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兮福兮忆抗战
——亲爱的“下江人”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依稀记得大人抱着我躲警报的情景，刚懂一点点事就切齿痛恨日本鬼子狂轰滥炸我的家园，永世不忘国家民族的深仇大恨！

抗战期间，陪都重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小小年纪的我同样受益匪浅。这里我讲一个非亲历者体会不到的例子：

抗战时期逃难到大后方的有许多“下江人”，也就是江浙、京沪乃至东三省的上层人士和文化精英。抗战期间，难民们受到四川的庇护、款待，对包括重庆在内的第二故乡四川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前不久我读到叶逢植老师的一部未刊德语回忆录，说他们从四川回南京后自然形成了一个讲四川话的小圈子，大家都以到过四川为荣，彼此格外亲切。我长大后浪迹南京、北京，涉足文坛遇到许多恩人贵人，从恩师冯至先生到挚友老舍的三女儿舒雨和她的丈夫潘武一，从亦师亦友的译坛领路人叶逢植到忘年之交英语兼德语翻译家傅惟慈，从高风亮节的诗人、翻译家兼编辑家绿原到作家、翻译家冯亦代，等等。这些在我从译和治学路上扶持、提携我，有恩于我的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便是饮过川江水的“下江人”。我忍不住要述说自己这一特殊经历、感受，因为老头子不讲，再过一些年恐怕没有谁会再知道和再想起讲这些亲爱的“下江人”啦！

人生路漫长曲折，祸福无常，祸福相倚。鄙翁60多年的译著生涯，每每印证此理。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顿迷茫，绝望挣扎，接着总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豁然开朗，心中欣幸欢悦。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每一个不惧艰险、不懈奋进的追求者，都会像浮士德博士一样喊出：你真美啊，请停一停！

鄙翁咬牙在从译之路上奔波、跋涉，一次次跌倒了再爬起来，方有今日之光景。但柳暗花明和跌倒了再爬起来，打拼出新的局面，没有幸逢一位位恩人、贵人，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