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疆理图》到“天下图”：惊艳的朝鲜制图传统

谈起朝鲜传统舆图，总想起“惊艳”一词。就像武侠小说里，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个武功高手，一个起手，便技惊四座。

1402年，朝鲜官方制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以下简称《疆理图》，图19）。今天看来，它的确是东亚传统世界地图的一座高峰，研究论述无数。关键在于，人们对此前朝鲜半岛制图的样貌，完全无从了解。所以，《疆理图》也就成了朝鲜在世界制图学舞台上的亮相之作。

此图在后来有过复制与更新。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不是1402年的原本，而是若干复制本，它们均藏于日本。其中最著名的“龙谷本”，由侵略朝鲜的丰臣秀吉（1537—1598）军队带回，先归于本愿寺，后放在西本愿寺创办的龙谷大学。从其中的朝鲜地名看，此本反映了1470年左右的情况，是最接近原本的摹本 。

与这幅成熟的作品相比，同时代其他地图无不黯然失色。虽然一眼看去，它和前述《大明混一图》很像 ，但仅从对亚洲大陆的表现来看，《疆理图》在以下几方面就更胜一筹：

首先，《疆理图》明确画出了辽东半岛；其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有了更完整的形状（尽管两者面积的对比比较夸张）；再次，在中国北方画上了长城。这些都是《大明混一图》所没有的。此外，《大明混一图》中印度附近的一个柱状半岛不见了，这样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相对位置更加明确，印度洋海岸线的情况更趋近现实。

《疆理图》下方有一段朝鲜大臣、学者权近（1352—1409）所写的跋文，里面透露出许多重要的信息。《疆理图》参考了元明之际两幅地图：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侣清濬（1328—1392）的《混一疆理图》。其中《声教广被图》也是《大明混一图》的重要来源，而两图中西亚、欧洲、非洲的图形，可能都来自元代穆斯林的地理资料 。也就是说，蒙古帝国经由伊斯兰世界获得的地理知识，不仅被明朝继承，而且也传到了朝鲜。

关于作者，跋文说：“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右政丞丹阳李公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校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金公是金士衡，出身安东金氏，是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名臣；李公是李茂，也是著名政治人物。这两位权臣考察了李泽民和清濬的图，然后命李荟详细校对，把两图合成为一图。虽然权近没有突出自己的作用，但他应该也是此图重要的编纂者之一。

跋文还说“其辽水以东及本国疆域，泽民之图亦多阙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说明辽东、朝鲜和日本部分是李泽民地图不曾描述的。虽然权近没有提到日本地图的来源，但根据学者加里·莱亚德（Gari Ledyard）判断，很可能来自多次出使日本的朴敦之（惇之）。特别是，他在1401年，也就是《疆理图》制成的前一年，刚刚从一位日本官员那里获得日本国地图。至于朝鲜本国图的来源，应该就是制图者李荟 ^[1] 。

因此，这张地图综合了来自中原、蒙古帝国、日本以及朝鲜本国的地理资料，是一个跨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

而这张地图的制作时间，就更值得玩味了。“建文四年夏”，即1402年的夏天，发生了什么呢？朝鲜的上国明朝此时正经历着一场大动荡。历经三年的战火，燕王朱棣的军队在这一年7月13日攻下南京，朱棣称帝，改元永乐。而在内战中失败的建文帝朱允炆，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说起来建文帝是对朝鲜非常友善的一位皇帝。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虽然同意高丽改国号为“朝鲜”，却始终不喜欢推翻高丽王朝的将军李成桂（1335—1408），拒绝封他为国王，只给他“朝鲜国权知国事”的身份。朱允炆在1401年，即《疆理图》制成前一年，终于赐给李成桂五子、朝鲜第三任国王李芳远金印诰命，在制度礼仪上完成了明朝对李氏朝鲜的政治承认 。

在朝鲜方面，李成桂虽然确立了以朱子理学立国的立场，自己却经历了两次残酷的继承权斗争，即所谓第一次和第二次“王子之乱” 。他的五子李芳远剪除了异己，终于在1400年末登上王位。禅位的太上王李成桂则辗转出走咸兴，后被幽禁于开城和汉城。

李芳远（庙号太宗）对内巩固了权力，在外又获得明朝的承认，朝鲜官方意识形态由佛转儒，国家开始走向强盛。更妙的是，他本来就与燕王朱棣交好，所以“靖难之役”后，他立刻上表祝贺，很快又得到永乐皇帝的册封。金士衡、李茂等都是李芳远夺权斗争中的功臣，几年前还一起指挥过征讨日本对马岛的战争，内政外交方面皆是重要人物。《疆理图》所依据的两幅中国地图，很可能就是金士衡于1399年出使明朝时带回的。

所以，明白1402年前后朝鲜集天时地利人和，在东亚世界事大交邻，纵横捭阖，也就更能理解为何此图气度非凡了 。

那么这幅地图表达了当时朝鲜精英怎样的世界想象呢？仍然可从权近的跋文中找到线索。它的开头一句是：

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

中邦，指的自然是中国。崇奉理学的朝鲜，始终把中原王朝视为“天下”的核心，并以“中邦”与“四海”区分内外。而“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的距离感，显然也是一种“天圆地方”宇宙观的表述。图上把中国置于最中心的位置，朝鲜偏居右侧，体现了典型的“禹迹—华夷”世界观。

但与此同时，《疆理图》明显夸大了朝鲜的体量，特别是与日本相比。这体现了朝鲜对自身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定位，即朝鲜虽然视明朝为上国，但在这个以明朝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内，朝鲜的地位仅次于大明，远高于其他。

《疆理图》既是对当代世界的想象，也是一幅历史地图。题目中的“历代”两个字，就明确表达出其参知历史的功能。跋文又说“夫观图籍而知地域之迩遐，亦为治之一助也”，可见读图习史、观图知地，最终是为了政治治理。而对1402年的朝鲜人而言，治理国家不仅要知道本国，还要知道整个世界。“辽水以东”及“日本”这两个邻近地区，则更有其重要性，故而“今特增广”。在宏阔的世界格局中，也有缜密的地缘安全考虑。

说了半天《疆理图》的惊艳，也要强调它并非朝鲜唯一的世界想象。和中国一样，古代朝鲜的地图传统也是多样的。比如，另一种让全世界学者特别着迷的类型，是流行于17—19世纪的“天下图”。

首先要指出，“天下图”在形制、制作、功能、用途等方面，在东亚传统地图中独树一帜。它一般是作为一套地图集的首页而出现的，名称不是很固定，有《天下总图》《天下诸国图》《普天之下地图》等不同叫法。但无论怎样，“天下图”不是孤零零的一张。在它之后，一般会紧跟一幅中国地图、一幅朝鲜总图，然后是朝鲜八道（即八个省）的分图——从最重要的、汉城所在的京畿道，到最偏远的、东北的咸镜道或西北的平安道。有的图册在最后，会以日本图、琉球图等周边地区图来结尾。可以认为，整套地图集构成一个系列，按照制作者认为的重要层级，由高到低地排列。

其次，我们要知道，这类地图书籍开本都不大。每张地图或者是木刻印刷，或者是手工绘制。打开来，要比书的开本大一圈，收起时上下左右四边各折向内，很是精巧。以我在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看到的这本《天下地图书》来说，它的大小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图20）。

把地图集做得那么精巧，显然是方便随身携带。这就像现代人熟悉的“口袋本”书籍，可以在走路、旅行途中随时观看、把玩。在整个东亚的地图书籍中，这个特色可谓不多见。而以这类图书存世之多，可知它曾被大量印制、出售，很受市场欢迎。朝鲜王朝时代，地图集能够如此商业化，也说明朝鲜人对地理图像的喜爱，和对内外世界的关注。

再次，我们还要记住一点：既然是商业化的地图，其作用一定不是给读者提供一个绝对“准确”的地理描述，而是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迎合读者已有的地理空间想象。如果它为了追求“科学”“精确”，而太偏离读者口味，一定曲高和寡，行之不远。这一点在欧洲的地图市场上也是一样的。收录了“天下图”系列的图集，在流行的近两个世纪内，之所以编排样貌变化不大，跟这种市场定律有很大关系。

了解了以上几点，我们才可以来看看这套地图集中的《天下总图》（图21）。

把这幅木刻地图打开，它所展现的世界有三圈：中心是一块大陆，中国以及朝鲜、西域诸国等都在上面。围绕这块大陆的是海洋，上面是几十个岛国。既有日本、琉球等现实存在的，也有大量虚构的比如“长臂国”“羽民国”“无肠国”等等。再外一圈，更是一组不见于真实世界的地名。在北、东、西三个方向，各描绘仙山神树一棵。

为什么这个世界呈圆形，外面还套了一个八角形？

日本地图学家中村拓曾详细查考其中的地名，结论是其中一些真实地名来自中国史籍、道家书籍或常识，而虚构的国度大部分来自《山海经》。其中内陆地名多来自“山经”，海上一圈主要来自“海内经”，最外圈陆地几乎全部来自“大荒经” ^[2] 。圆形轮廓的边缘，还有一圈小字，写着“天地之间相距四亿二千里”“日月广三千里，大星广百里，中星广八十里，小星广四十里”“东西南北四方各八万四千国，其中大国记，此地外无边大海，外无地”“东西南北相距二亿三万五十里”。所以它囊括了大地和天空，展现了一种整体的宇宙想象。

由此而知，地图整体的圆形构造，跟佛教曼荼罗、欧洲地圆说关系都不大，而是仍然恪守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概念。而外层的八角形，恐怕和道家的“四象八卦”的方位观相关 。

但因为缺乏更充分的依据，我们又不能断言说这幅地图体现了《山海经》的地理观。只能说地图作者选择了《山海经》瑰丽奇异的描述作为想象海外世界的材料。这种选择也许没有太多的微言大义，或许只是吸引读者的一种策略。因为它后面所有的图又都是写实的，很少见到虚构的内容 。

不少研究者试图从图版的制作时间上找到一些线索，来复原其世界想象。只是所有这类图集都没有标注制作年代。唯一的例外是韩国地图学家李灿收藏的一幅《天下总图》 ，其图版与美版完全一样，但左侧多刻一行字“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谨制”，也就是1684年。这倒是和我对美版时间的猜测出奇一致 。

自古以来，中国是朝鲜最重要的文化参照。因此朝鲜人的世界观，特别体现在对中国的描绘上。《天下地图书》中的“中国”图，透露了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图22）。

首先，在辽东半岛部分，清楚地标注了“沈阳”。沈阳的地位在明代并不突出，只有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建都于此，它才成为关外第一大都市，又作为陪都，地位变得极其重要。对于朝鲜士人而言，沈阳曾经是1636年“丙子胡乱”（皇太极第二次入侵）后两位王子被质之地，因而深深印在了历史记忆之中。但绝大多数朝鲜文献从来不以皇太极所改“盛京”之名来称呼它，仍然坚持用“沈阳”。因此可以判断，地图制作的时代就在清朝。不过整幅《中国图》上没有一个字提到清朝。图右侧的文字讲述自黄帝以降的天下分野，至“大明分天下为十三省”结束，实际暗示着朝鲜对清朝的拒不承认。朝鲜人的这种矛盾心态，一直延续到清朝的中后期 。

最体现中国轮廓的海岸线，绘制得相对粗糙，但沿海画了三个岛屿，其中“琼州”指海南岛，是明代人认知范围内最大的岛屿，常见于地图。另两个就奇怪了，一个是广州外的“崖山”，另一个是登莱外的“田横岛”。两地在地理上的重要性怎么能和海南岛相提并论呢？只能有一个解释：这是在刻意提示元灭南宋的崖山海战和汉初田横五百义士的事迹。两者都是朝代更迭时的悲壮时刻，作者或许是在借地图讽喻明清鼎革的时事。

图上除了标注明代两京十三省的位置外，还注上了禹贡九州，再次凸显了儒家地理观。最清晰的地标，是长城、黄河和长江。图上的地名，往往是经典著作中出现过的名胜，比如在湖广省，有“黄鹤楼”“岳阳楼”；在江西省，有“滕王阁”；南京有“金陵”“凤凰台”；洞庭湖旁有“武陵”“桃源”……不难猜测，这幅地图的目标消费群体是那些熟悉中原文史典籍的朝鲜读书人。而制作、观看这幅地图，实是致敬并温习了这些经典。

再次说明，很多时候，地图的作用不是提供地理知识，而是提供一个视觉平台，帮助观看者进行文化想象和身份构建。

回过头来再看首页的“天下图”，试想为什么作者会把《山海经》的玄幻世界与儒家文史典籍中的地理信息糅合在一起？或许答案就在这类图集的消费方式上。和《疆理图》不同，它不是一份辅助国家治理的地图，而是帮助普通读书人确立文化身份的地图。从这个角度看，引用《山海经》也好，《禹贡》也罢，其实并不凸显地理观的冲突，而是在强化文化身份的一致性：在这个天下易色的时代，朝鲜人坚持着文明世界的正统。

从《疆理图》的出现到“天下图”的流行，朝鲜王朝时代的地图实践丰富多彩，留下了大量精彩的作品。只不过绝大多数是朝鲜本国图或者是局部图，其中包括了地志总集《东国舆地胜览》的简约抽象图式，也包括从郑陟（1390—1475）到郑尚骥（1678—1752）的写实画像，无数制图师对朝鲜轮廓不断改进。

即使欧洲测绘技术通过中国传到半岛后，朝鲜传统的地图学在吸收外来营养的同时，也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19世纪更出现了像金正浩《大东舆地图》那样伟大的作品。这些地图虽不体现整体世界想象，但表达了他们对国家认知的转化，故留到后面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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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ri Ledyard. “Cartography in Korea”, in Harley an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2, Book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246.其1401年使日得图的史料，见《朝鲜王朝实录》卷80，世宗二十年二月十九日癸酉。来源：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公布网络版本：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do。

[2] Hirosi Nakamura. “Old Chinese World Maps Preserved by the Koreans”, Imago Mundi, Vol.4 (1947): 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