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在艰难中成长

儿时乞求那些大人们让我擦皮鞋，其实也算是一点点销售经历。在我看来，跪在地上卖力擦鞋也算是一种无声的叫卖。后来我开始每天6点起床到车库拿被分好的《底特律自由新闻报》（ Detroit Free Press ），给附近的住户送报纸。送完后我就去上学，放学后再去擦皮鞋。

我真正开始接触销售正是在报纸搞新用户征订的时候。按照当时的报社规定，每发展一名新订户并且让他订阅一个月以上，就可赢得一箱百事可乐——每箱12瓶（每瓶大约350 ml），这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大生意。现在的人们时常会说起奖励和激励，在那时这些可乐对我来说就是奖励和激励。我跑遍了每条街道，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他们是否想订报纸。我非常积极地推销，为此我的手指都敲酸了。在争取新用户期间，我甚至会逃学一两天。哪怕如此艰难的推销，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每次向新用户推销时我都会说：“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征集新用户竞赛，希望你能订阅我们的报纸，哪怕只有一周。”报社规定要订满一个月才会给奖励，但据我判断，大部分人一旦开始订报纸就会订很长一段时间。假如住户不想订购，那我会改日继续拜访，绝不放弃。被人拒绝虽不大好受，但我很快发现，交谈的人越多，我的销量就会越大。这远不止有趣那么简单，我家车库旁边很快就存放了非常多的百事可乐。我把这些可乐卖给附近的居民，这样我就能赚到更多的钱。我特别希望以此来向父亲证明我并不是一无是处。但事与愿违，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没有改变。

我边擦皮鞋边送报纸的工作一直干了5年。这期间我也在坚持学习，虽然我并没有什么学习的天分，但总算学了一些，成绩也说得过去。但我与父亲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缓解，他有好几十次将我赶出门外。我就睡在火车站的棚车里，或是在郊区找一个廉价的小旅馆。那里是整个城市最差的街区，到处都是廉价旅馆、妓院或是放黄色电影的小影院。我是不可能住单间的，通常是花10美分或是25美分在大间里找张床，而我旁边全是酒鬼。过段时间父亲就会找来把我带回去，并告诫我要好好听话，我猜他是被母亲逼着来的。我就回去上几天学，然后逃学和外面的混混待在一起，直到父亲又把我赶出家门。

在我16岁那年的一天晚上，我和邻居家的两个朋友在街边闲聊。他们说要去撬梅尔德伦（Meldrun）街和拉法叶（Lafayette）街交界处的那家酒吧，那里有很多酒，或许还有店主留下的一些现金，问我去不去。可能是因为我擦鞋时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去过那家酒吧，对它比较熟悉。我之前从没干过这样的事儿，至少当时还不是个小偷，但我还是决定加入他们。

那时的商店或酒吧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在窗户上安装铁条、报警器和显示窗户是否被锁好的仪器，我们居住的社区治安尤其差，也没有这样严密的防护措施。晚上10点左右，我们溜进了惠蒂埃酒店（Whittier Hotel）的汽车库，偷了一辆汽车，我记得是一辆斯蒂旁克（Studebaker），值班员还大声朝我们喊：“快把车停下来！”但我们加大油门冲出了车库，驾驶到附近的一条小街，才把车停好。

底特律的酒吧是凌晨2点关门，所以我们需要等到所有员工离开后才能开始行动。凌晨3点半，我们从窗户钻进酒吧里，打开门，开始往车上搬酒吧里成箱的酒，直到把车塞满。那会儿大概是1944年的5月，还处于二战时期，酒都是限量供应的。事实上，那段时间，密歇根州还对酒实行了一段时间的配给制。除了偷酒，我们还撬开收银机拿走了现金，溜之大吉。我们把酒藏好后把钱分了，总共是175美元，我分到了将近60美元。等到酒卖了，赚到钱后我们平分了。对我来说，这笔钱来得十分容易，而且这个过程还十分顺利，我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奇怪的是，当我回想此事时，我十分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没有继续偷下去。毕竟那笔钱来得是如此容易，我当时也没有一点害怕，甚至之后还能找到更容易偷的目标。可能比起偷窃，我更害怕的还是父亲，我害怕他会因我无所事事打我。他一直在催我找份工作，于是我真的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

但事与愿违，在我几乎已经忘记自己偷东西的事儿之后，警察找上门来了。就在“酒吧事件”过去3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我正在床上休息，突然听到外面一阵骚动，还伴随着我母亲哭泣的声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然一个男人冲进我的房间，一边向我出示证件，一边要我“穿上衣服”。原来是偷酒那件事暴露了，我被逮到了警察局。好几个警察就酒吧失窃案审问我，还问我一连串其他的失窃案是不是我干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些。后来才明白原来是一个家伙被抓了之后，招供了一大串他曾经犯下的案子，也包括那次的偷酒事件，于是我也被警方知道了。

之后，我被关进了青少年拘留所，那是我一生中待过的最恐怖的地方，比我之前在廉价旅馆和酒鬼一起过夜还要恐怖。一间大屋子里全是行军床和犯了事儿的小孩，一个大个子拿着皮鞭进来，猛抽一个小孩的屁股。我还记得，他们半夜开灯把一个刚死的酒鬼拖了出去。尽管我曾经在许多可怕的地方度过很多夜晚，但在警察局的那一夜真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警察来叫我见那个酒吧的老板。他说他记得我，还问我为什么偷东西。我说我不知道，但我跟他保证我一定会赔偿他。老板表示同意，就没有继续指控我。我终于被放了出来。说真的，只要能被放出来，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父亲和叔叔来拘留所接我。一出门，父亲就开始打我，一直打到回家都还没有停止。他大声训斥，说我辱没了家里的名声。这一次，我真的认为倒霉透了。我坐实了他对我的评价：我一无是处，我是个小偷，而且还进过警察局。

在拘留所那一夜之后，我着实被吓破了胆。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要再进拘留所，更不愿像街上的小混混一样被关到里面。于是我在附近的炉具厂找了一份工作，我负责把绝热材料装入炉板内。工作时，绝热材料会钻进鼻子里，粘在皮肤、衣服上，搞得浑身都是，且工作量很大、强度很高。有一天，我抽烟被工头抓住了，于是我被赶出了工厂——因为这是我第二次违纪了。当时我觉得自己像垃圾一样被扫地出门，是的，我被开除时常有这种感觉。

在那段时间里，我大概干过40种不同的工作，虽然我可能记不太清具体都是什么了。我为一名印刷商开过卡车，后来因为送货时间过长被解雇了。我在克莱斯勒（Chrysler）汽车公司给汽车安装过扶手，这份工作还算不错。我在哈德森（Hudson）汽车厂的组装线上工作过，那份工作几乎是最差劲的，因为需要一个人负责好几台机器，劳动节奏全被机器所操控了。我还在一家电镀厂工作过，厂里到处都是大桶炽热的酸溶液和熔化的金属，工作时会吸入大量的浓烟，因此我还患上了哮喘。

我还在史达特勒酒店（Statler Hotel）做过一阵餐厅杂工。在那里我穿着制服服务于住客。有一次我把本该送给住客的电报扔掉了。被发现后，虽然不想承认，但电报上面有时间戳，于是我又被解雇了。有时我会想，如果我当时懂得多一些，没准会干得很好，说不定还能升为酒店的副总经理呢。但可惜的是，我当时几乎什么都不懂。

对于上学我向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次，我在上学途中跟我上的东区高中（Easten High School）的辅导员打了一架，学校便把我开除了。这个家伙总是没什么理由地找我麻烦，难道只是因为我是一个调皮的小孩？但是那天他突然出言不逊，说“你们这些人”怎样怎样，还有“你们这些人要抓紧时间学习”之类的话。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不叫“你们这些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这些人”并不友好。但是接下来他又指责意大利人，我瞬间气急败坏，把他打了一顿。这就是我全部的校园生活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总是与那些先对我说“意大利佬”“拉丁佬”或者“意大利崽”的人打架，这便是我丢掉工作的原因。可能那时的我就是想通过叛逆来证明父亲说的是对的——我就是没出息。我的心中充满愤怒，身边还总是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人来招惹我。

拘留所的那一晚拯救了我，让我没有越陷越深。那一夜我将永生难忘，可能我确实没什么出息，但我并不是一个坏孩子，不应该受到那样的惩罚。

我换了一次又一次工作，每次都是那么糟糕。所以1947年初，我决定参加陆军。但是在新兵训练时，我把后背摔伤了，于是我退伍了，就连办理退伍证都几经波折。我讨厌军队，在那里的日子如同在监狱。我回到家后，我母亲很开心，但是我父亲非常生气，他又开始骂我没出息，说连军队都不要我。我也非常生气，对他说：“你才没出息呢，而且永远没出息！”我边哭边离开了家，身后是父亲大声叫骂的声音和母亲的哀号声。那段时间不管干什么，我的耳边经常会传来父亲的叫骂声，所以我日日心惊胆战的。

1948年，因为犯傻我又触犯了法律。那时我和一个人合伙在我家附近开了一个小店，专门为人洗帽子、擦皮鞋。我们在后面的小屋设了赌局，有21点和掷骰子。我们自作聪明地以为可以骗过警察，还专门吩咐一个人在前台放哨。如果有警察模样的人走过来，那个人就通过墙上的小眼儿来发一个信号——塞过去一个钉子。里面的人看到后要么消灭证据毁掉骰子，要么逃跑。结果有一天，我在前面放哨，我一个初中朋友走了进来，我们聊起了天，之后他表示想要去后面玩玩，我就让他进去了。结果我的合伙人看到他后，马上认出他是警察，拿起骰子立刻逃掉了。

我从没想过我的邻居中会出一个警察。在西西里，就连暗示一个人是警察都是对人的侮辱。但我的这位朋友确实成了一名警察，虽然合伙人带着证据逃跑了，但警察依然给我们每个人开了罚单，罪名是闲散赌博。我们这里有一条规定，如果顾客因闲散赌博被抓，那么店主就要支付罚款。最后我们的小店不仅歇业了，还要支付一笔罚款。不过也算幸运，这期间我也挣了不少容易钱。那段时间，我真以为这世界上容易钱好挣。尽管我这辈子大部分的钱都是辛苦挣来的。

小店关门之后，我又开始了找工作、打架、被开除、和街边混混们闲逛打台球的生活。我想如果当时大家并没有那么瞧不起我，我可能也会把一份工作长期做下去，努力工作，慢慢晋升。但是那段时间因为自己的恶劣表现，没有人看得起我，我总是自暴自弃。我甚至觉得只要我足够差，能够证明父亲的话没有错，那么我就可能得到父亲的爱。我知道这种行为很难理解，但是当这个世界对一个人不公平时，那么他就可能会变得偏激，然后产生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

后来，有一个人给了我机会，我的生活有了些改变。他叫阿贝·萨珀斯坦，是一个小老板，专门从事住宅建筑。他在各个地段买了一些空地，然后雇人建了一些廉价住房。一次盖一座，大概每年就建六七座房子。他从来不搞那些高档的大型项目，就是小本经营而已。他雇我当一名工人，而我也只能干干粗活——开卡车、拌水泥、拉建材、砌墙等。这种规模的经营也不需要什么销售员，老板自己就可以来，所以也没有销售方面的支出。这种生意，其实是从银行拿钱（比如抵押贷款）建房。当时人们需要经济适用房，所以只要买得起就会买。

通过一个小项目，我了解了生意的每一个环节是如何操作的，也知道了老板会请专业人才来干我们这些工人干不了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