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治学历程
如果把1986年6月我发表在当年第3期《文艺研究》上的论文《平淡：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种风格美》视为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从那时至今已经走过了35个年头。盘点35年走过的治学历程，我想大概可以分为七个历史坐标性的板块吧。
第一个历史坐标性的板块是中国古代文论民族文化成因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理论界盛行方法论热，用多维的文化学方法分析、挖掘中西文论的民族特色及其文化成因，突破了过去就文论文的线性思路，令人耳目一新。受此影响并为此吸引，我在报考古代文论研究生前后，试图从宗法文化、儒道佛文化、训诂文化等方面剖析中国传统文论的民族特色，并有所收获。发表在1986年第3期《文艺研究》上的论文不仅以文化透视先声夺人，后来在我1993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一个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建构》中，也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文化剖析。1996年，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美学的文化精神》一书，则是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美学民族特色成因的诠释。书以本人1986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为起点，靠船下篙，选取80年代末、90年代初探讨古代文论民族特色文化成因的几篇代表作，如《“言意”说》《“活法”说》《古代文论方法论的文化阐释》，作为我治学历程的第一个学术板块。透过这四篇代表作，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化积累和思辨追求。或许，古代文论的文化研究，正是我在中国学术园地冲开一片天地的秘器。
第二个历史坐标性的板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系统建构。它几乎是与古代文论的文化研究同时并行的。80年代初确定报考古代文论研究生后，鉴于当时通行的文学理论教材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一锅煮的现状，我试图用中国古代文论资料写一部文学原理著作，更为有效地去解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质。1987年9月—1990年7月，我来到华东师大，师从徐中玉、陈谦豫先生读古代文论研究生。鉴于当时所有的古代文论著作都是按纵向的历史顺序讲述历代文论经典，从横向的逻辑范畴角度阐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思想尚是空白，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的想法愈加强烈。阐述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不能以古代文论代表人物、代表著作为抓手，必须从富有代表性的古代文论范畴或命题入手，同时能在诸环节之间体现出一种显示民族特色的主导倾向。第一步，要确定合理的叙述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的框架。1990年，我的这个思考的结果以《中国古代文学原理构思》为题发表在《社会科学》第1期上。它按“文学观念论”“创作过程论”“批评方法论”三个板块，筛选出30多个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或命题，按照逻辑的顺序，把它们组成一个大系统。第二步，这个系统、框架的各个环节之间必须提炼出一种民族特色，这就是“文以意为主”的“表现主义”。于是，我写了一篇《中国古代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刍议》发表在《东方丛刊》1992年创刊号上。1990年1月，我在硕士论文完成后投入《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的写作。毕业后来到上海市宝山区广播电视局总编室工作，利用早晚的空余时间，于1992年初完成书稿。1993年7月，30多万字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一个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建构》终于在学林出版社出版。此书开创了中国古代文论横向系统研究的新格局，2006年被教育部组织的专家评审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书选取《中国古代文学原理构思》《中国古代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刍议》二文，以见其宏观框架和主导特色。另选取此书中的两个单元，一是发表得比较早的《“文学以文字为准”：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一是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定法”说：中国古代的具体创作方法论》，以彰显其具体章节的学术水准。应当说，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一个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本人在中国古代文论界的地位。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本人治学的第三个值得一说的板块是文艺学的学理研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古代文论的同时，文学的本体论、审美论等基本问题一直是我关注、思考的重点。80年代初，文艺理论教材多从形象性角度界定文艺的审美特征。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是深入到文艺形象背后的情感性来说明文艺的审美特征。1989年，笔者《文学情感特征的系统透视》刊发于《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2001年，我在第6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论文艺是审美的精神形态》一文，系统表达了我对“文艺是什么”问题的思考。艺术的特征是美，但这种传统观点遭到了现代艺术的挑战和反叛。《艺术与美的关系的古今演变》梳理了从古至今艺术与美关系的变化，并提出了自己的反思。文学作为审美的精神形态，作品背后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文学发展演变的最终主宰者。《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价值嬗变》从多方面对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Z字型走向做出了独特概括。有文艺作品，就有对文艺作品的审美鉴赏。文学作品的美来自题材美与艺术表现美，因而读者作为审美主体对艺术作品就具有双重审美关系，不可混为一谈。《审美主体对艺术的双重美学关系——谈西方文艺理论中“化丑为美”的一个美学原理》写于考研时期，读研后投稿，受到张德林老师激赏，编发于1988年第1期的《文艺理论研究》，被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1988年第2期全文转载，并获华东师大研究生优秀成果奖。文学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微观研究的扎实基础之上。发表于《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的个案研究文章《柳宗元园记创作刍议》，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本人治学的第四个标志性板块是佛教美学研究。它是古代文论文化研究的自然结果和意外收获。最早接触佛教知识，是为了理解古代文论以禅喻诗的需要。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对佛教义理又进一步涉猎。1990年，我在《百科知识》第11期上发表《佛教文化与民族文论》，从十多个方面分析二者之间的交互联系。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中，从佛教文化角度分析文论范畴、命题的民族品格是一个显著特点。在1996年出版《中国美学的文化精神》中，有一章《佛教文化与中国美学》，从16个方面条分缕析二者的关系。以此为依托调整角度，1997年出版了21万字的《佛教美学》。全书分“佛教流派美学”“佛教义理美学”“佛教艺术美学”三编，建构了佛教美学原理的最初框架。导论《佛教美学：在反美学中建构美学》在1998年第3期《复旦学报》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第7期、《宗教学》第8期不约而同全文转载。1997年5月，我来到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佛教与中国文化”全校公选课，近30万字的《佛学与中国文化》一书2000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2003年，我应邀为上海玉佛寺“觉群丛书”写的一种《似花非花：佛教美学观》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2002年起，我撰写《中国美学通史》，佛教美学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后来把这条线拿出来增改，41万字的《中国佛教美学史》于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言以《中国佛教美学的历史巡礼》为题，发表于2011年第1期的《文艺理论研究》。第一部分以《佛教美学观新探》为题发表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4期。2017年，增补、改写的37万字的《佛教美学新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佛教美学原理得到进一步充实和丰富。2020年，《佛教美学研究的历史行程与逻辑结构》在《学习与探索》发表，这是对《佛教美学新编》的由来及构架的提纲挈领的综论。到目前为止，《佛教美学新编》对佛教美学原理的阐释是最为直接、丰富的，《中国佛教美学史》也是国内外唯一的一部佛教美学史。从史、论两方面建构佛教美学，或可视为笔者对于学界的一份独特贡献。
本人治学历程中的第五个标志性的重要成果是2016年出版的《乐感美学》一书。这是一部积30年之功，调动古今中外论述“美”的材料，结合审美实践写出的一部新美学原理著作。全书四编十四章60万字，多层次建构了“乐感美学”学说体系。这个原理体系的核心观点，是“美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它是对18年前在《学术月刊》上发文提出的“美是普遍愉快的对象”观点的修正与完善。该书前言《“乐感美学”原理的逻辑建构》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为参加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会议，提交《乐感美学：中国特色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一文，收于日本2018年出版的《中日共同知识创造》一书，同时发表于国内《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被《社会科学文摘》第6期大篇幅转摘。“乐感美学”关于“美”本质的要义有如下几点：一、愉快性。包括“曾点之乐”与“孔颜乐处”、感性快乐与理性快乐、五官快乐与中枢快乐。二、价值性。美带来的快乐是有益的、健康的、积极的、具有正能量的快乐。三、对象性。事物是否成为“有价值的乐感对象”，取决于客体与主体的特定关系，因而美不是绝对不变的实体，具有流动性。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该书几乎所有的章节都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全国各地名刊发表，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专著出版后受到学界诸多好评。
本人治学历程中的第六个标志性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美学史的独立书写。2008年，本人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个人独撰的三卷本、156万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国美学通史》。2018年3月，本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个人独撰的上下两册、70多万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同年8月，本人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个人独撰的五卷本、257万字的上海市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项目成果《中国美学全史》，成为中国学界一人独写三部中国美学史的唯一学者。其中，《中国美学通史》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第十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美学全史》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钱中文先生赞誉为“独步神州的重大成就”；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先生评价为具有“大胸怀”，出自“大手笔”，经历过“大艰苦”，体现了“大气场”，是“代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学术高度，可以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部值得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的新时代标志性成果”。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杨春时先生在《中国图书评论》上著文指出，《中国美学全史》以先秦到21世纪初的时间为纵轴，“精心打造出了一个结构宏伟、气象万千的中国美学全史的思想学术宫殿”，“时间上纵横古今”，“空间上笼罩群伦”，是尽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鸿篇巨著。
美学史、论做完后，从2017年起，我开始转入一人重写中国思想史的新的浩大工程。这是文学、美学研究的逻辑延伸。文学界有个经典命题，叫“文学是人学”。美学界有个曾经流行的定义，叫“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于是，我在研究文学、美学的问题时，同时关注和思考“人性”“人的本质”等“人学”课题。为了给人学研究做资料准备，2002年出版《中国人学史》古代部分；2006年出版《中国现当代人学史》；2008年出版《国学人文读本》，发表《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2012年出版《人学原理》。2017年，在《中国美学全史》完稿后，投身到以“六次启蒙”为指导重写中国思想史的漫漫征程中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哲学类后期资助项目《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立项。2020年，发表《“重写中国思想史”发凡——中国思想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重新反思》，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重点推出。2021年夏，在《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通过结项评审的同时，《“人”的觉醒：周代思想的启蒙景观》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哲学类后期资助获得立项。前者是纵，是史；后者是横，是论。作为中国思想史的第一卷，“先秦思想史论”约有120万字的篇幅。“重写中国思想史”已经开了个好头。这是个征途漫长的马拉松工程。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朝前跋涉，挑战极限。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