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

在我知道成绩后没几天，一个叫作玛妮的女人邀请我在十二步疗法互助会结束后一起吃晚饭。我俩都有暴食症，但不同的是，她的生活要精彩得多：她只比我年长几岁，在一个实验室从事乳腺癌治疗的前沿实验工作，她和丈夫最近刚把自家殖民地时期风格的房子的玄关刷成橙色调，同时还在备孕。她的生活并不完美，婚姻生活也不太平，但起码她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当她发出邀请时，我第一反应是拒绝，我只想早点回家，脱下胸罩，边看电视剧《实习医生风云》，边吃四盎司 重的火鸡和烤胡萝卜。十二步疗法互助会结束后，就算有人邀请我一起喝咖啡或是共进晚餐，我也总是推辞。但这一次，我还没来得及拒绝，玛妮就碰了碰我的胳膊肘，说：“来嘛，我老公有事出去了，我真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吃饭。”

我俩面对面坐着，晚餐是发芽谷物面包和炸红薯条。玛妮看起来神采奕奕，我在想她是不是涂了唇彩。

“你好像挺开心的。”我说道。

她回答说：“多亏了我的新治疗师。”

我边听边用叉子满盘子追着菠菜叶。我心想，治疗师对我有用吗？进入法学院前的那个夏天，我体验了一项员工协助计划提供的免费服务，和一位社工面谈了八次。负责我的社工叫琼，是一位穿草原裙、性情温柔的女士，但我没有把心底的秘密向她全盘托出，怕给她带来困扰。“治疗”本意味着推心置腹，但于我而言，却像是将我的脸压在窗户上，不得其门而入。

玛妮继续说道：“我现在在一个全是女人的团体里。”

“团体？”我立刻绷直了脖子，瞬间回想起小时候关于“团体”的黑暗记忆。我本来是在一所规模不大的天主教学校上学，但在五年级的时候，我转学去了一所当地的公立学校。转学后，我跟学校里一群受欢迎的女生玩到了一起。比安卡是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她脖子上戴着加了一颗金球的串珠项链，总在午饭的时候给大家派发糖果。我在她家留宿过一晚，她妈妈还开着银色奔驰车带我们去看电影《浑身是劲》。但好景不长，才过了半个学期，比安卡就跟我决裂了。上历史课时，我跟她男朋友是同桌，她就觉得她男朋友喜欢我。有一天午餐时，她给所有人都派发了糖果，除了我；还在我的午餐袋下压了张便条，上面写着“我们不想跟你坐一桌”，底下还有其他所有女生的签名。那个时候，我就本能地意识到我跟其他人不再会有交集。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与他人搞好关系，不被小圈子排挤。我之所以能忍受十二步疗法，就是因为每次参加互助会的人都不是同一拨人，我可以来去自由，别人也不会知道我姓什么，没人主导互助会，更不会有像比安卡那样驱逐成员的女王式人物。匿名、谦逊、诚信、团结、乐于服务他人，正是这些精神和原则维系了参与十二步疗法的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待在里面。虽然会有人建议捐两美元，但互动会基本上是免费的。两美元差不多是一大瓶健怡可乐的钱，我却能用一小时的时间了解自己的进食障碍，以及其他人是如何饱受饮食失常的痛苦，又是如何战胜这种困难的。

我叉了一大块番茄，一边思考有什么有趣的话题：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的蒂莫西·麦克维被处决？政客科林·鲍威尔最近的动态？我想展示自己对时事的了解，给她留个好印象，也借此示好。但是我真的对她的团体治疗很好奇，所以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她是怎样的模式。

“所有成员都是女性。玛丽快要失聪了；泽尼亚因涉嫌医疗保险欺诈而被吊销了医疗执照；艾米莉的父亲是个瘾君子，住在威奇托，发仇恨邮件骚扰自己的女儿。”玛妮抬起胳膊，指着小臂的赘肉，“新加入的女生是个切割工，总是穿长袖子。我们还不知道她经历过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这倒是我没想到的，我说：“听起来真是够呛，不过，你的团体允许你透露这些信息吗？”

玛妮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这位治疗师认为，把秘密憋在心里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我们所有成员随时随地谈论自己的内心想法。治疗师对我们有保密义务，但我们成员彼此之间没有。”

不保密？我往后靠在椅子上，摇了摇头。在桌子下，我暗自把餐巾卷在手腕上，心想：不保密怎么行。上高中的时候，我曾向教授社会公平课程的老师格雷女士暗示过自己有进食方面的问题，之后她就跟我父母通了电话，建议我寻求专业咨询，我妈气疯了。当时，我正一边看奥普拉采访威尔·史密斯，一边吃掉整整一盘饼干。我妈气急败坏地冲进客厅，质问道：“你怎么能跟别人说这种私事呢？怎么这么没心眼呢？”我妈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在巴吞鲁日长大，是典型的南方女人。在她看来，跟别人聊私事非常丢人，而且影响风评。她坚信，如果被人知道我有精神问题，我肯定会被排挤孤立，她当然不想我落到那般境地。也因此，在我上大学后开始参加十二步疗法互助会时，我得鼓起所有勇气才能相信其他人会像我一样真的做到保密。

“大家都怎么好转的啊？”我问。

玛妮显然比我表现更好。假设我们都出现在卫生棉条的广告里，那我肯定是那个抱怨有异味和侧漏的反面教材，而她则是穿着白色牛仔裤、在忙碌的一天后还能开心雀跃的那个人。

她耸了耸肩，道：“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以前接受过一种疗法。高中时，我曾经接受过一小段时间的治疗，治疗师身着套装，看起来像美食节目主持人保拉·迪恩。在接到格雷女士的电话后，我父母就把我送到了“保拉·迪恩”那里。但我死死记着我妈跟我说过的话，所以我从未吐露过自己的感受。我们只是闲聊，比如夏天的时候要不要去打工？是去比萨店还是服装店？有一次诊疗结束，她给了我一份有五百个问题的心理测试。每回答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心里的希望多了一分。这些问题仿佛能告诉我答案：为什么要暴饮暴食？为什么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为什么其他女孩都有甜甜的恋爱，就我没有？

“保拉·迪恩”看了看结果，用职业治疗师的声音说道：“克里斯蒂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怕蛇。她想做一名手表修理工或外科医生。”她冲我微微一笑，歪着脑袋，说：“蛇很吓人，对吗？”

我从未想过在她面前流露脆弱和恐慌。老实说，我需要一位能看穿我的否认，捕捉到沉默背后的痛苦的治疗师。这个人不会是“保拉·迪恩”。诊疗结束后，我告诉父母，我没事了，一切都好了。父母一脸“为我骄傲”的神情，我妈还分享了她的人生哲学：“想快乐，就能快乐。多想想好的一面，不要想太多不好的。”我点了点头，好想法。从客厅回卧室的时候，我在厕所把晚餐吐了出来，这是我从一本书里学到的，这本书讲的是一位体操运动员狂吐的故事。我喜欢吐掉食物后胃里空空如也的感觉，也喜欢秘密带来的肾上腺素骤升的感觉。十六岁那年，我以为暴食症是帮我不再对饼干、面包和意面狼吞虎咽的好法子。后来恢复健康后，我才知道我其实是用暴食症来控制自己不知如何宣泄的、无休止的焦虑、孤独、愤怒和悲伤。

玛妮又拿起一根薯条，在番茄酱里转了一圈，说：“罗森医生或许能帮你。”

“罗森？乔纳森·罗森？”

我绝对不会打电话给罗森医生。法学院开学前的那个夏天，我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一个叫布雷克的人，他也在找罗森医生治疗。聚会时，他在我旁边坐下。“你有哪种进食障碍？”他指着我盘子上的胡萝卜棒说，“很惊讶吗？我以前约会过三个女生，一个有厌食症，另外两个有暴食症——她俩恨不得自己得的是厌食症。所以，我知道你是哪种。”他同时做着几份工作，也参加互助会。他提议带我出海玩。我们曾在7月4日骑着自行车，去湖边看庆祝独立日的烟花。我们并肩躺在甲板上，凝望着芝加哥的天际线，谈论戒瘾。周六的时候，我们会在芝加哥小饭馆吃点纯素食，然后下午赶在他去互助会之前看场电影。我问过他我们是不是男女朋友，他没有回答。有时，他会消失几天，待在他那昏暗的公寓里听约翰尼·卡什的专辑。即便我愿意去见玛妮的治疗师，我也不想让这位之前不知道跟我什么关系的布雷克的治疗师给我治疗。打电话给罗森医生我能说什么？“还记得去年秋天，跟有抑郁症的布雷克交往过的女生吗？正是在下！您这边能用商业医疗险吗？”

我问玛妮：“他怎么收费呢？”尽管我并不想加入团体治疗，但问问也不碍事。玛妮说：“超级便宜，一周只要七十美元。”

我双颊发烫，无言以对。七十美元对玛妮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她是西北大学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丈夫继承了一小笔家族财富。我呢？如果我一个月不吃不喝，不开车，公交通勤，或许到月底我能攒出个七十美元。但是每周都要七十美元，我哪里负担得起？暑假打工每小时的工资只有十五美元，我父母也是钱刚好够用，我没法伸手要钱。两年后，我或许会有一份全职工作，但现在我还只是个学生，上哪儿凑这笔钱？

玛妮大声报给了我罗森医生的电话号码，但我没记。

她又说了一件事：“他刚再婚，整个人喜气洋洋的。”

我立刻在脑海中勾勒出罗森医生的心的样子：像是情人节的红色爱心剪纸，爱心表面布满了斜条，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枝。我把他想象成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男人：经历了离婚的折磨，一个人孤单地用微波炉加热冷冻食品当作晚餐，然后人生出现了转机，遇到了第二任妻子，他随之成为一个面带微笑的治疗师，胸中跳动着一颗充满刻痕的心。好奇挠得我心痒痒，同时也燃起一线微弱的希望：或许他真的可以帮我。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到了玛妮的组员们：切割工、犯过重罪的女人、瘾君子的女儿。我还想到了布雷克，他和互助会的人关系很好。互助会结束后，他会跟我分享组员的故事，比如一个叫埃兹拉的组员把充气娃娃当女朋友；另一个叫托德的，他老婆想跟他离婚，就把他所有的东西一股脑扔到了人行道上。我自问，自己真的比这些人过得还糟糕吗？不管我得了什么病，难道真的无法治愈吗？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真正的心理治疗，但或许治疗师能把我治好，毕竟他们上学时解剖过人心，拥有医学学位。也许罗森医生能给我一些建议，甚至可能一两次诊疗就够了，也许他可以给我开一种药，让我摆脱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