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到东方去：欧洲现代性的原动力

我们都是地理的囚徒 ^[1] 。

欧洲为何会以它独有的方式走入现代？这是一个热闹了一两百年的话题。有人归结于文化秉性，有人归结于宗教伦理，有人归结于国家建构，有人归结于环境和生物资源……而我想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欧洲与亚洲的地理关系。

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亚洲？每次我在课堂上问这个问题，最常得到的答案是：一个大陆，地球上“七大洲”之一。

亚洲当然首先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出现的，但是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地理概念，没法用纯地理的方式解释通，欧洲也是。因为亚洲和欧洲并不是相对独立的陆地板块（当然严格来说，非洲也不是独立板块）。它们同属于亚欧大陆，两个“洲”的土地紧紧相连，并没有海洋或地峡将它们分成看上去相对独立的大“岛” ，这一点与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很不一样。而且亚欧边界的划定，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历史上也不固定。今天以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里海、黑海一线的分界，是在18世纪才提出，到19世纪才相对约定俗成的。直到今天，其实都没有一个所有人公认的、精确的欧亚分界线。美国学者刘易斯（Martin Lewis）和维根（Kären Wigen）就说：“欧洲和亚洲间的分界是完全武断的。” ^[2]

所以，以后我们再次听到“亚洲是一块大陆、是七大洲中最大一块”的时候，应当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客观的自然描述，而是被人为地、主观地塑造出来的一个知识产物。

我们都知道“亚细亚”（Asia）一词起源于欧洲，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它仅指代今土耳其的阿纳托利亚地区，后来才用来指称欧洲以东的一大片陆地 。在古代欧洲人的世界观中，世界分成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非洲）三个部分，但这三块空间还不是今天“大洲”的意思，它们之间虽有分隔，但作为人类世界的总体，是连续而非断裂的，而且人们对大陆和海洋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十分清楚。仅就这一点来说，古代欧洲与中国的地理观念，倒是差别不大，都是基于陆地的。

在蒙古帝国横扫欧亚、东西贸易通道大大强化之前，欧洲人对东方的具体经验止于印度，恐怕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最远抵达印度有关。托勒密式地图，在很长的时间内，就把东亚部分标记为“外印度”或“上印度”（详见第三章）。蒙古征服带来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契机，让欧亚两端的联系空前紧密起来 。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学者、商人和官员则为两端都带来地理知识上的跃升。通过他们的贡献，在东亚和西欧的地图上，印度洋海岸线渐渐完整起来。他们的航海经验成为明初郑和能够远航至东非、15世纪末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9—1524）能够到达印度的必要条件 ^[3] 。

但真正刺激了欧洲大航海事业的，还是马可·波罗。正是他对东亚特别是中国的迷人描述，引诱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探险家们，使他们要千方百计绕过奥斯曼土耳其的阻隔，前赴后继探索通往东亚的另外的道路。

问题来了：欧亚虽是一体，但如果不走陆路，要从大陆的西端到东端，那便是这世上最远的路。

打开今天一幅标准的世界地图，我们就清楚了：在苏伊士运河没有凿通的情况下，若坐船向东去亚洲，就必须绕过整个非洲，方能进入印度洋。同样，如果没有巴拿马运河，西行的船也必须绕过南美洲大陆，才能进入太平洋。而北行的道路——即取道北冰洋的所谓“西北航道”或“东北航道”，则因常年冰封雪盖，从古到今只存在于理论中，很难实现。就是说，若是不能直接走陆路，共处亚欧大陆的两个远邻要串个门，就必须把地球绕个遍。这真是实实在在的“地理的囚徒”。

不得不“佩服”西欧人的是，他们还真就选择了最困难的道路。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过去以陆地为导向的地理认知，开始转向海洋。这种转向在1492年的哥伦布那里成为一座里程碑。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发现”了好望角，明白了非洲南端并不连通亚洲；“发现”了美洲，把势力拓展到新大陆；并最终实现了环球航行，打通了抵达东亚的东、西两条航道 ^[4] 。在寻路亚洲的冲动下，一幅完整的地球图景渐次向欧洲人打开了。

因此，我们或许要重新描述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学史。它不是简单的由“已知三大洲”到“发现新大陆”的线性积累。更体现历史逻辑的说法应该是：西欧人为了“寻路亚洲”，而不期然“重识非洲”并“发现美洲”。不但如此，为了寻路亚洲，他们以海洋为新的通途，走出了大西洋，抵达了印度洋，发现了太平洋，殖民了大洋洲。寻路亚洲，成为西欧跨入现代、征服全世界的契机。

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把地理知识积累的动因和过程，带入地理学讨论中。

正因为这个动因和过程，欧洲人借定义多重的他者，重新定义了自身。他们把地理认知、空间征服与殖民事业融合在了一起，将亚洲、非洲、美洲纳入了一套新的空间—文明等级秩序中。“亚洲”“非洲”和“美洲”不再只是一种地理描述，而是成为带有文明论色彩的身份象征，只有放置在与“欧洲”的对应关系中才能理解和表述。（图6）

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拓殖事业日益成功，他们的身份塑造，也在时间和地理两个向度上展开。地理和特定人种挂钩，各个大陆被人格化，固定了身份。此时，亚里士多德提到的“东方”的“专制”（despot）特性、“野蛮民族生来就是奴隶”的论断 以及基督教对东方蛮族的想象，又获得了新的、具体的投射对象。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著作中的“中国”和“亚洲”，指向的不是一个地理空间，而是欧洲文明的反面镜像，处于人类“普遍历史”的野蛮或半野蛮阶段 。这就是地理学家唐晓峰先生所说的：“依托新的全球地理观，而将整个人文空间时间化、历史化。”

这种情况下，地球上的东西南北就有了方位之外的意义。为了寻路亚洲，欧洲人向南绕行非洲和南美，开启了殖民进程。早在哥伦布的时代，“科学主义”指导下的地理—人种观念就认定：北方温带与南方热带，因为气候的差异，产生了人群特质的差异。哥伦布的航行，不但是到“东方”去寻找财富，更是向“南方大陆”征服可供驱使与奴役的次等人群 ^[5] 。自然，“南方”“热带”这些词语，便在此后的数百年指代着蛮荒与偏僻，关联着落后、疾病与压抑的含义。而在今天反殖民的语境下，“全球南方”则包括了所有曾被殖民、经济上处于依附中的国家，不论其地理方位在哪里。

与“南方”相对的“北方”，在今天泛指经济发达地区。不过在中世纪，“北方”是寒冷黑暗的地带，代表了异教徒和野蛮人的世界、欧洲人的梦魇、基督教世界威胁的来源。喜欢看美剧《权力的游戏》（ Game of Throne ）的读者，想想“凛冬”从“北境”而至的设定，就能体会这种想象的当代生命力。

而“东方”则因为其遥远而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成了被想象、被奇观化同时浪漫化的对象，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所指出的“东方主义”即由此而来 。

南、北和东，彼此之间及各自内部的边界还相对模糊，存在张力，但它们共同构筑了“西方”的确定性，尽管所谓“西方”内部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异。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Hevia）的话说，“西方变成了一个处于历史探究范围之外的越来越被自然化的实体” 。20世纪以来，“西方”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是殖民国家）自我确立的身份，冷战后更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挂钩。于是，人类社会便分割为一对矛盾体：“西方”及“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

不用说，任何一种地理—文明意识的形成都依赖于对他者的“发现”。所有文明早期的地理表述，不论是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还是欧洲，无不以自身出发去了解世界。地理所要处理的不光是自己内部的秩序，还有自己和外部的关系。当新的地理知识不断填充进来的时候，各种文明就都按照原有的知识体系去为新空间安排合适的位置。

发源于地中海地区的欧洲知识体系，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和犹太—基督教中诞生出欧、亚、非三大空间的地缘意识。1492年之后，它最需要处理的，是“寻路亚洲—发现美洲”带来的全方位冲击。这一冲击不但是认识论上的，也是本体论上的，而且充满了财富和权力诱惑。它所针对的也不仅仅是分立的亚洲或者美洲，而是包括所有人类可抵达的、全球性地理空间。对这一冲击的处理方式，直接导引出了欧洲殖民性的现代经验。

相比而言，古代东亚的地理意识中，只有从中心到边缘的远近差异，本没有三大洲的分别。因此，尽管明清官员、朝鲜文人、江户日本的学者和制图师们知道了美洲的存在，却没有彻底颠覆既有的知识体系和世界想象。对那些接受欧洲地理学观念的人而言，新大陆不过是文明更为遥远的边缘地带而已。这一新的知识，并没有导致拓殖冲动。

所以，就算是中国人或者别的东亚人更早抵达美洲，这种抵达也不是“发现”，不会对传统世界观构成根本性冲击。

地理表述和历史表述从来紧密相连，互为表里。我们通常认为，知识是不断聚集、积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增加，我们对历史和地理的认知一定更为丰富、准确和客观。既然地理和历史知识可以用来建立属于全人类的共通经验，那么人们的时空感一定会越来越趋同。

这样说有一定道理。比如，今天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使用相同的日历和计时系统；所有国家教室里的世界地图或地球仪，样子也都差不多。古代人构想出来的世界图像，在现代世界没有什么指导意义了。卫星定位系统，让地球上每个人对周遭空间的体认，都高度同质化了。

可是，再往深里想想，其实纯然客观的地理认知和纯然客观的历史认知一样，并不真的存在。就像历史学家面对同一份文献，会有不同的解释一样，面对同样的空间信息，人们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的差异性与信息的科学性无关，而是由解释者的文化身份、政治理念、历史经验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决定的。

十五六世纪以来，人类对地球表面形态的信息掌握得越来越多了，却并未导致感受与经验的趋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现代的整体感知反而日益割裂——就像地图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边界线。当地理单元（比如“亚洲”）成了文明等级的符号，用以论证某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拥有更高的文明合法性，或者像19世纪出现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那样，成为帝国理念的有机组成（比如麦金德的“世界岛” ），则地理认知也就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表达。哥伦布之后的500年里，地理—政治上的割裂一直没有弥合。持续至今的对哥伦布的争议，正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欧洲经验几乎垄断了对“现代”的阐释，但我们一定要清楚，在非洲、拉美和大部分的亚洲地区，当地人介入“现代”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现代”体验，和西欧人的极为不同，其价值绝不该被忽视。

那么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呢？也是一样。16世纪后，随着欧亚两端交流的频密，东亚的轮廓在双方的地图上越来越接近了，但地图背后所反映的时空经验并没有日益趋同。这种矛盾在今天变得更为突出 。其中的原因，既是文化性的，也是政治性的，要放到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

任何知识，都有它发生、演变的历史。“亚洲”作为一个空间政治概念，也有其历史。既然这个概念常常被想当然地接受，却又执拗地凸显它的不合常理，那么它作为知识的历史，就很值得好好梳理一番。本书的梳理方式，是从地图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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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出Tim Marshall. Prisoners of Geography：Ten Maps that Tell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6.

[2] Martin W. Lewis and Kären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3.

[3] Giancarlo Casale. The Ottoman Age of Explo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4] 可以一提的是，后来发现澳大利亚大陆的英国库克船长的远航，也与英国探索通往东亚的“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的努力有很大关系。见James Cook, The Three Voyages of Captain James Cook 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15. Charles J. Shields, James Cook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cific,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2.

[5] Nicolás Wey Gómez. The Tropics of Empire, Why Columbus Sailed South to the Ind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