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极泰来说“文革”
译翁对“文革”深恶痛绝，它不但粉碎了我做文学翻译家的美梦，还给年纪轻轻的小教员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仅仅因为我译过几篇古典名作而已。我父亲更惨，莫名其妙地就从革命群众变成“历史反革命”，被勒令到长寿湖学习改造，儿子自然也被划入了“黑五类”另册。业务再好，教学再努力，我当个小小教研室主任前边也得加个“代”字，真是倒霉到了极点，憋屈到了极点！
正是太憋气、太受气，我才忍无可忍，才在1978年以40岁的大龄破釜沉舟：已经获得的讲师头衔不要了，抛下即将生第二个孩子的弱妻和尚年幼的女儿，愤而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冯至教授的研究生！
1978年冬天，在导师冯至温暖的书房
结果呢，我鲤鱼跳龙门，摇身一变成了歌德学者，成了“翰林院黄埔一期”
的一员！
若不是“文革”逼我铤而走险，十有八九小子我还是一名德语教员，充其量也就能奋斗进黄永玉老爷子所谓“满街走”的教授队列。
1982年秋第一次到德国出席学术会议，会后随恩师冯至、叶逢植游览慕尼黑
“文化大革命”把偌大一个中国生生变成了文化荒漠。浩劫过后接着是文化饥渴，小子我生逢其时，交了好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孙绳武和绿原前辈帮助下翻译出版了《少年维特的烦恼》，恰如灾荒年推到市场上一大筐新烤出来的面包，“饥民”们一阵疯抢，借着前辈郭老的余威，小子暴得大名！随后译作、著作便一本接一本上市喽。
时也，命也！
《少年维特的烦恼》部分杨译本（包括捐赠了稿费的盲文本）
经过这场浩劫，党和政府毅然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为中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小平同志居功至伟。我家里摆着两尊伟人铜像：一尊为毛泽东，一尊为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