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友好城市
华盛顿州奇黑利斯市，1977
人口：5727
韩裔数量：3
“中国人，日本人。”一个孩子先是将眼皮向上拉，再往下拽，做眯眯眼状。“脏膝盖，小咪咪。”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自己的乳头，将胸前的衣服拉起来，模拟女人的胸部。
一开始我愣在那里，哑口无言，然后才想到反驳之词。“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
这样的场景每隔几天就会在课间休息时重演一次，因为我总是独自在小学操场那些一直很潮湿的木头玩具上玩耍。嘲笑我的往往是一个男孩或者一群男孩。每发生一次，我的回答速度都会变得快一点。“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有时还会加一句，“我是韩国人。”
随着次数的增多，我的答案也在不断变化。“我是半个韩国人。”我希望远离那些让吊梢眼和女人的胸部显得很可耻的话语，但为时已晚。羞耻感已经深入我的内心。
中国人，日本人……
“我是半个美国人，”我说，“我父亲是美国人。”时间够久之后，我学会了不提我母亲。
开车沿5号州际公路从西雅图前往波特兰的途中，在茂密的常青树过渡到广袤牧场的地方，你会看见路旁有一块双面广告牌，上面是山姆大叔的画像。两个方向的路人都能读到他的话语：孟加拉国有干净的空气，但你想住在那里吗？以及艾滋：把水果变成蔬菜的神奇疾病。
这块广告牌属于阿尔弗雷德·汉密尔顿的孩子们，伯德夫人
的公路美化法案禁止在州际公路上打广告，身为农民的汉密尔顿却无视禁令，于20世纪60年代初竖起了这块广告牌。这块指示牌的目的在于“用大写字母的形式传播他的保守观点”。
[1]
拒绝墨西哥奥林匹克运动队？所有跑步和游泳运动员都在这里！
就在你开始消化山姆大叔呈上的右翼爱国主义时，你会看到“76号出口：华盛顿州奇黑利斯市13街”的标识牌——那是我父亲的故乡，我长大的地方。1972年夏天，我一岁半、哥哥八岁时，我们随母亲一道从釜山移民到奇黑利斯，与父亲一起生活。
我们是最早定居那里的亚洲人，几十年里的第一批移民。
我的父母从未谈论过我们为什么要搬去美国，但是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成长岁月，我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说辞：这里比韩国好。虽然不了解我们移民的原委，但不知为何，我却知道我们应该感恩。
父亲的家族在奇黑利斯渊源很深，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他的祖父母是自耕农，从田纳西州和新斯科舍省向西行进，在从原住民那里偷来的土地上，靠着太平洋西北地区的丰厚收成为生，奇黑利斯这个名字就源于原住民的族名。在美国历史上，像我曾祖父母这样的人被誉为帮助开拓西北地区的勇敢先驱，而奇黑利斯人作为一个族群，甚至未获承认——他们的名字脱离了实际含义，沦为一个外语单词。根据小城官方网站，这个印第安词的意思是“流动、闪耀的沙子”。
像我母亲这类人的故事，也被排除在那段历史之外。她的勇敢没有得到承认，而且不同于我父亲的祖父母，她的迁徙是独自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在没有韩国男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出行的韩国女人会被打上不得体的标签，而韩国女人若是前往美国，不管是同美国男人一起，还是奔赴一个美国男人，都会因为太过肮脏不再被视为韩国人。和所有同美国丈夫一起逃离的韩国女人一样，我母亲也被当成了一名死亡人口。这些女性一旦到了美国，就再也不可能真正返回。
她可能对我父亲及她即将居住的新世界有疑虑，但她一定也知道，她在韩国已经一无所有，已经不可能再开辟一个有价值的未来。所以她坐上了那架飞往美国的飞机，打算在一个她听说能接受跨种族婚姻与混血孩子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但在1972年，美国尚未经历新闻中所谓的“美国褐变”。取消对非白人移民进行限制的1965年移民法案才通过没多久，要到若干年后才有大批韩国移民前往洛杉矶、纽约、芝加哥和西雅图等城市，我们比他们要早。而且他们的目的地不是我父亲家乡这个只有五千人口的经济萧条的小城。
在我母亲搬来之前，奇黑利斯的绝大多数人都从未在生活中遇见过真正的活生生的移民。如果他们能穿透表面，或许会发现，我母亲并非那种坚守自身外国生活方式的移民，不会像瘟疫一样传播这种生活方式，并且从合法的美国人手中夺走一切。那样的移民在我们的小镇并不存在，他们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右翼媒体各种想象的集合：黄祸、外来人入侵、美国社会结构被外国人之手打破。
是的，母亲想成为美国人。她努力成为美国人，顺应她所学到的每一种新习俗。除了别人不想做的工作，她什么都不要，她只拿最低工资，或者在半夜工作。仇视移民者即便是在与她面对面打过交道之后，依然不能真正看见她，于是她成了他们口中有血有肉的稻草人。
然而，在我们第一次抵达奇黑利斯时，76号出口的标志却是充满希望的，仿佛在说：欢迎来到友好城市。
奇黑利斯是一个邻里关系和睦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不打招呼就登门拜访，如果是认识的人，他们会邀请你进屋喝杯咖啡、软饮，吃些饼干。
父亲是我们家里唯一一个镇上绝大多数人都真正认识的人。不管我们去哪里，人们似乎都喜欢他、尊敬他。有时他们还会将我拉到一边，说：“你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你知道吗？”
但母亲的熟人却总是在变化，因为她倾向于同其他外来人及在她之后到来的移民交往，但那些人大多在奇黑利斯待的时间都不长。有过一个叫奥利的黑人男人，还有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菲律宾人。母亲倒是也和一个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女人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是位白人女性，年纪足够当她的祖母。这位白人女性名叫埃塞尔，住在圣海伦公寓，镇上图书与美术用品商店“图书与画笔”部的楼上。母亲定期去看望埃塞尔，直至其在80年代中期去世为止。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前后，母亲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症的迹象。
我不确定哥哥是什么感觉。因为年龄的差异，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我二十岁出头时，他告诉我，他觉得奇黑利斯没有我说的那么糟。“那是因为你是男孩。”我说。“韩国的种族主义问题更严重。”他反击道。两种说法可能都是对的。但不管怎么说，他在高中阶段似乎的确拥有一些社交生活。
至于我呢，我只有一位真正的关系持久的朋友。
1978
现在是课间休息时间，我一个人在木头玩具上玩，一只手抓着滑竿，围着它转圈。班上的一个金发女孩抓住我旁边的滑竿，开始模仿我的动作。我看了她一眼，对她要说的话感到担忧。我们绕着滑竿继续安静地转圈，气氛越来越紧张。终于，她打破了沉默。
“你是韩国人吗？”
我对她的问题感到惊讶。“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她是第一个没有称呼我为中国人或日本人的孩子。
“我父母接待过一家从韩国来的人，他们也去过首尔。”她说。
几十年后，我将会感到惊叹，一对美国小镇出身的白人夫妇竟然会在20世纪70年代去韩国度假，这是多么罕见的一件事。
我们互问了名字——她叫珍妮——然后继续围着平行的圈子转圈。第二天课间休息时，我们开始一起玩，第三天也是，很快我们开始在每天放学后见面。在她家，我们吃自制的芬兰小豆蔻酥皮糕点和加了奶油干酪粒的瓦萨牌面包。在我家，母亲会提前结束午睡，给大餐桌铺上她亲手缝制的橙色亚麻餐巾、水晶盘子和小银叉，以供我们吃午茶点心，一般是新鲜水果：草莓、蘸过糖粉的大块蜜瓜。珍妮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应对未来冲击的精神盔甲。
与我家人有直接往来的人们——学校老师、隔壁邻居、父亲的朋友和亲人——一般都很友善，对我们都很好。而在奇黑利斯六平方英里镇区以外生活的，是乡巴佬、红脖子、屎壳郎，我们高中的孩子们这样称呼他们，他们有时也这样自称。他们因为与汉密尔顿农场广告牌上的山姆大叔持相同观点而闻名。不过城镇与乡村的分界线是敞开的，那就等于，我们既生活在包容移民的人群之中，也生活在想让我们“滚回家”的人群之中。
为了在父亲的家乡生存，我们有时不得不把自己隐藏起来。我母亲试着只讲英语，以尽力消除口音中的外国人色彩，除了韩国食物的名字和没有对应翻译的物品之外。甚至在家里的时候，她和她的韩国小孩在一起也只讲英语。于是我成了局外人，不光针对我成长的小镇而言，也针对我出生国度的语言而言。我将永远被排除在“woori mal”——意为“我们的语言”，是韩国人对韩语的称呼——所指的这个“我们”之外。暑假时，我会在首尔没有窗户的教室里学习韩语，让我的发音符合标准口音，但几十年后，我在对韩国人说起“我们的语言”时，依然会受到盘问。你是哪儿的人？你为什么说不好韩语？你母亲和父亲都是韩国人吗？不，他们会断定，你不是韩国人。
1980
四年级。这天，我刚来到珍妮家，这是我们如马拉松一般悠长的玩耍约会中的一次。她看到我来了，不像往日那般话多和兴奋，而是沉默不语，避免与我目光接触。
“怎么了？”我问，之后她才讲了起来。
“邻居问我妈妈，你真正的爸爸是谁！”她的脸涨红了，她哭了起来，“他们不相信你爸爸真的是你爸爸。我妈妈非常生气，告诉他们那不是真的，但他们不相信！”
我情绪激动，备觉脆弱，同时又感受到了珍妮家人的保护——珍妮母亲的愤怒反映了她的正义感，那或许是因为，她自己是一个芬兰移民的女儿。最重要的是，我很震惊。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家庭是一个丑闻，我第一次有机会能通过当地成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
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我和我父亲有多像？我们有着同样分明的下颌线、同样饱满的脸颊、同样呈丘比特之弓状的唇谷；我母亲几乎每次看我都会为这些相似之处感到惊叹。但白人却看不到这些。他们能看到的，只有我的韩国特征。被他们称为“中国佬”和“日本佬”的韩国人。
如果没有我父亲，那我是谁？但现在我和他的关系却受到了质疑，这样一来，我在这个镇上就更像个外国人了。从根本来说是不合法的。
奇黑利斯的种族歧视与肤色无关。除白色以外的所有肤色在这里都非常扎眼。你用两只手就能数清这里非白人人口的数量，黑色、棕色和黄色皮肤的都只是各有几个人。虽然我生活在那里的几年间，非白人人口的数量在缓慢增加，但这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进程。有时候，因为某桩悲剧，有色人种的数量会急剧下降。我哥哥所在的高中班级，有个名叫克里斯的黑人男孩自杀身亡，我不记得是吊死还是枪杀的。一个被领养的韩国女孩割腕后幸存下来，她的伤疤成了其他人取笑或怜悯的对象。她在我所在的高中念了一年左右，然后就消失了。我读初中时，班上有个叫卡丽的墨西哥女孩，她十二岁怀孕后就离开了。
然后是希娜，1987年过来的一个柬埔寨女孩。我们在同一个体育班级，她总是在更衣室找我说话：“你是这里唯一对我好的人。”
有一天，珍妮来找我，她为打字课上希娜的遭遇感到难过。希娜每天都坐在她旁边，这天希娜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打出了“每个人都恨我”这样的句子。他们骂我丑骂我蠢。他们叫我婊子。一行接一行的谩骂之词。
“麦克弗森小姐就不打算做什么吗？”珍妮问，“还是说，她打算把希娜的作业发下来，只在上面注明希娜每分钟打字的字数？”
到1987年，一些仇恨移民的人已经习惯了我家，但他们依然将定居在太平洋沿岸的亚裔视为威胁。有时候，他们对他者的恐惧一浪高过一浪，比如针对希娜这类新来的移民时；但也有时候，他们的恐惧只表现为小小的涟漪，是一种尚未成为公众议题的微型攻击。
我恨日本佬。他们正在接管一切。哦，但我不是在说你！你很好。你不一样。
这是一些我认为是朋友的人说的话。
一部分的我也认为自己是不同的，是一个美国化了的半美国人，但另一部分的我却完全能感受到这种侮辱所带来的刺痛。我拥有美亚混血儿的双重意识。
我自我贬低的那一部分无法处理这种无情的敌意。这里的环境对我来说充满敌意，但对我母亲来说则更加严重，多年来，在父亲出海的时候，她都只能独自一人在不友好的水域航行。她对成为美国人这件事抱有巨大的期盼。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有个上学日的早晨，我醒来发现母亲上完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七点的夜班回来后没有换上睡衣，而是换上了一套蓝色的涤纶套装，正对着镜子擦口红。
“妈妈，你要去哪儿？”
“西雅图。”她边说边抚平裤子上的褶皱。我很吃惊，没有人提前告诉我这件事。西雅图是我们参加文化活动和办“重要事情”的地方。
“真的吗？做什么？”
“我要去参加公民入籍测试。”
“那是什么？”
“是为了妈妈能在今天成为美国公民。我把麦片给你放在桌上了，去吃吧。”
她开车九十英里去了西雅图，在移民归化局待了一天，下午又开车驶了九十英里返回，到家后就开始做晚饭，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就又去接班了。
“测试怎么样？”那天晚上看到她后，我问她。
“什么都没发生。”
“你说‘什么都没发生’是什么意思？”
“你问我‘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没发生。我就是参加了测试，现在我要成为美国公民了。”
如此简单的一句事实陈述，但这个新身份将赋予她哪些新的特权呢？它会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好？也许换一个地方，我本可以发现个中区别。
1983
我今年十二岁。母亲来接我放学，我们驾车回家时，她开始怀疑有辆车在跟踪我们。她突然转向，试探那位司机。“我甩掉那个狗娘养的了。”她自言自语道，但片刻之后，男人又出现在后视镜中。恐惧攫住了我，我开始惧怕我们是不是他的猎物。《十三号星期五》和《月光光心慌慌》系列电影的画面填满了我的脑袋，我看见一个戴面具的杀手经过长时间的恐怖追逐后杀死了我们。接着我回到了现实。如果他要杀死我们，那他可能会用枪。我母亲加速，他也加速。母亲的每一个动作，他都会有样学样。这样的猫鼠游戏持续了一路，一直到母亲把车开到路边，停在前院边缘那棵爬满常春藤的橡树前面，而没有开进车道。那辆车就停在我们车后。我想母亲把车停在街上一定是不想让跟踪者知道这里就是我们家，尤其当家里只有我们母女两个人住，哥哥去念大学了，父亲远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时。
她下了车，冲到那个陌生人的车前，用拳头捶击挡风玻璃。“下车。”她厉声说。
我吓坏了，不敢离开座位，但我扭头想看清楚跟踪我们的是谁。车上有四个年轻的白人男子，他们的车窗都摇了下来。那个司机没动。
母亲又开始捶击挡风玻璃。“下车！”这一次她是在吼。
那人打开车门，从方向盘后面走了出来。是个十六七岁的瘦男孩，顶着一头蓬乱的棕色鬈发。他比母亲高一头，但母亲死死地盯着他，他在来回换脚，踢路边的小石子。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
男孩转身看向车内的朋友们。
“我问，你们为什么跟踪我？”她口齿清晰地将每个音节都发得非常夸张。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男孩重复了一遍，嘲笑她的口音。他的朋友们也都笑了起来。他又看了看他们，然后看着我母亲，开始发出愚蠢的声音，模仿一种假的亚洲语言。车上的男孩们捧腹大笑。
我绷直身体，因为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鼓了起来，她的鼻孔张得很大。她进入了战斗模式，不打算退缩。她向男孩走近一步，抻着脖子看他，拳头紧握在两侧。她的脸离他大约有六英寸，她大吼道：“离我和我的孩子远点！听清我的话了吗？”她的声音是如此之大，吓得他们再也笑不出来。“你们立刻给我滚蛋！我发誓，再让我看到你们，我绝对要杀了你们。”
跟踪者没有再还嘴，也没有再嘲笑她。他只是回到车上，驾车离开了。
三年后，我母亲将会受够感恩那一套，转而开始公开指责人们对她做的所有坏事。她将说出被跟踪、骚扰、迫害的经历。这个镇上的每个人都想袭击我。一开始，这似乎完全是出于理性，完全立足于现实。不是疯话。不是精神分裂症。
1986
那是我高二开学前的夏天，我暗恋了一年的男孩邀请我去他家。高一那一整年，我一直跟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玩，觉得他们是一群酷炫的另类人士。终于，他注意到我了！从他发出邀请，到约会日期真正到来之间的时日里，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想该穿什么，还幻想着他会爱上我。
我到了他家，因为期待而头脑眩晕，我穿的是一条新买的品红色筒裙。十分钟后，他邀请我去“嗨到飘”。
我一回到家，母亲就大声呼唤：“格蕾丝呀，快跟我说说！”我依然处在恍惚状态，害怕她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她深情地看着我，抓着我的手，叫我纯姬，那是她为我取的传统韩国名字，意思是“最纯真的女孩”。“纯姬呀，你是我最纯真的女孩，是不是呀？”此刻她对我说这些，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感到惊慌。更严重的是，愧疚与羞耻吞噬了我。
多年以后，我将会明白，纯真是她尤其希望我能拥有的另一样品质，因为她被剥夺了纯真。我的愧疚与羞耻将转化成愤怒。
一个月后，我开始了高二学年。我在练习网球，一边对着墙壁击球，一边等着轮到我上远处的球场发球。这是夏末完美的一天——天空是蓝色的，气温为23.89摄氏度，这种天气提醒你，你与某些更大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心痛是会过去的。我听着网球发出的砰砰声和嗖嗖声，让节奏抚慰我。
那男孩的三个朋友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围着我，将我逼到了墙边。他们奚落我。其中的一个抓住了我的球拍，另外两个将我按在地上。
我抬起头，所有人——教练也好，其他女孩也罢——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场于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袭击。我试图寻找珍妮，发现她在远处的球场，远到看不真切。但教练，现场唯一的成年人，就在离我最近的球场，和七八个女孩一起。他们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哪怕在我挣扎着从地上站起身，拂掉校服上的尘土，一瘸一拐地捡起男孩们扔在围栏旁的球拍时。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故意选择不看的，因为这就是奇黑利斯经常会发生的事。
那年秋天晚些时候，十五岁的我冲动之下差点自杀。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和父母发生了争吵。我，因为第一次性经历所遭受的创伤，尚不能说出那次性暴力事件。随着喉咙里发出的一声响亮哭声，我将极度的痛苦释放出来，随后冲进厨房朝刀架跑去。“我要杀了我自己！”我大喊着抓起菜刀。父亲从我手中夺走了刀，母亲站在后面连连喘气。我满脸是泪地瘫在地上。
“我恨这个地方！”我冲父亲喊道，“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
他看上去很震惊。“如果把你留在韩国，情况会更好吗？”
“韩国？这一切和韩国有什么关系？”我吼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西雅图生活？”
我深陷在自己的个人地狱之中，看不见在母亲所深陷的地狱里，烈火烧得更旺。
几个星期之后，我将发现她那时一直能幻听到声音，但家里没有人信我。那将成为另一个几乎压垮我的原因，但我会等待足够长的时间，直到走出奇黑利斯。而且她会鼓励我走出去。有一天，当我坐在餐桌边为初级学业能力倾向测验
做准备时，她走到我身旁，在我面前摆上几盘水果和馒头
，用手指为我梳理头发。“哈哈，乖孩子！努力学吧，去最好的大学，走得远远的。在这样的地方，你什么出息都不会有。”
二三十年后，我将回顾1986年，那就是母亲开始走向死亡的年份。
纽约市，2016
这是总统选举之夜，我从曼哈顿乘地铁回布鲁克林的路上，收到珍妮从西雅图发来的信息：“这发生了啥？”
“乡村白人选民的投票率高得异常。”我发信息回应。
“哦天哪。”她回复道。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在纽约市那个小小蓝色气泡中的朋友和同事们将会发出疑问：“给他投票的都是些什么人？”
对于自己童年遭遇的恶霸、强奸犯和仇外者，以及母亲面对过的所有不公，我心中压抑的愤怒将再度沸腾。有一件小事我将铭感于心，那便是我母亲永远都不必看见特朗普成为总统。这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八年了。
珍妮和我又发了几条信息，讨论乡村的动乱，以及我们即将面临的恐惧形势。“抱紧你的宝宝们。”她说。除了努力生存，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2016年大选之后，我开始阅读《我们最令人不安的疯狂：跨文化精神分裂症案例研究》。T.M.鲁尔曼在前言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点，即被我们称为“精神分裂症”的系列经历，既是一种生理疾病，也是一种社会疾病。鲁尔曼概括了几种社会性因素，这些因素现在已被研究广泛证实，不容争辩，而我母亲的情况占了六条因素中的五条。其中有三条总是与精神健康恶化所致的结果有关，分别为童年时期的社会逆境、低社会经济地位、生理或性创伤。另外两条从表面看则不那么明显，即移民和身为白人社区中的有色人种。
我母亲原本不一定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
我内心一直清楚这一点，但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下，我一直没办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论证。
这种风险是随着所谓的“种族密度”的增加而增加的：随着社区中非白人人口数量的减少，他们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会上升。 [2]
我想到了奇黑利斯，作为刘易斯县的县治所在地，那里有65%的选民都将选票投给了唐纳德·特朗普，自1972年我的韩国家庭搬去以来，那里就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
移民和有色人种的数量从三个增加到几百个，大多数移民来自墨西哥，但白人和基督徒依然占据镇子总人口数量的87%。
20世纪90年代，偶尔从大学回家探亲的时候，我听说过亚裔和墨西哥裔在仇恨犯罪中被打或被杀的传言，也听说过从前的同学变成新纳粹分子的事。尽管90年代曾经有过多元文化论的美好说辞，但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随着奇黑利斯移民数量的增加，种族主义情绪似乎有增无减。山姆大叔的广告牌将成为这种复燃的仇外情绪的反映：这是移民还是入侵？
2010年，城市议会担心“如果奇黑利斯市的负面新闻被曝光，当地媒体会用‘友好城市’这个昵称来进行反讽”，于是采纳了一个新的官方昵称。 [3] 现在这里被称为“玫瑰城市”。
2016年，奇黑利斯毗邻的“双子城市”森特勒利亚登上了人均三K党成员数量前十名城市名单，但长期以来三K党在刘易斯县也一直很活跃。1924年，奇黑利斯举办了一次地区聚会，有多达七万名三K党在集市聚集。《每日纪事报》1976年采访大巫师大卫·杜克
时，询问他是否有在奇黑利斯开设分会的计划，他答称该地区已有成员。
[4]
特朗普就职后放大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声音，那块广告牌又发布了另外一条极具争议的爆炸性声明：“自由即危险！奴隶制即和平！”
在奇黑利斯，“生存从来不是天注定”。
[1] Sarah Kershaw, “Highway's Message Board Now without a Messenger,”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8, 2004, http://www.nytimes.com/2004/11/28/us/highways-message-board-now-without-a-messenger.html?_r=0.
[2] T.M.Luhrmann and Jocelyn Morrow, eds., Our Most Troubling Madness: Case Studies in Schizophrenia across Culture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Press, 2016）, 21.
[3] Adam Pearson, “Forget Friendly–Chehalis Happy Being the Rose City,” Daily Chronicle , May 11, 2010, http://www.chronline.com/news/forget-friendly-chehalis-happy-being-the-rose-city/article_9874fcc4-5d20-11df-a354-001cc4c03286.html.
[4] “The Ku Klux Klan Was Strong in Lewis County,” Daily Chronicle , August 13, 2008, http://www.chronline.com/editorial/the-ku-klux-klan-was-strong-in-lewis-county/article_9a3f2a84-a35a-557e-b23f-6e3641e2e722.html; Brittany Voie, “Voice of Voie: Lewis County No Stranger to Far Right, Supremacist Groups,” Daily Chronicle , August 18, 2017, https://www.chronline.com/opinion/voice-of-voie-lewis-county-no-stranger-to-extreme-right/article_5bda9aa4-8490-11e7-81da-97c03aeb6b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