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同一时间来到柏林的，我从南普法尔茨一个充满田园风情的葡萄种植小城来，娜斯佳则告别了当时已经濒临破产的乌克兰，离开了位于首都的家。那是在柏林墙被推倒后的第三个夏天，她手握一张旅游签证踏上了旅途，而我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在柏林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我很早以前就不堪重负的脊柱对搬家这件事反应十分强烈，所以我不得不考虑雇一个人帮我拆开那一个个打包好的搬家纸箱，然后把公寓打扫干净。

我在《二手报》上刊登了一则小广告，完全没有料到这个举动会给我带来什么。从早上六点开始，电话铃声便没有停歇过。从电话那头的口音上就可以听出，东欧女人占其中的绝大多数。虽然东欧人在柏林墙倒塌后便源源不断地涌向德国，但一个靠近德法边境的葡萄种植小城对于他们来说仍旧过于偏远，所以在德国我很少有机会在生活中遇到他们。但是现在，他们攻占了我在柏林的电话。打来最多的，首先是波兰女人和俄罗斯女人，她们怀揣一腔淘金热情，来到这个曾经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如今焕然一新的城市追寻自己的幸福。我也接到过男人打来的电话，此君显然是误解了我的广告，打算为我提供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服务。还有一个阿拉伯女人，她后来在丈夫的陪同下登门拜访，当着我的面让丈夫掰开她的下巴，好用她的牙口向我证明，她是多么的强壮。从清晨到傍晚，我已经不知道与多少位女士交谈过了，见到了多少个莱娜、卡佳或是塔尼娅。其中有一个还给高兹·乔治 熨烫过衬衣，这倒可以算作一个加分点。还有一个痛哭着打来电话的，我没听明白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只知道她的母亲疾病缠身。到了第二天，我实在疲于应付那么多陌生的声音和面孔了，所以我决定，直接雇用下一个按响门铃的应征者。

然后楼梯上就走来一个身形瘦削、看起来有些拘谨的女人。她的年纪在五十岁左右，却有一副小姑娘的模样。下身的牛仔裤，背上的双肩包，乍一看与普伦茨劳贝格的街头风光十分相称，但细细打量之后就会从那洗得发白的老式小衬衣和规规矩矩的发夹上看出端倪：她来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她告诉我她叫娜斯佳，来自基辅，她说，遇到像我这样能与她用俄语交谈的人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一开始我还没意识到，除了我的母亲，她是我在德国遇到的第一个乌克兰人。我的母亲是在1944年作为强制劳工来到德国的。她和数百万被强征到第三帝国的苏联人一样，如同奴隶一般被迫为德国的军事工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战争的最后一年，她生下了我，十一年之后，享受不到任何权利，向前看不到一丝希望的她，溺死在了德国的河水里，落进了各种野蛮力量的磨床，被它们彻底碾碎。而现在，近四十年过去了，从死去的母亲到眼前这个属于当下的乌克兰女性，我的思想和情感都需跨越一段过于漫长的路途。何况在我眼里，娜斯佳的形象本身就缺乏真实感。西方和东方世界之间的界线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在我的内心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所以它在外部世界的消失反而让我感到无所适从。一个乌克兰女人在我柏林的公寓里掸去家具上的灰尘，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唱片机里放了一张很久以前购于莫斯科的紫胶老唱片，上面灌的是乌克兰的民间音乐，忧伤的、带着头腔共鸣的清唱，来自我母亲诞生的那个世界。这样的乌克兰，是作为口译员的我在仓促的差旅中所无法感知的。那个时候娜斯佳来我家已经两三个月了，我本想用它给她一个小小的惊喜，但一向内敛又看似快活的她却突然泪流满面。

我和她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从她的泪水里，我一下子又看到了我母亲的那份乡愁，那种无边无际、无从医治的情感，它是我童年里猜不透的谜，是关于我母亲的秘密，是一种打我记事起就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她的暗无天日的重病。几乎每一天我都会看到她在流泪。我一直觉得，面对这种叫作乡愁的东西，我根本没有丝毫胜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沉溺其中，越陷越深。她正在逐渐消失，总有一天会彻底离我而去，留下的就只有她的乡愁。

娜斯佳出生在乌克兰西部一个犹太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乡间小镇，那时离战争结束还有三年。在很久以前，在还没有革命、还没有战争、乌克兰还被称为欧洲粮仓的时候，这个地方被一望无际的麦田包围，散落其间的小村庄和城镇仿佛被麦浪淹没。这片金黄如今还闪耀在乌克兰的国旗上，上蓝下黄的配色便是天空和麦田的象征。

娜斯佳对战争没有任何记忆，那时候发生的事都是她从别人的讲述中得知的。德国人在这个小镇只投下过一枚炸弹，它击中了一栋规模不小的住宅楼，住户们全都死在了燃烧的废墟中。只有一个老妇人幸免于难，因为她正巧去了屋后的木头旱厕，空袭的时候不在楼里。

娜斯佳和她的父母以及姐姐塔尼娅住在郊外的一栋小房子里，那里的炉台在冬天还会当作床用。虽然当时已经通了电，生活用水还是得依赖外面的水井。战争期间有三个德国兵驻扎在他们家，吃饭穿衣全靠她的母亲照料，不过据说他们很友善，还会塞给家里一些面包之类的食物。与此同时，德国人在这个小镇里建起了集中营，一年之内就有大约一万三千人被杀害，其中主要是乌克兰犹太人。他们在东欧建立起的由犹太小村庄构成的世界在这场战争中被彻底摧毁。一辆辆封闭的卡车驶过没有铺柏油的泥泞道路，那就是移动的毒气室。打着疏散的幌子，他们把犹太人集中起来，赶进这些卡车，运到小镇外面，然后用排气管的废气把他们全都毒死在卡车里。

红军重新占领这个地方之后，娜斯佳的母亲曾在花园的醋栗丛里发现过一个躲藏着的德国士兵，那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一个穿着制服的孩子。他害怕得浑身发抖，哭个不停。她心软了，不想把他交给红军，但她这样做就是为战争中的敌人提供庇护，善良可能会让她付出生命的代价。还好那个男孩第二天就从花园里消失了，没有给娜斯佳的母亲带来麻烦。

娜斯佳的父亲在战争结束后从前线回到了家，那时，她才第一次与他相认。一个身着制服的高大陌生男人就这样突然站在了三岁的女儿面前。他向她伸出手，她瑟缩着边向后躲边带着哭腔细声细气地说：“我不认识你。”至少后来别人是这么告诉她的。

战时和战后初期食不果腹的滋味在她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那些年里的饥饿体验并没有激发出她对食物的强烈渴望，反而让她对吃东西彻底失去了兴趣。小时候她就对那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全无胃口，差点因此丢了性命。她吃什么都味同嚼蜡，光是闻到食物的气味就足以让她反胃。即使在几十年后，她的饭量也还是和一份猫食差不了多少，她的身体已经永远戒除了对更多食物的渴望，口腹的享受一直是她所无法理解的。大概是因为她一直在饮食上极度节制，她的身材才始终如少女般清瘦，她那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健康和活力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要归功于此。

她的父母都是药剂师，经营着镇上唯一一家药店。店里只有一些最最基本的药品，可就连这些都时常备不齐货。药店的收入也并不能让全家人每天都吃饱。所有人都在挨饿，所有人都在灰头土脸地艰难度日。一个名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格鲁吉亚人坐在莫斯科的权力宝座上，他统治着庞大的苏联帝国，不断索要着活人用来献祭，不断寻求着必须铲除的新的敌人。一个叫瓦西里·布洛欣的男人或许是他手下最兢兢业业的处决执行人，他不辞辛劳地处理着斯大林每天签署的死亡名单，夜里在莫斯科某个铺着瓷砖的地下室里用他的军用手枪射杀两百五十个人，也可能更多。子弹不够的时候，他会把两颗脑袋精确地前后排布好，然后用一颗子弹射穿它们。整个苏联，数不清的人消失在了集中营，在乌克兰的一些省份也会看到邻居突然被抓走，之后再无音信。娜斯佳时刻能感受到弥漫在大人中间的那种恐惧，就和她父母眼里的恐惧一样。所有人都沉默着，低着头，只有在厨房里，才会偶尔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还有许多人相信，莫斯科的利维坦连厨房里的悄悄话也不会放过。

娜斯佳的父母很大年纪才有了她，是个意外。她比姐姐塔尼娅小十五岁。她很早就意识到，比起其他小孩的父母，她的父母更为年老。所以担心失去双亲的恐惧始终纠缠着她，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紧紧揪住了她那颗还很稚嫩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恐惧的阴影蔓延到了所有与她亲近的人身上，她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担惊受怕。她非常害怕独处，根源也与这份恐惧有关。年幼的她清晨时分在厨房后面的小卧室里醒来，屋子里还没有任何动静，只有花园里那棵沉默的酸樱桃树从窗口向里张望着。她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面目怪怖。她的父母是不是已经死了，此刻正在铺着朽烂地板的窄走廊对面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远处传来的鸡鸣也没能让这个早晨热闹起来，反而加剧了她内心的恐惧和被抛弃感。从前一直睡在她身边的姐姐塔尼娅已经不在了，她结婚了，搬到了基辅。娜斯佳独自和父母住在一起，而父母每分每秒都可能撒手而去。他们年纪太大了，常常被误认为是她的祖父母。她是他们最疼爱的老幺，她母亲生下她的时间太晚了，所以在他们看来，她不像是自然的结果，倒更像是来自上天的馈赠。这样一个得于高龄的体弱孩子，也许生来就在基因上有些不足，还什么东西都不愿意吃，所以并不只是娜斯佳担心她的父母，她的父母同样为她担忧不已。

有一次她跟着父母去首都探望了姐姐塔尼娅和她的家人。从那天起，今后也要搬去基辅生活就成了她唯一的愿望。在这座生机勃勃的大城市里，有琳琅满目的橱窗，有来来往往的电车，大街上人群熙攘，住在集体公寓里的人永远也不会感到孤单，因为可以日日夜夜听隔壁邻居日常起居的动静。她相信自己在那里就能摆脱恐惧，那里没有幽灵和魔鬼的容身之所，人们会把它们扫地出门。

进了学校，她就像所有的苏联一年级学生一样，成了一个“oktjabrjonok”，也就是小小十月革命者。学校告诉她，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美丽、最自由、最幸福的国家，斯大林是每个孩子最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在外面玩打仗的游戏，乌克兰人对战德国人，红军对战白军，他们在饱经霜冻和热浪摧残，又遭战争破坏的老街上你追我赶好几个小时，躲进沟渠里，躲在灌木丛后，假装开枪击毙扮演敌人的小伙伴。

在学校里她永远是优等生，班级里的尖子，不仅帮助后进的学生完成家庭作业，还会照顾班上被孤立的孩子，那些在教养院长大的孩子，或是酒鬼、罪犯以及其他社会边缘群体的后代。其他学生都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尽管大家从小就被教导要乐于助人、要摒弃私心、要团结成比“小我”更重要的“我们”——这些论调与娜斯佳对集体的强烈渴望倒是一致。她热切盼望着加入少先队，甚至为了尽早戴上红领巾修改了自己的出生日期，这样她就可以在假期前往少先队营地，在秋天去乡下参与集体收割了。她还是当地图书馆的常客，如饥似渴地读了所有她在那里能找到的书。小图书馆的藏书并不丰富，不少书被她翻来覆去地读了好几遍。在她关于未来基辅生活的畅想里，气势恢宏的国家图书馆正在静候她的到来，她会读遍那里的每一本书。她立志要成为一个把读书当成职业的人。

后来，为了谋生，她成了土木工程师。她原本的志愿是去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修读文学，但这是一条几乎走不通的路。要搬去苏联的首都必须先取得迁居许可证，这就已经难如登天了。更何况这个庞大的国家还处于战后的重建阶段，在列宁提出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鼓舞下，正致力于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就需要大批能干的年轻人从事技术行业，同时也鼓励尽可能多的妇女参加工作。纳入行动纲领的妇女解放运动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女拖拉机司机、女建筑工人、女冶金学家，当然还有女科学家和女医生。娜斯佳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里所有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科目，响应号召去了基辅科技大学攻读地下工程。为了应对灾难性的住房短缺问题，当时的乌克兰首都到处都在兴建大规模的板式装配楼住宅区，娜斯佳的专业就是为这些建筑工程规划地下部分。这并不符合她的志愿，不过，和文学一样，科学技术中同样蕴藏着让她感兴趣的奥秘。更关键的是，她终于可以搬去基辅了。

从第一天起，她就在这个振奋人心的学生大集体中找到了家的感觉。在宿舍里，她和另外三个女孩分享一个不大的房间，两张上下床并排放在狭小的空间里，但娜斯佳丝毫不觉得逼仄，正相反，她快乐得像回到了窝里的鸡雏。她和大学期间结识的许多朋友都成了一生的挚友。

学校食堂的一日三餐显然谈不上可口，品种也十分单调，几乎每天都是卷心菜、甜菜根汤或者荞麦糊，但娜斯佳许是受到了周围那些总也填不饱肚子的大学生的感染，胃口变好了不少，她原本棱角分明的瘦削身体也逐渐显出了更加女性化的线条。每天晚上，她都躲在被子下面打着手电筒看书。神圣的世界文学档案馆的大门终于向她敞开了，家乡那条供她汲取知识的涓涓细流现在已经变成了汪洋大海。她读柏拉图、但丁、歌德、莎士比亚、儒勒·凡尔纳、萧伯纳、E .T .A .霍夫曼，等等等等。当时正值尼基塔·赫鲁晓夫执政下的所谓解冻期，他在1953年取代了斯大林，结束了后者的恐怖统治。大学生们个个跃跃欲试，每个人都感觉套在自己脖颈上的绳索似乎松了不少。

在第三个学期，她与未来的丈夫罗曼相识了。当时他正在医学院学习，和她住在同一栋宿舍楼。罗曼相貌英俊，一头黑色鬈发，是个克里米亚卡拉派犹太人。战争期间，德国人占领了克里米亚，杀害了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部分种族归属尚未明确的卡拉派犹太人。罗曼一家幸运地躲过了大屠杀，但也和其他千千万万家庭一样，接连经历了革命、内战、财产征用、大饥荒、斯大林的灭绝恐怖统治和德国人的入侵。德国人把黑海边最大的克里米亚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变成了废墟和瓦砾，更名为忒奥德里克港（Theoderichshafen），企图使它成为德国人的定居点。最后，赫鲁晓夫把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半岛连同它的大量人口一起，送给了兄弟民族乌克兰。对于当时十六岁的罗曼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不管他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他都仍旧是一个苏联公民。但这一历史性的转让将在很多年后让他切身感受到它带来的严重后果：乌克兰从俄国独立出去后，弗拉基米尔·普京索回了赫鲁晓夫的慷慨赠予，强行把克里米亚圈回了俄罗斯版图，乌克兰政府便禁止自己的公民前往这个被俄罗斯吞并了的半岛。从那时起，住在基辅的罗曼就再也回不去自己的家乡了，而他的亲戚朋友都还居住在那里。

1938年，罗曼出生在巴赫奇萨赖，嵌在克里米亚山脉宽阔山谷中的一座富于传奇色彩的小镇。那里的山坡上生长着用来酿制著名的克里米亚起泡酒的葡萄，还有漫山遍野的伏牛花丛和梨果仙人掌。他和弟弟妹妹从小居住的房子就在童话般的可汗宫对面，这片建筑群曾经属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统治者，大名鼎鼎的泪泉就在里面。近两百年来，石头喷泉上的两行水滴不间断地滴落在玫瑰花上，那是可汗对年轻亡妻的哀悼，被凝固在了大理石里，永不磨灭。除了那几扇能看到鞑靼人宫殿的窗户，罗曼家的房子就和绝大多数的苏联老房子没什么两样了，楼里有几间破旧的集体公寓，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年轻的罗曼在离开克里米亚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在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都睡在一个大衣柜后面，衣柜上面堆着木箱和手提箱，一直顶到天花板，这样他就仿佛拥有了自己的房间。他的两个弟弟妹妹睡在房间的另一头，用一道帘子隔开。父母的窄床就摆在房间的中央，白日里的家庭生活就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

罗曼的父亲是区医院的眼科医生，母亲在一家国营酿酒厂里当会计。战争刚结束时，所有食品店里都没有东西可买，大自然也已被饥饿的人们掠夺一空。罗曼不得不中断学业，替一个在附近山村靠做一点点农活过日子的姑母照看了两年奶牛。这份工作的回报就是烤面包剩下的面粉以及小份的黄油和酸奶酪。他的父亲时不时地设法从医院偷拿一些葡萄糖或者抗坏血酸给孩子们补充营养；一旦事情败露，说不定他会有被枪毙的风险。

罗曼从十年制学校毕业的时候年龄比别人要大一些，他得先服三年兵役，便应召加入了海军。据说这是苏联军队中最残酷的军种，但本应把年轻人彻底打垮的非人训练在罗曼身上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变得桀骜不驯、意志坚定，抗拒任何一种权威。他与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从小就立志也要成为一名医生。随着年龄增长，他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无关政治、不涉意识形态的职业，当了医生就可以尽可能地远离这个体制，尽管医生的薪水相当微薄，医疗水平落后的诊所里也永远缺乏治疗病人所需的一切。

他在以医学院闻名的辛菲罗波尔大学攻读本科，六个学期后前往基辅接受泌尿外科培训。在他的家乡巴赫奇萨赖，有个名叫阿尔苏的女孩一直在等他。他们是儿时的玩伴，从小他就想着要娶她为妻。女孩的父母是鞑靼人，逃过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起的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大规模驱逐，他们与罗曼的犹太父母一样，是幸存者。罗曼向来是女孩们暗恋的对象，但他始终保持着对阿尔苏的忠诚，对风流韵事从来不感兴趣。他的人生规划很明确，完成学业后就返回克里米亚，在辛菲罗波尔或者塞瓦斯托波尔的某家诊所行医，然后与也会成为医生的阿尔苏结婚。

与娜斯佳的邂逅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他第一眼就认定，她才是自己一直寻找的那个人。而娜斯佳和罗曼一样受异性欢迎，她也已经把众多追求者里的某一个列为重点考察对象，但面对罗曼，她完全不需要权衡，她十分确信自己应该选择他。每个认识他们的人都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已经互许了真心。但最终，还是阿尔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她同样很快从童年的爱情里清醒过来，写信给罗曼，说她已经爱上了别人。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解脱。

坐着罗曼的摩托车到处旅行，是娜斯佳最美好的回忆之一。那是一台战前生产的重型摩托，罗曼就是驾着它从克里米亚来到了乌克兰的首都，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凭着直觉对它修修补补的。它会喷出蓝黑色的烟团，发出地狱般的吼声，但每当娜斯佳坐在后座，抱紧罗曼的身体，牢牢贴着他的脊背，她就感觉自己抓住了火鸟的尾翼，与罗曼一起翱翔在天空之中。他们呼啸着到处飞驰，去喀尔巴阡山区，去乡下探望娜斯佳的父母，回克里米亚的罗曼父母家。在基辅，他们很难找到机会独处，但摩托车转眼间就能让他们摆脱所有人的视线，把他们带到只有彼此的地方。

那个时候，去巴赫奇萨赖的路上会经过几乎未经开发的蛮荒地带，每走一次都仿佛经历一次冒险。但每当抵达这段旅程的终点，娜斯佳的冒险都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克里米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一个明亮而温暖，她从未见过的海边的世界。她从小就特别喜欢水，总是被河流湖泊所吸引，她说自己该是一条鱼而不是一个人。拥有原始力量的大海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启示，是她最向往的地方。

在海滩上，娜斯佳和罗曼可以在帐篷里单独相处很长时间，这在别处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基辅，他们很少能找到独处的机会，学生时代如此，工作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他们极其频繁地往克里米亚跑，因为那意味着奔向自由。隔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去探望罗曼的父母，他们在罗曼家里洗热水澡，吃些热饭热菜，然后就驾着车直奔野外。他们把帐篷搭在黑海边的一片偏僻海滩上，娜斯佳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冲进在轰鸣声中奔腾而来的大西洋波涛。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享受二人世界，还可以在国家的那只眼睛下面，在一个苏联公民平日永远无法摆脱的无处不在的权威前面，隐身片刻。

他们同年完成了学业，紧接着就在基辅的民政局登记结婚，然后各自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罗曼在一家诊所的外科部实习，娜斯佳在负责规划和实施全市建筑项目的市建联合企业工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她白天趴在制图板上为新造的建筑设计管道系统，夜晚却和罗曼在一辆废弃的木制老货车里度过。通常情况下，年轻夫妇在婚后会和某一方的父母同住，但娜斯佳和罗曼既不想搬去乌克兰的其他地方，也不想住在克里米亚，他们只想留在基辅。在这个眼看要被拥挤的人群涨破的城市里，能留下来并且还有一个落脚之处，就已经值得庆幸了。

他们就在这辆货车上安了家，走上一段窄小的铁楼梯就能进入这个架在轮子上的小家。过去这辆货车是用来运送甜菜的，潮湿腐朽的木头已经被甜兮兮的烂蔬菜气味浸透了，永远散发着这股味道。风从各种缝隙里钻进来，电和水当然也是没有的。还好车里有一个排烟管直通户外的锅炉，多多少少能让家里变得暖和一些，当然，前提是得在附近找到可以用来燃烧的东西。洗澡和生活用水，他们可以在罗曼工作的诊所解决。这辆报废的货车就停在诊所的空地上。商店一如既往地空空如也，娜斯佳和罗曼每天在各自的单位食堂解决一餐饭，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鼓励自由主义的赫鲁晓夫时代已经结束，一个长着粗黑眉毛的乌克兰人，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维埃帝国自此开始了漫长的冰封期。

后来娜斯佳就怀孕了，临近预产期的时候，他们终于分到了集体公寓里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比货车车厢也大不了多少，但好歹配备了集中供暖，也安装了电灯。房间对面的庭院又窄又暗。每天早上，他们和邻居们一起排队上厕所，每个人手里都攥着自己的卫生纸。晚上，厨房里常常同时忙碌着五个女人，其中有一个叫罗莎·阿布拉莫夫娜的斜眼老妇人，她是犹太人，躲过了德国人的迫害从战争中幸存。每次做饭的时候，她的嘴里都会叼着一支卷烟，即便是在用小舌音咒骂整个世界尤其是她的室友的时候，那支烟也从不会离开她的嘴。

女儿维卡出生后，娜斯佳便彻彻底底地被卷入了苏联妇女的共同命运。前不久或许还不会读写，或者在别人家当女佣的她们，现在都得到了进入大学以及几乎所有行业工作的机会，但除此之外，她们还必须继续理所应当地扮演好传统的女性角色，兼顾母亲的责任和职业妇女的身份，并且独自应对苏联日常生活中那些超出常人承受范围的、近乎《圣经》里描述的那种艰辛——在短缺经济的一败涂地中，她们永远首当其冲。娜斯佳就这样生活了近三十年。这段岁月对她来说就像一条无穷无尽、永不停止的传送带，又像一条奔流不息、一成不变的长河，灰暗无光，令人麻痹，没有任何逃脱的指望。一大早，她把哭喊着的孩子留在婴儿床里，走进拥挤得令人窒息的地铁人群，奔向办公室，化身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在八个小时或更长的工作时间里，她必须与经营不善和管理混乱斗智斗勇，还要克服材料采购上的各种难题。下班后，她风雨无阻地在商店门口排长队，欣赏着橱窗里用清一色蛋黄酱罐头堆成的大金字塔。除了面包，蛋黄酱和面条是为数不多的随时可以买到的东西了，其他任何东西都少不了排队，有时要排上好几个小时，哪怕是土豆、面粉这样简单的东西，都必须凭本事去“搞”。水果、蔬菜、糖之类通常是不能指望的，哪天碰巧能搞到花菜、西红柿或者橙子，那都得归功于运气。

私人市场上倒是什么都有，但那里的价格要比国营商店高出好几倍，几乎没有人能承受得起。娜斯佳拎着沉重的袋子把孩子接回家后，就得赶紧准备做饭，去掉筋肉、磨碎骨头、削半烂的土豆、剥变硬了的卷心菜……晚饭吃完就该照顾孩子了，然后要哄她睡觉、洗碗、把尿布洗干净晾在天花板下的绳子上、熨烫、缝缝补补……活儿都在等着她，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最后她爬上窄床躺在罗曼身边读不了几页书便沉沉地睡去，五六个小时之后，一切又从头开始。大地上的空气都不再流动，所有东西都静止了，仿佛陷入了无穷无底的沼泽之中。

她的女儿维卡是个不太容易相处的内向孩子，每天把她送去幼儿园都是个难题，因为她会想尽办法手脚并用地抗拒。那里有各种家里没有的规矩，有上嘴唇挂着邋遢绿鼻涕、又胆怯又好斗的同学，有盖在冷麦糁粥上的泛着蓝色的厚奶皮，还有令人作呕的消毒剂气味。这样的幼儿园一直留在她的记忆深处，对她来说，那就是乌克兰的缩影，一个无比陌生、令人憎恶、充满敌意的国家。甚至即便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已经成了大人的她也不愿再踏足这片土地半步。

娜斯佳和罗曼在结婚之后立刻就在分配公寓的等候名单上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十多年过去了，终于轮到他们了。他们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下一套不大的合作社公寓。公寓在一栋板式装配建筑的第十五层，一个半房间加上一个小厨房、一个小浴室、一个小阳台。这个新建的住宅区规模庞大，名叫“Obolonj”，大约是河边草甸的意思。它和东欧的其他典型卫星城镇一样鬼气森森，从远处看，就像用乐高积木搭在地平线上的巨大模型。不过令娜斯佳非常高兴的是，她的家就在第聂伯河边，这个地方水位很高，每当对岸消失在薄雾后面，河面看起来就像是大海。

她终于在自己心爱的水边安了家。但除此之外，一想到要在这个地方度过余生，她更多感到的是灰心丧气。公寓的所有窗户都朝向西南，一到夏天，房间就如同火炉，傍晚虽然可以坐在阳台上看着那颗火红的太阳沉入第聂伯河，但娜斯佳却很少有时间欣赏。到了冬天，暖气片又常常不给力，她就只能让厨房里的煤气炉子始终燃着，好歹能把手烤得暖和些。此外，断电也是家常便饭，应急照明的蜡烛属于稀缺物品。还有说来就来的停水，有时娜斯佳刚刚站在花洒下给头发打上香波，管道里就流不出水了。

那个时候，娜斯佳这间三十八平方米大的单间公寓里住着六个人。漂亮的维卡十九岁时嫁给了一个酗酒的混混，男方家比年轻妻子家还要局促，他只能搬来和娜斯佳他们住在一起。六个月后，夫妇俩又不得不把房间辟出一半来安放婴儿床，因为娜斯佳和罗曼的外孙斯拉瓦出生了。后来娜斯佳又把自己守寡的老母亲从外省接过来，父亲去世后她便无法独自应对日常生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娜斯佳与罗曼渐行渐远。两个人都开始借助一段段露水情缘来逃离让人透不过气的生活环境。外界的逼仄带来内心的压抑，已经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们不再去克里米亚。罗曼的父母过世，他的摩托车也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本来可以申请一张休假券一同前往克里米亚，但如果申请批准了，他们就得在为职工准备的度假屋里共度两周的时光，吃职工食堂，遵守度假屋守则，享受一片被乌泱乌泱的人群占满的海滩。

现在他们唯一共享的自由天地就是罗曼在基辅郊外的假日营地上组装起来的一栋简易小度假屋。在不那么寒冷的季节里，他们几乎每个周末和所有节假日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屋外的花园里生机勃发，肥沃的乌克兰黑土上生长着草莓、覆盆子、土豆、黄瓜、莳萝和西红柿。第聂伯河就从旁边流过。当时的河里还有很多鱼，罗曼因此成了一个狂热的钓手，常常独自在河边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太阳下山后，他们就在篝火上烤刚钓来的鳊鱼、鲫鱼和丁鲷，娜斯佳还可以跳进一旁的河水里尽情地游泳。虽然乌克兰每年都有很多人在河里溺亡，但娜斯佳对第聂伯河变幻莫测的水流和漩涡毫无畏惧，她在水里是安全的，那是她的地盘。

她的朋友、过去的同学，还有同事、邻居，都是度假屋的常客，他们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就像家人，彼此信赖，互相支撑，共同组建成了一个大家庭。娜斯佳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有着非凡的天赋，同时她也幸运地遇到了许多愿意与她亲近、深爱着她的人。如果什么时候她独自一人在度假屋里待上一天或是一夜，儿时的那种恐惧就会再次爬上她的心头。虽然逼仄的环境会让她感到透不过气，她有时也渴望捧着一本书独处片刻，但她终究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她需要被周围人簇拥，她需要集体，需要人群。

她早已对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鼓舞着她的社会主义理想失去了信心。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之中，党向她承诺的光明未来永远也不会到来，她的生活被独裁统治支配着，全体人民和每一个个体都属于国家，而国家则利用它占有的一切为所欲为。所有人都被献祭给了一种关于新人类的理想，为了打造这种新人类，就必须清除掉数百万其他人，他们被送去了古拉格或者被直接杀死。没有人能说得出，新人类到底是什么，再后来连这个提法也被遗忘了。没有人再关心作为共产主义理想前身的社会主义，没有人再理会街上无处不在的写着乐观口号的红色横幅，包括把这些横幅挂起来的人自己。一切都是表面功夫，只是为了让那凌驾于幻想破灭、人心涣散的群众之上的权力得以延续。但最让娜斯佳痛心的是，她再也见不到巴黎、罗马、地中海、海涅的罗蕾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巴登巴登 了。正如安娜·阿赫玛托娃所说，她的世界被偷走了。

现在的莫斯科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天下了，“Glasnost”和“Perestrojka”，即开放与改革之类的词语似乎为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不过当时的娜斯佳还想象不到，要不了多久她就会看到苏联的五角星、锤子镰刀符号、神圣的苏联领导人与英雄的大理石头像，全都在基辅的街道上被砸得粉碎，本来似乎永垂不朽的东西顷刻间从大地上消失殆尽。

1991年的苏联解体也意味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终结。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宣布独立，走上了许多人企盼已久的自由市场经济之路。然而，这首先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人即将面临工资停发的困境，国库里已空空如也。娜斯佳领到的工资也越来越少，连续几个月都是白白干活。这个在乌克兰最大的建筑联合企业里工作了二十五年还多的地下工程高级土木工程师，领到的最后一笔工资，是一小袋大米。

当时的娜斯佳几乎失去了一切，孤身一人面对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的母亲在几年前去世了，她的女儿“黑”在荷兰，她自己与罗曼的婚姻也在日常生活的风刀霜剑里破裂。许多夫妇在离婚后根本找不到别的住处，只好依旧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幸好娜斯佳和罗曼不用遭受这种特殊的折磨——罗曼遇到了另一个女人，离婚后就搬去和她同住了。娜斯佳身边只剩下六岁的外孙斯拉瓦，这是她女儿留下的，孩子的父亲在她生产后不久远走高飞。娜斯佳失去了工作：自己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怎么养活外孙呢？

小食品柜很快就见了底，最后剩下的只有大米。娜斯佳把它分成了很多份，每天取几份煮熟再加几滴葵花籽油，这就是斯拉瓦的主要食物了。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她那微薄的积蓄几乎一夜间成了废纸，她变得一贫如洗。作为一个苏联公民，这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她虽然从来也没有感到过富足，但始终都有一份收入可以维持生计，她也从不怀疑这样的状态会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一份从摇篮到坟墓的微薄保障。但现在她尝到了自己母亲当年尝过的滋味，她终于可以想象，在战中和战后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把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哄去睡觉的。娜斯佳的外孙斯拉瓦是个勇敢的孩子，小小年纪，已经担负起了安慰外祖母的责任，但他肉眼可见地一天天消瘦下去，贫血也越来越严重，夜里饿得实在受不了，还会在自己的小床上呜咽。商店里倒是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货品，但所有商品都是进口的，标着大多数人难以承受的高昂价格。

娜斯佳做好了接受任何工作的准备，无论它多么低贱，报酬多么低微。她跑遍了整个城市，愿意为任何人效劳，但没有人需要她。所有行业都濒临崩溃，到处都在裁员，没有地方雇用新人。与她风风雨雨共事了二十五年的同事大家庭也渐渐瓦解，所有人都自顾不暇，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

“生意”这个词成了新的咒语，未来属于创业者。娜斯佳试过卖小馅饼，她把林子里采来的蘑菇做成馅料。她也尝试过裁缝活儿，她拆开自己的旧裙子，照着法国时尚杂志上的衣服样子，用缝纫机踩出一条新裙子。她甚至真的把自己做的一件成功卖了出去。买家是过去的一位同事，她和丈夫开了乌克兰的第一家复印店，靠它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但后来娜斯佳听说，某天早上，这对夫妇发现两个持武器的陌生男人等在自家的店门口。那两个人对他们说：“回家去吧。这家店现在属于我们了。”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警察是不会插手的，他们已经被收买了。所有人都被收买了。这个国家现在属于那些自称寡头的人。

幸好罗曼还在。虽然他也没办法再按时领到工资，但至少可以不时地接济娜斯佳一些钱，让她给孩子买酸奶和碎荞麦片。有的时候，她就只能寄希望于一份慷慨的施舍了，或是指望朋友们发出晚餐的邀请，但他们同样一无所有。所有人都在砸锅卖铁。娜斯佳卖掉了自己的刀叉、餐盘、书籍，还有她那件漂亮的狐狸领外套。据说有人甚至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这才有钱来购买食物。

眼下她经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想起西班牙宗教大法官和基督之间的对话，又一次降临世间为人们带来自由的基督第二次被判处死刑，因为宗教大法官认为，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难以忍受了。是这样吗？她，娜斯佳，有生以来终于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她如此渴望的自由，难道就意味着丧失任何一种保障、割断任何一种联系、是生是死都不再与任何一个人有关吗？

一个计划在她的心里渐渐成形。她的姐姐塔尼娅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好几年。因为塔尼娅嫁给了犹太人，他们的两个儿子以犹太人的身份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丈夫去世后她通过家庭团聚程序和孩子们一起定居在了德国。战争和大屠杀结束后，苏联的犹太人处境得到了暂时的改善，但反犹主义苏联向来就有，很快，反犹就死灰复燃。伴随这种歧视产生了一个吊诡的有利条件：犹太人被允许离开苏联。在一些人试图隐藏自己的犹太身份以避免歧视的同时，另一些人却拼命想在自己的家族历史中找到一位犹太祖母或曾祖母，凭借家谱中一个哪怕十分不起眼的犹太分支，他们就能跑去西边。

过去，德国不仅接收犹太人，还接收每一个越过边境的苏联公民，因为他们都被视作共产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如今，这个制度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人再会扣留已解体了的苏维埃帝国的公民，他们可以随时离开，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但也因此，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任何地方允许他们进入。不过娜斯佳还是听说了不少传闻，比如有人在成功拿到了德国的旅游签证之后去打了几个星期的工，回来时便揣着一笔钱，这笔钱足够在乌克兰生活半年。

她与住在柏林的姐姐取得了联系，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她得筹到去柏林的火车票钱，同时她必须找到一个能为她在德国的居留提供担保的人，比如她在德国生病了，那个人就要承担她的治疗费用。她的姐姐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她自己也靠社会救济维生。她外甥们的物质条件也相当有限，所以他们提供的担保同样不会被接受。不过他们认识一个俄罗斯人，在做跨境贩卖二手德国汽车的生意。这个叫阿尔乔姆的男人拥有德国永久居留权，他可以证明自己的收入非常丰厚，也愿意为他朋友的小姨提供担保。

娜斯佳收到了从莫斯科寄来的担保声明后，便带着它去了德国驻基辅大使馆。在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之后，她把签证申请递交了上去。几周后，她又去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全身被倾盆大雨浇了个透，终于拿到了盖了签证的护照。她获得了许可，可以在德国停留四个星期。这个小小的印戳，以及这张贴着她照片的不起眼的小纸片，就是她跳往世界的另一边所需要的全部，而她长久以来已经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了。

但是如果不解决旅费问题的话，所有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于是她向每个朋友都借了一小笔钱，所有人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仿佛娜斯佳正代表着他们所有人前往一个对他们来说仍然如同传奇一般的世界。而照顾斯拉瓦的任务，在这段时间里就落到了罗曼的身上。

1992年7月里一个炎热的日子，娜斯佳在基辅火车总站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她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是背上的一个双肩包，和她平日里的旅行没什么分别。过了利沃夫，就出了苏联的地界，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离开这片土地。进入德国的第一站是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第二站是柏林-利希滕贝格。她从等候在站台上的人群中认出了自己的姐姐塔尼娅，她在德国的这些年里圆润了不少，花白的头发剪了一个波波头造型。她们已经六年没见过面了。姐妹俩的关系从来都称不上亲密，两人不仅年龄相差很大，性格上也没有太多共同点。

火车站离地铁站不远，一路上娜斯佳看到的都是她在家乡随处可见的板式装配建筑，她仿佛只是从乌克兰的一个“Obolonj”搬到了德国的“Obolonj”。不同的是，这里矗立着许多被脚手架包围着的高楼，整条道路都在手提钻的轰鸣声中震颤，远处还林立着把巨型手臂伸向云端的大吊车。在尘土飞扬的空气里，娜斯佳也嗅到了几丝家乡的味道：那是东欧汽车排出的废气味，它们气喘吁吁地颠簸着从她身边驶过，而闪亮的西欧汽车则静静地漂浮在沥青路面上。行人必须不时绕过建筑基坑，还得留心遍地都是的狗屎。人行道上老化开裂的焦油沥青被发烫的正午热浪烘烤得发软。那年夏天似乎是很多人记忆里最热的一个夏天。眼前的所有东西都仿佛与娜斯佳隔着一团雾气。她感到精疲力竭，整个人浑浑噩噩。在火车上的二十四个小时里，她几乎没有合过眼。

塔尼娅住在威丁区，过去东西柏林的交界处。就在几年前，她从自家的窗户往外望，还能看到那道被涂得五颜六色的墙，墙只有朝向西边的这面是彩色的，背后则是另一个世界的延伸，那是一个灰暗而无望的世界，她曾经就属于那里。再往前，还能看到一栋房子破败肮脏的背面，上面的窗户被东德用混凝土封了起来，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人就看不到墙另一边的西边世界了。

塔尼娅的公寓在一栋西边式样的巨大混凝土建筑里，楼下门铃按键上却几乎只有东欧姓名，外加几个土耳其姓名。社会保障管理局出钱，为她购下了这套配有小厨房、淋浴间和小阳台的单间公寓，楼下不远处就能找到奥乐齐、欧倍德和施莱克 。房间里有冰箱、全自动洗衣机和可以接收两个俄罗斯频道的电视，它们全都来自慈善机构的捐赠。陌生的德国生活里的残余物，就这样在塔尼娅的公寓里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娜斯佳找了一张沙发当作自己的床，她姐姐的床则放在房间一个专门为它辟出的凹间里。

塔尼娅为她准备了乌克兰罗宋汤和肉末馅饼，配上面包和酸奶油。娜斯佳已经说不出她上一次吃到这些是什么时候了，她也几乎忘记了自己心爱的加糖黑咖啡的味道。饭后她喝了三杯咖啡，抽了两支烟，洗了个冷水澡，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美妙的咖啡香气还在她的鼻尖缭绕。

第二天一早，她就穿上绽了线的乌克兰麻底鞋，迈着少女般轻盈的步伐，和姐姐一起从维滕贝格广场走到了选帝侯大街。塔尼娅带她参观了卡迪威百货商店、纪念教堂、著名的克兰次勒咖啡馆，但比起这些标志性建筑，路边的景象才更加让她印象深刻。街边的红色遮阳伞下，人们坐在露天餐桌旁大快朵颐。一个女服务员为其中一桌端来了大银盘，上面的烤肉堆积如山。娜斯佳还在纳闷，这餐桌上的四个人怎么能吃掉分量这么惊人的烤肉，但随后她意识到，这并不是四人份而只是一人份。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使在最好的年景里，你也永远不会在一家乌克兰餐馆吃到这么大分量的肉。一个人能吃得下这么多，在她看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乌克兰流传着五花八门的关于西边的传言，但她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的人食量如此之大。像这样的一份肉，再配上炸薯条和一大盘沙拉，足够她和她的外孙吃上一整个星期了。

第二天，她就让姐姐陪她去了夏洛滕堡区的一个地址。在柏林的这段日子里，她要每天到那里做五个小时的清洁工作。那个俄罗斯二手车经销商阿尔乔姆不仅为她做了担保，还给她介绍了这份工作。在乌克兰的时候，她从来不会和一个俄罗斯寡头有什么交集，现在她就要在德国见识到他们的生活了。这家人住在选帝侯大街支路上的一栋豪华旧别墅里，里面有私人的橘园、游泳池和三间配着金色水龙头的大理石浴室。这些人在俄罗斯混乱的转型时期成功地从国有资产里抓走了丰厚的一块，从中赚取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利润。他们过着革命前的俄罗斯封建领主一样的生活，把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视同自己的奴仆。

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大部分时间独自住在别墅里。她的丈夫总是在各地出差，或者在莫斯科处理生意。这对夫妇在莫斯科大名鼎鼎的卢布廖夫卡拥有一处住宅，那里是最受新贵们青睐的住宅区，里面的每栋住宅都自成一体高度戒备。在德国，他们雇了一名管家和一名司机，娜斯佳则负责一些琐碎的工作。她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别墅的两个楼层完整地打扫了一遍，然后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她还得花好几个小时把厨房和浴室的金属配件擦亮，用吸尘器清理一张又一张的地毯，梳理地毯边缘的穗子，爬上梯子掸去枝形吊灯的灰尘，把上面的每一块水晶擦得晶莹剔透。此外，让所有瓷砖时刻保持光亮如新，整理堆放着大量陌生电器的厨房，也都属于她的职责范围。而她最最害怕的要数杂物间里的三门橱柜了，那里堆满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清洁用品。在基辅的时候，她只用苏打水和家事皂来打扫卫生，而这里的每件物品都配有专门的清洁剂。娜斯佳站在一瓶瓶贴着德语标识的容器前，仿佛面对着一片神秘的森林，每次她都会迷失。女管家玛法是个和善的人，但也帮不了娜斯佳太多，她几乎不会德语，还要忙自己的工作。她必须为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和她的客人们做饭烤点心，清洗熨烫衣物，喂两岁的尼娜吃饭。尼娜是个专横的小女皇，每天都打扮得像橱窗里的人体模特，每次玛法把盛着胡萝卜泥的勺子伸到她的嘴边，都会被她打落在地。

当娜斯佳和玛法在家里忙碌、司机在外面奔波或者去采购的时候，玛丽娜·伊万诺芙娜通常都在打电话。她经常整日里披着长睡袍、踩着高跟拖鞋走来走去，一边抽烟一边和她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以及德国的俄国朋友们谈天说地。这个时候她就会露出自助吧台女服务员那种略显粗俗的口吻。就在几年前，她还在莫斯科一家公司的食堂里工作，很可能和娜斯佳一样住在板式装配楼或者破旧的集体公寓里，三天两头遭遇停水，穿过走廊的时候还会撞到室友挂在墙上的自行车。

娜斯佳总想躲开玛丽娜·伊万诺芙娜时刻监视的视线，因为在这位女主人的眼里她永远都在犯错。她总是遭到训斥和百般挑剔，有一次甚至差点被掌掴，只是因为她在一张价值不菲的玻璃桌面上喷洒了水垢清洁剂而不是玻璃清洁剂。最后，这位女主人从她那天的报酬里扣了十马克，并威胁她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就立刻把她扫地出门。

娜斯佳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和贬低，她在苏联生活的时候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俄罗斯暴发户妻子的女仆。屈辱、羞耻、愤怒在她的内心不断灼烧。每天她都发誓，宁愿再次挨饿，宁愿死掉，也不会再跨过这栋房子的门槛，但赌咒之后她总会想起斯拉瓦需要一件新的冬季大衣，想起他连一双合适的鞋子也没有，想起她生病的朋友达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许诺从德国带回去的药物上。她回想起自己在基辅毫无指望的乞丐般的生活，她现在每天为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工作五个小时挣得的三十马克，兑换成乌克兰过渡货币库邦后，足够让斯拉瓦和她自己在基辅生活一个多星期，也就是说，在玛丽娜·伊万诺芙娜这里多熬过一天，她和她基辅的外孙就可以多活一周。所以尽管眼下她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和痛苦，但第二天一早她仍然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坐车回到夏洛滕堡去服她的苦役，回到那块从她那已经解体了的故乡延伸出的领土——她原先对它一无所知，现在却在柏林一睹它的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