生。我的拳头因愤怒而收紧。我还得跟多少个男人发生关系才能让他真正地听我说话？怎么样才能撕下他脸上的笑意？
“你以为我看不到你？”罗森医生说。
“你知道我很痛苦吗？”
“克里斯蒂，我知道你很痛苦。”
“你能帮我吗？”
“是的。”
“我需要做什么？”
“你正在做。”
“这不够。”
“足够了。”
“我很受伤！”我一拳头捶在椅子的扶手上，“我很受伤。”
“我知道。”
“我再也不想那样跟人发生关系了。”
“你再也不必那样了。”
“只是这样还不够。”
“克里斯蒂，足够了。”
怎么可能足够？跟安德鲁共度的那一晚无论在哪方面都是一场灾难，而且是我的错。但我有一位厉害的治疗师和五个非常支持我的小组成员，按理说，我的生活应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那我做这些努力有什么意义？就算我能跟人结婚，也不过是在经历更多垃圾性生活的同时，越发跟人失去内在的联系。”
罗森医生说：“你还没到结婚这一步呢，但是你已经在路上了。”
我在房间挥舞着手臂。“大家都准备好了，怎么就我没有？”其他五个小组成员都找到了人生路上的重要伴侣，每晚相伴而眠。“我还得花多长时间？”我想象着在等待小组奇迹般地改变我人生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变得衰老而虚弱。
“我也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但你能不能庆祝一下自己到目前为止所做过的努力？”
不，我不能。在我知道还要做多少努力之前，我不想庆祝。意识到在实现心理健康这条路上没有捷径这件事把我给压垮了。我已经在小组里袒露了自己的孤独和进食癖好，一直以来，我都依赖这两样东西来应对外界。现在，每一次与人接触，包括每一次约会，我都必须放下最初的防御，这在理论上听起来是健康的，但在小组里知道这一点的那个上午，我却只觉得这会导致不可挽回的覆灭。猛吃苹果将不再有慰藉，我也无法再回到过去那密封得严严实实的生活。罗森医生和小组成员的目光让我所有的缺陷都现出原形、无处可躲。所以，我干脆全盘托出：我啜泣着，哭诉自己有多么孤独，多么害怕自己的生活永远不会真正改变，更害怕自己承受不了这真正的改变。如果小组不是九点结束，我肯定会一直哭到吃午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