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地图既是知识也是权力，它向观者提供对特定空间的解释，同时也借由解释的权力，扭曲这个空间的实相。因此，创制地图不只是科学行为、艺术行为，更是政治行为。本书尝试展示，有关“亚洲”的地理知识是如何被本土以及欧洲的地图学家们制造、重塑、相互影响并传播的。

首先交代一下主要观点：

一、对今称“亚洲”（特别是东部亚洲）这一区域的地理想象，自古就很丰富，她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容纳了各种不同宗教、宇宙观、世界观，极为多元。二、现代世界形成的重要契机之一，是西欧“寻路亚洲”的冲动；寻找亚洲（印度、中国、东南亚）是“地理大发现”的最初动力，因此现代与亚洲从一开始就互为内在。三、“地理大发现”以及由现代地理、地图学呈现的关于人类生存空间的知识，并不单纯是科学理性的产物，更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争夺的产物。它借助了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精神的力量，并以现代国际法定义了地球的空间秩序。四、由“地理大发现”开启的早期全球化时代，既有文化交融，也有相互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与非欧世界共同创制出今日习以为常的空间知识和空间感。因此“现代”情境是一个多维网络结构，由不同行动者相互影响、相互促成。

本书试图反思的，是这样一种“现代化”叙事：优等文明的欧洲／西方“发现—占取—殖民—发展”了次等文明的非西方世界，将人类社会带入现代。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理知识、空间秩序，是西方科学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由西方散播到其他地区，也是唯一文明进步的结果。

本书延续了拙作《发现东亚》的部分主题，只不过前书关注现代世界的时间感，这本书更强调其空间感。我想尽量抛开对这些感觉的价值判断，而把这些感觉的成因，放到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context）之下检视。这是我给自己——一名普通的历史教师——所设定的任务。

我们自小学习的历史，都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毕竟这是大众教育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深受现代主义历史价值学浸染的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去设想：历史不一定是一个朝向文明开化的进化过程，现在不一定比过去“进步”，未来也不一定优于现在，人类的发展方向不一定是以某一既定社会为模板的富有、自由、开放……我当然不能说这个理想不美妙，而只是说，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可能描述之一，这一单向度的描述遮蔽了太多其他历史要素，它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类社会演化的唯一路径和线索。

因为这套历史价值学是习得的，而非经验的，所以它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就像是我们设想的“亚洲”的轮廓，它只能通过学习被告知，而不是任何个人能从实际生活中看到的。“亚洲”——以及拼贴出它的、被边界和色块定义的各个国家——作为一个承载历史的地理单位，被赋予时间性和空间性，这本身就是人为制造的观念，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我们大多 以为 它只是一个自然产物。我试图展现在地图上“制造亚洲”的过程。

我们重点关注16至19世纪这段时期的地图。经由“地理大发现”，全球都被贸易紧密地联系起来，地理知识迅速更新并得到交流，人们对地球空间的认知发生了质变。资本、宗教、殖民和帝国争夺，促发了现代知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知识不断交换，传统东亚和欧洲的制图术相互缠绕。“亚洲”——以及其中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西伯利亚、东南亚及南亚等——因此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和知识体系的一部分。通过对亚洲空间的描述、规范和定义，人类对世界的认知逐渐定型，其影响直至今天。

本书是教学的产物，以我在美国和中国先后开设的本科课程“古地图中的东亚”为基本框架。授课指定的阅读材料，是英文或中英双语的。也因此，尽管日本和韩国学界有大量关于古地图的研究，我却没能花更大力气认真收集整理。课程考察的重点，是东亚和欧洲的地图表现，对极为重要的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地图学，则未能涉及。除了教学功能外，自己的语言和学术能力有限是主要原因——向读者说声抱歉。当然，客观说，中英两种语言的文献是目前数字化做得最好、最易于获取的，对于非专业研究者而言，也算差强人意。

好在这本书并不是专业的地图学史作品。我设定的任务，从来不是全方位整理有关亚洲的古地图，否则的话，十倍于本书的篇幅恐怕也放不下——况且把相关材料都罗列出来，也不见得会多么有趣。这倒不是辩解：因为这本小书是以地图为素材的政治史、社会史和观念史。它利用地图上承载的历史信息，来讨论我们关于地球空间的知识演变，从而反思“现代”的含义。对中国地图史研究中常常提及的一些话题，比如利玛窦与欧洲地图学的引入、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等，我着重讨论它们作为“事件”的意义，而不仅是“文化传播”的现象。换言之，本书探寻的是深嵌入“空间”表达形态中的“时间”，借助静态的图像来呈现动态的历史。

必须指出，以古地图为主要史料的历史叙事，一定存在诸多问题。学者们反复讨论过“以图入史”的话题。图像既丰富了以文字为主体的传统史料，也有自身无法回避的局限性。古地图更是如此。地图最重要的功能是实用，但能够存世的古地图，大多不是实际生产、生活中被反复使用的地图，而要么是刻意收藏的藏品，要么是大量印制、专供欣赏的商品。它们的制作者和阅读对象，也大多是上层精英人士，至少也是有一定财力的商人及市民。所以，古地图作为探索古人空间观念的史料，带有很强的阶层和性别属性。更不要说，很多文化形态，并不以我们熟悉的地图形式表达空间理解。尽管本书已尽可能关注地理空间的多元表达形式——比如佛教地图、藏地地图以及一般以西欧地图史为主线的作品较少谈及的早期俄罗斯地图等，但碍于材料的天然局限，我们不可能真的了解各个族群、各个阶层以及同一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对大地的多重感受。这点是需要特别提出的。

如果有读者通过本书，对地图历史产生深入阅读的兴趣，我推荐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多卷本《地图学史》（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目前出版了四卷七册，可在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或者其中译本，以及注释中提及的一些参考文献。

我对古地图的兴趣始于博士论文的写作，后有机会到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AGSL）研访，这才算是开眼、开蒙，更动了开课的念头。AGSL丰富的收藏及对研究者的热情帮助令人感动。在备课过程中，我先后得到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UMBC）和清华大学的大力资助。本书部分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传统边疆民族社会的空间意义及其现当代变迁”的资助。没有这些资助，我的知识积累和写作不会如此顺利。

书中部分内容，曾以论文形式发表。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主体内容，分别见于《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感谢闻翔、管琴两位编辑和匿名评审的鼓励与支持。受赵现海兄邀约，第八章第3节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明史研究论丛（总第二十一辑）》。成书过程中，我对这些章节又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补充。杨晓燕女士在本书的构思阶段就给予极大的鼓励，李馨编辑对本书也作了非常详尽的修订。一本新作的出版，离不开这样的专业编辑的努力。

最后，我的研究写作得到许多前辈、老师和朋友的帮助，他们对书的整体或部分提出过重要的批评，或者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资料。在此特别致谢汪前进、韩昭庆、杨雨蕾、黄义军、吴国盛、董少新、王元崇、丁晨楠、刘晶、杨光、于京东、熊宸、何妍等。感谢我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张弢、曹寅、吕昭、李任之、沈宇斌、周思成、夏清以及历史系博士生李静，他们花时间审读、讨论了部分章节，提出了非常有益的修改意见。书稿的不同部分曾在北京大学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和文研院、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台湾“中研院”、美国曼荷莲学院、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社科院世界史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清华大学等组织的会议上报告，得到不少师友的指正鼓励，无法一一感谢。当然，所有观点、叙述或材料的谬误，责任全在我本人。

2023年5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