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与《西游记》相遇，是每个中国人的缘分。

我也一样。

最早与《西游记》相遇，还是童年时在父亲的书架上。不过缘分也就止于知道有此一书而已。我会去翻翻里面的插图，但甫一阅读，便被与今日阅读习惯不甚相合的语言，特别是大段大段不知所云的诗词吓退（后来才知道《西游记》的很多秘密就藏在这些诗词之中）。那时的《西游记》还没有被列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它的重要性并没有被父母师长加以特殊提示。所以，读不懂也就放下了。

然后，我和所有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一样，在中学课本的《悟空出世》里，在电影院的《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里，在中央电视台（现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986年版的电视连续剧里，又与《西游记》多次重逢。在这些重逢中，我知道了《西游记》的大致情节，也晓得了它在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后来，我就读了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研究生，而后留校任教。在这个阶段，由于教学的原因，我读了许多关于《西游记》的文献，对它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多。不过，彼时我的精力和兴趣都在《聊斋志异》上，是打定了主意要紧紧抱着蒲松龄至少十年不撒手的，对《西游记》文献的阅读只是为了满足教学需要。所以，平心而论，彼时的《西游记》最多算是入了我的“脑”，而并未走进我的“心”。

再后来，我就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完“三言”“二拍”，栏目组邀约我讲述《西游记》。在这样的平台上讲述《西游记》，当然是艰巨的任务，要想讲好，自然是要动心忍性，下一番苦功夫的。毫不夸张地说，在讲述《西游记》的准备阶段，该读的书，该看的资料，学院派也好，民间派也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基本上做到了应读尽读。这个过程中，有点点滴滴的知识积累，有无数次小小的灵感激发，但始终感觉尚有一层隔膜，挡在我和《西游记》之间。

为我揭去这层膈膜的，是已故古典文学泰斗吴组缃先生的一句话。在一次与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的聊天中，他讲到了吴组缃先生的一则轶事。吴先生曾与中文系的同事们聊天，其间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说假如中国的文学作品只能留下一部，那么你觉得最应该留下的是哪一部。同事们七嘴八舌，有说《诗经》的，有说《离骚》的，有说《红楼梦》的，不一而足。一番各抒己见后，大家询问吴先生的意见。吴先生的回答是《西游记》，原因很简单：在《西游记》中，中国文化生长性的要素已是无不具备。

如电光石火，这句话为我以往关于《西游记》的全部知识和见解点睛。吴先生的话当然半是认真半是玩笑，但套用《道德经》的一句话，“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它把《西游记》的核心价值讲清楚了。在中国所有的文化典籍中，《西游记》所具有的文化活力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它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无论你的人生进益到何种程度，它都依然能从上方照耀你；它内涵丰富，经得起全方位的解读和挖掘，从贩夫走卒到文人学士，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都能从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它是中国最大的IP，它自我生长，自成世界，虽经历数百年而历久弥新，从来就没有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过。而具有这种活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文化全息性。

带着这种对《西游记》的觉解，我于2011年和2019年在《百家讲坛》栏目先后两度开讲《西游记》。第一次重在讲述其作为“文学之书”与“文化之书”的价值，第二次重在讲述其作为“人生之书”与“人心之书”的意义。在大体的满意之外，也有一些遗憾，那就是囿于电视节目的形式，只能选择那些足以支撑起一期节目的较大的故事与话题，很多有意思、有意味的话题就只能放在一边；而即便是那些大故事、大话题，其实也还是有更轻灵的角度与表述的可能的。

好在这个遗憾没有遗留太久。一两年前，经鲍鹏山教授居间介绍，我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张佳彬先生聊天，提及这个话头，张先生便鼓励我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彼时我正忙于《百家讲坛》栏目《〈三国演义〉启示录》节目的写稿与录制，所以，虽然答应，但并未进入实质性写作阶段。是张先生的敦促，使得我虽然一拖再拖，但还是在出版社尚可容忍的时间节点之前完成了书稿。因此，《韩田鹿品西游记》一书的完成，不仅有我本人的努力，也有张先生的一份功劳。

是为序。

韩田鹿
2023年12月18日于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