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慰自豪一二三

我从译半个多世纪真没少经历痛苦磨难，但更多的是师友的教诲、帮助，恩人贵人的扶持、提携，因而有了一些可堪欣慰、自豪的成绩，在此略述一二。

其一，毕生所译几乎全是名著佳作，尤以古典杰作居多。翻译古典名著很难避免重译。重译亦称复译，复译之必要已为业界公认，问题只在质量和效果。重译者做到了推陈出新、更上层楼，有利于原著进一步传播，有利于读者更好地接受，价值就不容否认和低估，就不一定比新译或所谓“原创性翻译”来得差。具体说到我重译的歌德代表作《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迷娘曲——歌德诗选》《歌德谈话录》，以及《阴谋与爱情》《海涅抒情诗选》《茵梦湖》和《格林童话全集》等，事实表明都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赞赏，出版界和读书界的欢迎。例如《少年维特的烦恼》入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以及商务印书馆等权威大社“名著名译”丛书，《浮士德》被藏入国家领导人的书柜，《格林童话全集》成为教育部推荐的中学生“新课标”选本。

除了重译，译翁也有不少首译的作品，较重要的如托马斯·曼70多万字的巨著《魔山》，黑塞的长篇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海泽的中篇集《特雷庇姑娘》，迈耶尔的中篇集《圣者》，以及霍夫曼、克莱斯特等的许多中短名篇，还有米切尔·恩德的现代经典童话《如意潘趣酒》等，加在一起不但数量可观，也同样受到读者欢迎、同行肯定。

其二，鄙翁尽管痴迷于文学翻译实践，却不只顾埋头译述，做一个吭哧吭哧的“搬运工”，也对文学翻译做过不少理论思考，对它的性质、意义、标准以及从事此道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和修养等，形成了有个人见解且言之成理、立论有据的理念，或者勉强也算理论。老朽自视为译学研究舞台上的“票友”，却有同行谬赞吾为“文学翻译家中的思想者”。

说起文学翻译理论，一言以蔽之，我特别重视“文学”二字。早在20世纪80年代，区区就强调优秀的译文必须富有与原著尽可能贴近的种种文学元素和美质，也就是在读者审美鉴赏的显微镜下，译文本身也必须是文学，即翻译文学。而这一点，即文学翻译除去正确和达意之外，还必须富有与原文近乎一样的文学美质，正是文学翻译的难点和据以区别于他种翻译的特质。

德国人称纯文学（即Belletristik）为“美的文学”（schöne Literatur），我想不妨也称文学翻译为“美的翻译”，或曰“艺术的翻译”。使自己的译作成为“美的翻译”，成为“美玉”、美文，成为翻译文学，是我半个多世纪翻译生涯的不变追求。

为避免误解，我必须强调：翻译理念中的“美”，指的是尽可能充分、完美地再创原著所拥有的种种文学美质，而非译者随心所欲地想怎么美就怎么美，更不是眼下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唯美”和为美而美。

要创造传之久远的、能纳入本民族文学宝库的翻译文学，要创造美的翻译、美文、“美玉”，必须充分发挥翻译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因此我赞成说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因此我认为，翻译家理所当然地应当是文学翻译的主体，也事实上是主体。

其三，我践行了早年提出的文学翻译家必须同时是学者和作家的理念，几十年来努力追寻季羡林、戈宝权、傅雷等译界前辈的足迹，把研究、翻译、创作紧密结合起来，让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完成教师本职工作之余，翻译、研究、创作齐头并进，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出版的译著、论著和创作总计约40部。即使仅仅作为翻译家，我在学者和作家朋友面前当也不自惭形秽。其他理由不说了，只讲我译著的读者数量以千万计，而一部名著佳译流传数十年甚至更加长远，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人，这难道不值得自豪吗？

还值得一说的是，几十年来我积极参加国内外翻译界的活动，不甘于做一个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爬格子的书呆子和匠人。有机会向前辈和国内外同行学习，我获益匪浅。

也是1985年，出席《译林》杂志创刊五周年纪念会，我拜识了一大批前辈名家。

1992年珠海白藤湖，我出席海峡两岸文学翻译研讨会，欣逢自称半个四川人的“下江人”余光中先生，与他一见如故。

在白藤湖，我还拜识了王佐良、齐邦媛和金圣华等译界名宿。

1999年歌德诞辰250周年，我受聘赴魏玛“《浮士德》翻译工场”打工，作为唯一中国代表与来自全世界的《浮士德》翻译家切磋译艺。“工场”关门后又应邀赴艾尔福特开更大的世界歌德翻译家研讨会。

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翻译家在文艺界和学术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是经典译著，在高校通常也不算科研成果，翻译的稿酬标准也远低于创作。对此，翻译家们心怀愤懑却无能为力，不少人因此失望、自卑。译翁却不但不自卑，心中还充满自豪，反倒为自己是一名有成就、有作为、有影响的文学翻译家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