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

益友

苏童说：“《收获》杂志的主编程永新老师，是我跟余华创作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伯乐。我从1985年开始在《收获》发表作品。余华，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发表的？”

余华说：“我是1987年开始发表的。你1985年就在《收获》发了？”

苏童笑着“炫耀”道：“不知道了吧，我是1985年发表的。”

“发表的是短篇小说《青石与河流》。”程永新说道。

“当年我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跟程永新说，我一年发六个短篇，一期一个。程永新说，《收获》没有这样的规矩呀。我说，创建一个规矩不就行了嘛。他又去跟李小林 商量，是不是一期发三个，然后分两期发。是吧，你还记得吗？”余华笑着对苏童打趣道，“那待遇比你高多了。”

众人大笑起来。

苏童笑对余华道：“问题是你没有发六篇啊！还是我开创了先例啊——一期发两个短篇 嘛。”

余华表示“不服”：“确实是在你后面发表的。但是，我当时如果不把《许三观卖血记》写成长篇的话，就能在《收获》一年发六个短篇，那肯定更有开创性了，是吧？哈……”

西川评余华道：“你简直就是个‘获霸’”。

余华回忆道：“1995年，《收获》第1期发了我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第2期发了短篇小说《他们的儿子》。程永新也看过，还跟我说写得不错。到了第3期就该是《许三观卖血记》了。结果到了第3期发稿的时候，程永新打电话问：‘要发稿了，写得怎么样了？’我说，这个由短篇改成中篇小说了。程永新说，好好好，中篇小说好。后来，到《收获》第4期要发稿时，他又来问我：‘余华，写得怎么样了？’我说，中篇又变长篇了。他说，哦，长篇好长篇好。后来，《许三观卖血记》是在《收获》第6期刊发的。《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样出来的。”

苏童点头说：“对，我跟余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

程永新回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当初，我们北京的一个好朋友推荐给肖元敏两篇余华的作品，一篇是《四月三日事件》，另外一篇是《一九八六年》。我一看，确实很震惊。《四月三日事件》整个小说写的是一个年轻人，他预感到要发生一个事件——四月三日事件。但这个事件是虚幻的，并不存在，它有一种哲学上的意义在里面，跟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太一样。苏童是我的大学同学黄小初推荐的。当初黄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他就很欣赏苏童，就推荐了苏童的一个短篇，叫《青石与河流》。我看了《青石与河流》，几乎没改一个字，甚至标点符号都没改过。你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年轻作家写的。于是，我就约稿。苏童就写了一个《1934年的逃亡》。我们那期出来以后，文坛就整个炸了，大家都去读这一期的《收获》，觉得很奇怪，怎么来了这样一群陌生的年轻人，写法跟前面的作家完全不同，各有特点。我希望能够找不同风格的人——余华的风格的、苏童的风格的，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作家的。于是，全国就有一种轰动的效应。”

房琪拿出两本《活着》，一本是黑色封面，另一本是白底淡色山水封面，问道：“我刚才在书屋里拿了几本书，像余华老师的《活着》，有两个版本，内容一样，序言也一样，但装帧封面都有改变，这是怎么回事？”

余华指着书本答道：“这是两个出版公司出版的。黑色的这本，作家出版社不再印了。另外一本，是新经典的版本。”

房琪又问：“像这种不同版本的书，编辑在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程永新指着余华道：“余华的书不是畅销书，他是常销书作家，因为他一直在出，需要一些新的面貌。”

“我们这个年纪的读者可能对于作家认知得多一点，但对于编辑的认知就弱一点，不太知道编辑们具体会负责哪些工作。”房琪追问道。

“编辑最重要的工作是欣赏。作家写出好东西，要有一双眼睛去欣赏它。这个，最重要。”程永新详细介绍说，“编辑流程先是登记，给作品编号——几月几号到的，登记地址和通讯方式。而后，将作品分到每个编辑手中。一个编辑初审，初审完后给二审编辑，两个人看完后，最后才由主编来定，这是终审。终审后，才能签字发稿。然后，我们才会通知作者。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编辑，每一篇作品都要简洁写出审稿意见，如果初审跟二审的意见比较一致，就会让作者去修改。当然，编辑会跟作者沟通，看作者认可不认可修改意见，这是编辑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编辑是作家和作品的一面镜子，所提的修改意见是在深度理解作品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对头的修改可能就会改出一个好作品。但作家也有不修改的，他有不修改的道理，那我们第一还是尊重作家；第二呢，我们也会去倾听读者的意见，这个对于我们编稿子以及稿件的规划安排也是会有影响的。”

在程永新娓娓道来中，书屋内一时间变得安静下来，回忆与现实交织着，似乎也在此刻被编辑成一部作品，定格在时光的纸面上。

程永新又笑着指了指余华：“那像余华，他也曾疑惑当年《一九八六年》为什么不先发出来。其实我是有点私心的，他那篇较长，我想等一下再发，那时候希望阵容大一点，作者多一点。那个年代，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作者冒出来，诗人其实也是这样子，西川老师肯定最有发言权，所以当时就是想把这一批人搞在一块儿，集中发表一下。”

房琪说：“所以编辑跟作家其实也是互相成就的。”

“当然。”程永新说道。

余华说：“我们那个时代啊，好编辑多，比如说像《人民文学》有崔道怡，年轻的有朱伟，还有向前。张承志就是向前发现的。可能是一个什么会上，张承志就讲了当年在内蒙古的一个故事。向前就追着他，要他把故事写出来。张承志说‘我不会写小说’，向前告诉他‘你把故事写出来就行了’。结果，那篇就拿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就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

苏童、程永新、西川都点头称是。

“编辑多认真啊！”余华说道，“我们遇到了一群很好的编辑。像我在《北京文学》最早的编辑是王洁，她就是从自由来稿里面发现我的。那时候我在一个小镇上工作，也不会认识什么编辑。当年的编辑都坐在办公桌旁，认真看自由来稿的，他们是想从自由来稿中发现新的作家，以发现新作家为荣，一旦他们看到一篇好的小说，整个编辑部传阅。当所有的编辑一致认为这个小说写得好的情况下，这个作者就会受到整个杂志社充分的信任和重视。现在我知道，《收获》还保留着这个传统。”

苏童深有感慨地说：“编辑与作家的关系，亦师亦友——这个作家很年轻，有前途，编辑看出了他的才华，同时也看出了他的问题。所以，当编辑想要抹掉这个宝石之上的灰尘时，必然会指出问题所在，告诉他灰尘在什么地方。 抹去宝石上的灰尘，这就是编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