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投无路的选择
巴蜀译翁杨武能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二年的1938年,11年后新中国诞生时刚小学毕业。尽管当工人的父亲领着我跑遍山城重庆的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一所所中学,还是没能为他的儿子争取到升学的机会。失学了,12岁的小崽儿白天在大街上卷纸烟卖,晚上却步行几里路去人民公园的文化馆上夜校,混在一帮胡子拉碴的大叔大伯中学文化,学政治常识,学讲从猿到人道理的进化论。是父亲基因强大,我自幼便倾心于读书上学。

农民的孙子、工人的儿子,儿时的巴蜀译翁杨武能
眼看我要跟父亲一样当学徒工了,突然喜从天降:第二年秋天,在父亲有幸成为其联络员的地下党帮助下,我“考取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进了重庆解放初唯一一所不收学费还管饭的学校!

重庆育才学校学生
在育才,我不仅圆了求学梦,还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老师告诉我们要早日成才服务社会,还讲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电气化。于是我立志当一名电气工程师,梦想去建设想象中的三峡水电站。

毕业40年后回母校拜谒陶行知老校长
谁料,初中毕业时,一纸体检报告判定我先天色弱,不能学理工,只能学文,梦想随即破灭。1953年我转到重庆一中念高中,还苦闷彷徨了一年多,其间曾梦想学音乐当二胡演奏家或者歌唱家,结果也惨遭失败。后幸得语文老师王晓岑和俄语老师许文戎启迪、引导,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学外语,确立了先做翻译家再当作家的圆梦路线。

高中学生杨武能
1956年秋天,一辆接新生的无篷卡车把我拉到北温泉背后的山坡上,进了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凭着在育才、一中打下的坚实的俄语基础,我半年便学完一年的课程跳到了二年级。

重庆一中毕业照(前排右一为王晓岑老师,右二为潘作刚老师,右四为唐珣季老师,右五为甘道铭校长,右六为刘锡琨副校长,右七为张富文老师,右八为陈尊德老师,右九为团委书记方延惠,右十为许安本老师,三排右三为我)

西南俄专,1957年元旦(左)与同班同学刘扬体等游北温泉公园(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