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美国梦
韩国，1961
到母亲年满二十岁时，她的一半家人都已去世。1922年至1941年，我的外祖母生下了至少四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三个女孩。我母亲是最小的一个。就算外祖母生了不止四个孩子，也没有人说起过。
所有孩子都是在朝鲜半岛仍属日本殖民地时出生的，母亲一家生活的庆尚道因为靠近日本，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朝鲜人被剥夺了土地和家园，被迫从事各种形式的劳动。年轻的妇女和女孩被带去日本，充当帝国军队的性奴。绝大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有些甚至只有十岁。
朝鲜人被勒令只能说日语，否则就有可能被割掉舌头，因此，我的外祖父母教育孩子们要说压迫者使用的语言。
母亲和她的哥哥姐姐们熬过了被殖民的童年时代，但四个孩子中的两个，以及我的外祖父，将在朝鲜战争及随后的岁月里丧生。我母亲和她的长姐幸存下来。
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朝鲜半岛被占领命运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占领者的变更。
1945年8月，美国轰炸了广岛和长崎，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后来还用一个名为“V-J纪念日”的节日来纪念这一事件。V-J日即对日作战胜利纪念日的缩写。
原子弹杀死的不只是被美国视为敌人的二十万日本人，也包括约两万朝鲜人，一个美国声称已解放和拯救的民族。二战期间，我母亲的家人在大阪，因而得以幸免于难。但美国将继续杀害朝鲜人，以使他们不被自己的同胞所害。
二战结束时，我母亲四岁，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占领一结束，美国和苏联的占领就开始了，韩国成了美国第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实验室”、第一个“冷战剧场”，在那里将展开大规模的杀伤性试验。死者、伤者、丧母或丧父者、无家可归者、边境关闭时被永久拆散的家庭——这些类别中每一类人口的数量都有数百万。
朝鲜战争期间，在被夷为平地的城镇的灰烬之下，在统计出高达三百万的可辨识的尸体这一令人警醒的事实之外，还埋葬着其他难以计数的伤亡人员。那些永远无法找到，只能被算作死亡的尸体。那些严重腐烂以至于无法辨识的尸体。整个家族在一次打击中被抹除，没有幸存者来认领尸体。国家满目疮痍，无法维持剩余人口的性命，人们似乎都死于自然原因。恶劣的环境导致幸存者大批离去。
我母亲关于过去的讲述，分散在过去二十年的岁月中：
我哥哥在战争中失踪，当时我九岁。
我父亲在战争中去世，当时我十岁。
我姐姐春子（Chunja）
——哦，她是我的最爱！她与我年纪最接近，你知道。我姐姐去世时我二十岁，那是1961年。
我将花费二十五年时间，在废墟之下寻找我的家人。
华盛顿州奇黑利斯市，1980
我第一次对家族历史有些许了解，是因为上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的一个画家谱树的作业。
父亲当时在某个遥远的港口——马尼拉、关岛或新加坡，我打算只采访我母亲。她讨厌谈论过去，但为了我的教育，她几乎愿意做任何事。
我见过外祖母和姨母，暑假去釜山旅行时也见过姨母的两个孩子，所以我以为自己了解母亲那边的家族情况。
我坐在客厅里高高的吧台旁，从那里能看到厨房。分隔两个房间的白色木制百叶门开着，这让我能面朝着忙碌中的母亲。这是我在家里最喜欢的位置，因为我坐在黄色乙烯基旋转式酒吧高脚凳上会感觉自己很高，而且旁边就是高飞狗脑袋形状的陶瓷饼干罐。我打算等画完家谱树作业后就吃一块饼干，不过，眼下我打开有加菲猫图案的笔记本，专注于手头的作业。
“外婆叫什么名字？”我问话间，想象着外祖母的双手在流水下面唰唰淘米的样子。母亲刚喂了家里的两只猫，这会儿开始在水槽旁的拉出式砧板上切葱。
“赵成元。赵拼作C-H-O，成元可以拼成S-U-N-G-W-O-O-N。”
“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我不叫他外公是因为我甚至都没见过他的照片，没能建立起他是我外祖父的情感联系。
“河朱乙（Ha Jum-ewl）。”说完她也拼读了这个名字。
“你的爷爷奶奶叫什么呢？”
“嗯，我不知道。”她摇摇头说，“韩国人不直呼老年人的名字。”
“好吧，那……孩子们都叫什么名字？”我给母亲和她的姐姐，即我的姨母画了两条线。
母亲拼读了姨母的名字，然后是她自己的。接着她从砧板上扫掉一些葱花，倚靠在砧板上。她的目光集中在身前两英尺外的墙上，说：“我还有一个哥哥和另外一个姐姐。”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吓得铅笔差点掉落。
“我哥哥在战争中失踪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再也没有见过他。”
“你当时多大？”
“啊，大概和你差不多年纪。”她说话间目光依然盯着墙壁。
我试着想象突然间再也见不到哥哥该是怎样一种感觉，尽管我那时就不怎么能见到他了，因为他是个大孩子，已经在准备念大学了，但“再也没有”这个词还是压垮了我。一种冲动涌上心头，我想把自己的家庭作业撕成碎片，但又担心这会让父母和老师失望，他们信任我，并为我的教育投入了许多。
母亲好像迷失在了梦中。
“那你的那个姐姐呢？”我问。
“我姐姐春子……她当时是我们三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她是我的最爱……”
“她怎么了？”
“她在你出生前就死了。”她的目光终于和我的连接在一起，我们两个默默地注视着彼此，墙壁上安装的荧光灯管发出的嗡嗡声让那一刻显得越发寂静。“哎呀！Dap-dap-eu-rah。”
“Dap-dap-eu-rah”——意思是“我快窒息了”——是想表达一种令人窒息的悲伤。
我母亲的哥哥，即我外祖母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在1950年战争开始时就失踪了。他的尸体没有被人发现过，家人无法正式宣告他的死亡，他们也不愿相信他已永远消失。历史记录后来将他的消失归入“失踪或受伤”这一模棱两可的统计类别，属于该分类的人数为两百万。
1953年签署停战协定时，美国与朝鲜协定，将以和平条约的形式结束战争，分裂的国家将在六个月内统一。超过三分之一的幸存人口被分隔在分界线的两边，与亲人失散，停战协定承诺他们将很快团聚。
这就意味着，一旦分界线重新开放，我失踪的舅舅就有可能重新出现。但这些承诺均未兑现，停战协定的签署方自此以后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我母亲的家人从来没能确定：我舅舅是死亡了、叛逃了，抑或只是在1953年7月27日去错了地方。
其他家庭——足够幸运，活得足够长久的那些——将等待四十、五十、六十年，才能在受国家监督的探访中与失散的兄弟姐妹团聚几个小时。家庭团聚将在停战协定签署后的第四个十年里开始，每隔几年举行一次，以作为南北双方善意的表示，每次只有少数申请者能获得探亲许可。
举例来说，2018年8月，在分开超过六十五年的岁月后，57000名申请者中仅有89人能见到失散的家庭成员。九十二岁的母亲李金纤（Lee Keum-seom）自1950年以来第一次得以见到自己的儿子，母子二人在战乱中失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喊着他的名字，哭了整整一年……他当时才只有四岁。
但是，20世纪50和60年代，我母亲还在半岛生活时，韩国家庭却只能表现得仿佛失踪的亲人已经死亡。如果政府怀疑他们与北部有任何联系，即便是意外的联系，他们也可能被当作国家敌人而遭受迫害。因此我的家人再也不提我舅舅的名字了，外祖母收留了舅舅五岁的儿子振浩（Jinho），将他当作第五个孩子来抚养，而振浩只是数百万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之一。
自然原因：并非由外部力量直接引起的身体疾病或内部故障。
多年来，关于外祖父，母亲唯一能讲的事是，“他死于朝鲜战争时期”。我最终得知，外祖父并非死于炸弹或子弹，而是死于胃癌。
让外祖父病情复杂化的原因是，战争发生的前六个月里，所有医院都被烧毁了，这是美国摧毁民间机构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在官方文件中称之为“军事目标”。外祖父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时，已经没有能够治病的地方了。
基础设施的匮乏，食物的不安全，幸存者在战后所受的折磨将贯穿整个50年代，并将延续到60年代。
母亲的姐姐春子也在1961年死于胃癌，时年仅二十六岁。
我不仅要质疑春子患病时的健康状况，还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年轻的一位女性患上了胃癌。我记得自己在研究中发现的那些韩国人的故事，他们靠从美军基地的垃圾桶里捡拾吃剩的热狗和汉堡包幸存下来，我想知道春子的病在多大程度上与恶劣的饮食有关。我记得母亲给我讲过，她的家人在战争（后）岁月吃过的那些东西：我们过去经常抓蜘蛛和蚱蜢，有时也抓小鸟，然后架到火上烤熟。蜘蛛的味道相当不错，不过小鸟几乎都没有肉。几乎犯不上拔毛和做清洁，因为我们差不多会一口吞，连骨带毛！
母亲最早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63年她二十二岁时，照片中的她魅力十足，梳着蜂窝头，披着一条露肩人造毛披肩，画着黑色的烟熏妆眼线，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和酒窝。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我死去的姨母，还是其他任何家庭成员，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已经将母亲的那个形象内化成了女性美的缩影，因此我很难想象一个比她还要迷人的姨母。我幸存下来的姨母后来证实，死去的那位姨母超凡脱俗，足以把任何女人都衬托得平凡无奇。
她也证实了故事的其他部分，用一个词就回答了我蹩脚的韩语：“Geu-reh。”意思是“正确”。
“春子姨母死于胃癌？”
“正确。”
“你大哥在战争中失踪了？”
“正确。”答完她也会加上自己的问题，“你觉得他还活着吗？他活到现在的话，差不多得有九十岁了。他有可能还活在朝鲜吗？”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2006
母亲和我坐在她的公寓里，吃着用生菜叶包的烤肉和米饭。在吃东西的间歇，她透露了一个有关她死去的美丽姐姐的秘密。
“我姐姐有两个孩子，你知道。都是男孩。”
“啊，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没人知道。他们就那样消失了。”她咬一口菜包饭，然后开始咀嚼。
“你说‘他们就那样消失了’是什么意思？”我等着她咀嚼和吞咽，再吃一口，再次咀嚼和吞咽，直至一口气吃完整个饭包。
“你知道，在韩国，孩子们属于父亲。”她说着开始做下一个饭包，“没有人知道姐姐死后，那个男人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他们被抛弃了，后来被人收养，现在生活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叫安德鲁、克里斯托弗之类的名字，或者也可能在法国，那就叫安德烈和克里斯托夫。
我想到成长过程中认识的几个被领养的孩子，他们被改了名字，叫作凯西、科迪和罗伯特。他们的韩国名字被遗忘和替换了。他们的生日也被改写成他们被领养的日期。官方记录宣告他们的韩国家人已经死亡，孩子们被告知再也不能提他们的名字。
得知自己有两个失踪的表兄时，我刚研究过自己的家族历史与跨国领养历史之间的关系。跨国领养是韩国于1954年作为一项救援任务开展的，以期为朝鲜战争的孤儿寻找美国领养家庭，但很快它就沦为社会福利的替代品，以及政府为摆脱不想要的人口所制定的一项政策。
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以“一民主义”为座右铭，公开谴责“嫁给美国佬的女性及混血儿”是一项“社会危机”。他签署了一道总统令，将这些孩子都安置在跨国收养机构，以解决“美国大兵婴儿问题”。美国的宣传将被社会排斥的贫穷混血儿描述为最容易落入敌对阵营魔爪的人，因此美国人将通过拯救他们来履行自身的爱国职责。
与此同时，韩国的社会工作者也发起了激进的运动，以说服在军营工作的母亲：国家不能为她们的孩子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帮助，那些孩子就应该待在他们父亲所属的国家。的确，法律也正是如此规定的。韩国母亲与外国父亲所生的孩子将不被允许入读公立学校，也不可能登记成为韩国公民。早在我出生很久以前，李承晚的政策就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流亡命运。
韩国的领养计划，美国从敌对阵营及“亚洲人对人类生命的漠视”中拯救韩国儿童的运动都很成功，到60年代时，韩国的社会工作者不得不将招募范围扩大到其他边缘人群。 [1] “纯种”韩国人后代中的单身母亲和贫困家庭成为新的目标。领养机构不再为有需要的儿童寻找接收家庭，而是开始寻找可供安置的儿童，以便源源不断地向西方提供韩国待领养儿童。一位韩国社工曾公开谈论这种行为：我误解了自己的工作，以为我应该强迫亲生母亲放弃她们的孩子。 [2]
在许多韩国人心目中，美国成了一个神话之地，那里没有贫穷和种族主义问题，任何人都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一位将自己的两个美韩混血孩子交给收养机构的妇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的大儿子回到家中，裤子被他自己的尿浸透了，而且被冻住了。孩子们欺负他，说：“你的阴茎一定很大，让我看看。”……我找他们谈了大约一个月，说：“我们等你们的父亲已经很久了，但他一直没回来。你们如果留在这里，将持续面临歧视。但在美国就没有这种事。”
华盛顿州奇黑利斯市，1977
那是我一年级时的一个和煦秋日，我刚在家附近的公交车站下车，邻居家的金发女霸凌者便在身后叫住我。
“等等！等等！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我转过身，看见她蹲下身子，朝一小片橡树林下的阴凉草地望去。我停下脚步，试探着朝她的方向走去。等我走到差不多能越过她的肩膀看清那边的东西后，她一跃而起，手里拿着一把生锈的锤头冲我挥舞起来。我跑了起来，本以为自己甩掉她了，结果却意识到，她只是停下来，将锤头放进一坨刚拉的狗屎里浸蘸。之后她又开始追我，用那把蘸满屎的武器瞄准我的脑袋。公交车站的另一个孩子也加入进来，一起对付我。他将我按倒在地，金发女霸凌者把锤头举到我脸上，但我不知怎的竟然挣脱了，并跑了起来。
我的身体里涌动着恐惧，我感觉自己踩到了一团稀泥，滑进了一条水沟。我仰面着地，透过光影斑驳的金色和绿色树梢，能看到蓝得罕有的天空。涓涓冷水沿着我的脖子流下，浸透了红色灯芯绒夹克的背部，母亲早上才刚帮我洗干净。这么快就弄脏了，我想象着她该多难过，眼泪流了下来。我紧紧地闭上眼睛，好让那个金发女霸凌者看不见我在哭，但我听到她在水沟上面咯咯地笑。
“吃狗肉的家伙！”她高喊着，将锤头扔到我旁边的水里，泥巴和粪便溅落在我的夹克上。
在十五岁到二十一岁之间的某个时间，母亲从祖辈居住的昌宁郡来到港口城市釜山寻找工作。这件事我是通过拼凑两条证据知道的：据我在韩国的表亲说，母亲在昌宁郡上过一两年高中；二十一岁时，她在釜山怀上了我哥哥。只有第二条能得到证实。
母亲从未清楚地讲述过她成年后的任何故事，不过在她人生最后十年的晚餐谈话中，她的确留下了一些信息碎片。有时候，她会详细描绘记忆中战后韩国的某个人物或场景，在这个过程中，她让我了解了故事的大概。
母亲虽然失去了半数的家人，却似乎仍然心胸开朗。她满怀同情地说起生活中的其他幸存者。因为战争的破坏性影响，整个国家依然风雨飘摇，但在她周围，各个年龄的人们都在努力谋生：将一捆捆沉重的白菜搬到城中市场售卖的外祖母、退学到工厂里长日劳作的女孩、偷狗并宰了卖狗肉的男人。她不能承认自己对狗肉贩子心怀怜悯，因为那些人被视为社会的渣滓，任何高尚的人都不会为他们这份工作的肮脏和不诚实辩解。她自己的一只狗甚至也被他们谋害，变成了狗肉。她痛恨他们抢走了自己的宠物，还把狗肉贩子不值得关心这样的大众观点内化了，尽管如此，她仍然忍不住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走上了这条道路。从某种层面来说，她也同情他们。
她有个邻居，一个小男孩，她特别温柔地观察着他。男孩是个卖红豆冰的小贩，大约八九岁。盛夏时节，他即使把篮子盖起来也挡不住阳光，冰块融化成污水的速度比他卖货的速度快得多。在那些酷热的日子里，男孩蹲在路边沮丧地大哭，红豆糖水在尘土中汇成一条条小河。我母亲只要还有足够的零钱，就会买一两块冰，让他免受失败的耻辱。
这些是母亲与我分享过的一些碎片经历，不过，她从没谈论过自己的工作。我一直想知道，她是搬去釜山时就已经知道自己要在那里做什么，还是说她过去时另有目的，只是被引诱进入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职业。也许她之前就看见过当地女孩和美军士兵在美国海军基地里手拉手的情景，美国士兵送了大量糖果和香水给她们作为礼物，她惊叹于军营环境的舒适。士兵们一定表现得一无所求。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她要成为那些女孩之中的一员吗？
幸存下来的那位姨母比母亲大十六岁，就像是她的另一位母亲。其实姨母的孩子们只比我母亲小几岁。因此在姨父去世之时，姨母家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了，她得以有更多时间来照顾我母亲。不过，即便她为她的小妹妹操碎了心，也仍然无法保护她免受一切伤害。
母亲梦想着能接受教育，但她是个女孩。女孩们帮家里的兄弟支付教育费用，自己却无法上学。母亲在釜山工作时，振浩正准备念大学。
20世纪60年代，战后重建、城市化和快速工业化发展让韩国正经受大规模转型的阵痛。乡村的人搬进城市，在新兴的工厂中寻找工作。1963年，朴正熙掌权后，实施了一系列经济计划，将工业放在第一位，社会福利排在最后。他告诉人民，他们的任务是多干活少挣钱，以此来重建国家。苦难将成为衡量优秀公民的标准。
美军基地周围建起了酒吧和夜总会，如此一来，士兵们就能够感受女性的抚慰。有抱负的表演者们唱歌跳舞，漂亮女孩们在酒吧里卖酒以赚取佣金，同男人们聊天。韩国人成群结队地前往基地，哪怕只为了乞讨残羹冷炙、在垃圾堆里搜寻剩饭。对一些妇女来说，从在垃圾中觅食到用服务换取食物，是一个小小的飞跃。用性换取餐食。在黑市售卖食物，用售得的钱购买更多食物。随着债务与日俱增，便有人在夜总会出售性服务以购买比食物更昂贵的东西。这些都是人们为了生存而做过的事情。
由于朝鲜战争一直未能结束，美军基地及满足他们需求的服务业蓬勃发展，但公众对于美军驻兵韩国的态度依然是矛盾的。发展初期的韩国在国家和经济安全层面都依赖美国，基地提供了普通人生存所需的大部分货币。韩国人对工作机会心怀感激，但愤恨情绪依然高涨，因为美国人享有绝大多数韩国人从来无法想象的特权——宽敞的住宿条件、源源不断的食物供应、有保证的妇女陪伴。
有两个专为非精英家庭出身的年轻女性提供岗位的场所，即工厂和军事基地。我想，母亲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选择了后者。她或许被美军基地吸引了，因为那里有着丰富的异国食物，因为那里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奢侈的小物品，有时还有登台演唱的机会。与工厂相比，营地里的大部分工作工时更短，潜在收入更高。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美国的魅力，承诺了有一天能通过与美国士兵共同建立生活而搬到美国的可能性。这些情况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我母亲，以及其他和她一样的数百万女性，都打了一个赌。
我不知道姨母是否尝试过让母亲相信，那样的地方会在一定程度上毁掉她。或者我母亲也许已经知晓这一点，而且吸引她的正是毁灭的可能性本身。也许，对于进入营地之前的生活，她并没有什么是想保持原样的，在一个不计后果的时刻，她一头扎进了美国小镇的未知水域。说到底，她又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涌入美军基地的女人们不可能预见这样的后果。酒吧女招待、俱乐部女老板、歌手、舞女、妓女、女服务员、为士兵提供便利物品的商店店主、为娱乐人员梳头的美容师、买卖营地福利商品的黑市商贩、留意路边口哨声的行人——所有这些女人都被打上了“西方公主”和“美国佬妓女”的标签。她们与不被家人接受的男人随便搅和在一起，而且是在肮脏的环境中，这本来就已经够糟糕的了，更糟糕的是，那些男人还是美国人——韩国人感激和服从的美国人。这是对国家的一种侮辱。尽管韩国从美国军队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甚至连政府都在大力推动营地周围性产业的发展，将之作为一种“外交”形式，但女性性工作者们却逐渐被剥夺了权利。韩国社会激烈地辱骂这些女人，以至于她们不可能在“正常”社会中生活。父亲们与靠劳动来偿还家庭债务的女儿断绝关系是合法的。有些女人甚至在施虐者手中丧了命——施虐的男人，却从未受到惩罚。
美国的诱惑力掩盖了这份工作的危险性——拥有治外法权保护的醉酒士兵可能会做出致死的暴力行为。俱乐部老板派“狡猾的小子们”去猎捕不守规矩的女孩。她们生下的孩子将成为无国籍的人。她们很快就会在流沙中沉沦，只有两条出路——死亡，或与美国人结婚。
华盛顿州奇黑利斯市，1987
这是我高中二年级那年的春天，我正在上历史课。一个名叫约翰的男孩坐在我后排，正小声叫着我的名字。我努力不去理会，因为他的言论往往隐约与性相关，会让大家去关注我正在发育的身体，但与此同时，他也是学校最聪明的学生之一，有时还是与我一起对抗每日无知浪潮的盟友。这一次，他说的话让我猝不及防。
“嘿，格蕾丝？你妈妈是战争新娘吗？”他说这话时，语气中稍带嘲讽。我没有回应。他又问：“你妈妈是战争新娘吗？”
我不明白这个问题，脑子里开始思考，朝鲜战争发生在50年代，但我父母是在1971年结的婚，那我母亲怎么可能是战争新娘呢？
“我听说她是。”他说。
我想让这个问题平息下去，便说：“我妈妈来自韩国，不是越南。”
我这时尚未意识到，韩国仍处于战争之中。
我父母从未谈论过他们是如何及何时相遇的，但从父亲死后留下的战争纪念品来看，我知道他1968年驻扎在越南。到1970年，母亲已经怀上了我，于是决定结婚。
据姨母说，母亲整个孕期总有一种无法餍足的饥饿感。她想吃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又弄不到，因此很难开口。于是她会开口要那些她知道自己能得到的东西。她会对姨母说：“姐姐呀，请为我做饭吧。”母亲会在所有能吃到的食物中特别挑出一道菜。“姐姐呀，请给我做一些绿豆粥。”她几乎每天都点名要吃绿豆粥，如果姨母提议换换口味，母亲就会坚持：“但是宝宝想吃的是绿豆粥。”即便是还没有怀孕的时候，母亲也会有搜寻她馋的东西的习惯，然后沉溺于其中。
她那时是一位单身母亲，不顾万难抚养着时年六岁的哥哥。在那个年代，直至今日也仍是如此，婚外性行为都是严重违背韩国女人文化规范的行为，家里的男人有时会伪造领养文件，把单身母亲所生的孩子送走。女性如果表现出性越轨的身体证据——以孩子和怀孕的形式——将会被排挤到社会边缘。我母亲也不例外。唯一比单身母亲更受鄙视的韩国女人，即那些“与外国人混在一起的”女人，因为她们是妓女，也是叛国者。
尽管不断有人提醒我母亲，她正在将孩子推向一个绝望的未来，但她依然不肯放弃我哥哥。相反，她下定决心要和他在美国建立一个家庭，而我父亲打算让那个梦想成为现实。母亲即将与父亲结婚的事实可能让姨母和外祖母松了口气，但这并没有为母亲赢得其他韩国人的一丝尊重。
当时五十一岁的父亲是称职的，他承诺到远方重新开始，这给了我母亲一些安慰。他的存在提醒着美好的日子即将到来，不过在他们关系的早期，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美国，而母亲在韩国等待。父亲在家里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以便与我母亲结婚。
母亲在等待期间变得很孤独。我不知道她是否也开始担心，他会像其他许多美国士兵一样消失，只在身后留下一串孩子。没有结婚证，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父亲的归来。除了她在美国开始新生活的美好梦想，还有一个噩梦般的阴影——另一个混血儿即将诞生，她要么被迫将之送走，要么将其带入一个无国籍的无助境地。
为了振奋精神头，她有时会去美容院，但她对西方发型和服装的偏爱却成了她是美国佬女友的标志。有一天，她把头发做成了外翻型，步行回家的途中，晃动的头发和高跟鞋敲击路面的声音为她的步伐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活力。一个男人在她身后喊道：“嘿！嘿！韩国小姐！你要去哪里？”他跟了她一条街，一直喊着：“嘿，韩国小姐！你以为你要去哪里？”
正如母亲告诉我的那般，这个故事到此结束，但在我的脑海中，这段插曲却引出了另一个故事。也许那个男人朝她的头发吐了口水，或者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推倒在地。或许他强奸了她，用以象征从美国人手中夺回土地。或许是这次强奸造成了她在怀上我之前的那次怀孕，也就是她流产的那次，为此，我父亲把她打到耳膜破裂。我在对作为美国军事人员性伴侣的韩国女性做研究时看到的暴力事件激发了我的这些想象。同样起到推动作用的，还有我对童年父母之间冲突的记忆。来啊，再来把我的耳膜打破呀，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家伙！
怀我的时候，她会经常打电话叫姨母过来探望自己。姨母每次过来，都会给母亲按摩脚掌，梳理头发，给她的肚子擦药膏。有一天在打牌的时候，母亲跟姨母说了一个会让所有偷听者都感到震惊的秘密：“我希望这次能生个女孩。”
她已经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事实让她希望第二个孩子能是个女孩。此外，这个孩子将在美国长大，母亲已经了解到，在美国，女人能干大事。
我在她体内长大，她的孤独也日深。每次到了姨母要走的时候，母亲都会变得很绝望。她会把姨母的鞋子藏起来，恳求说：“请多待一会儿啊，姐姐。你不必非得现在就走。”她们的分别变得越来越惆怅，次年，我父母结婚后，当母亲即将带着哥哥和我乘坐飞机离开时，变成姨母恳求母亲不要走了。
这样的场景每年夏天都会重演，并在1976年我们最终离开时达到了高潮，那是我对韩国最后也最持久的童年记忆。
在金海国际机场的一个登机口，空气中充斥着浓烈的烟味和8月的潮气。姨母跪在地上，紧紧抓着我母亲的胳膊，哭号着喊她的“小妹妹”。“小妹啊！小妹啊！小妹啊……小妹啊……”姨母穿着韩服，被拖曳着前行。母亲感到羞愧，挣脱了出来。姨母抓着母亲烫过的短发。她用颤抖的声音喊道：“别走，小妹啊，别走。”
[1] Arissa H.Oh, To Save the Children of Korea:The Cold War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Adoption （Stanford, CA: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2015）, 27.
[2] Oh, To Save the Children ,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