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渚宫今昔
——荆州篇一

老苏一家从嘉州（今乐山市）出发，沿着长江水路东行，1059年年底到达荆州，已近年关，一家人索性就在荆州过年，再择日由陆路北上赴京。在荆州休整过年期间，苏轼与苏辙兄弟俩陪着老苏游览了荆州的名胜古迹，苏轼在游览了渚宫后，留下了这首《渚宫》：

渚宫寂寞依古郢，
楚地荒茫非故基。

二王台阁已卤莽，
何况远问纵横时。

楚王猎罢击灵鼓，
猛士操舟张水嬉。

钓鱼不复数鱼鳖，
大鼎千石烹蛟螭。

当时郢人架宫殿，
意思绝妙般与倕。

飞楼百尺照湖水，
上有燕赵千峨眉。

临风扬扬意自得，
长使宋玉作楚辞。

秦兵西来取钟虡，
故宫禾黍秋离离。

千年壮观不可复，
今之存者盖已卑。

池空野迥楼阁小，
唯有深竹藏狐狸。

台中绛帐谁复见，
台下野水浮清漪。

绿窗朱户春昼闭，
想见深屋弹朱丝。

腐儒亦解爱声色，
何用白首谈孔姬。

沙泉半涸草堂在，
破窗无纸风飔飔。

陈公踪迹最未远，
七瑞寥落今何之。

百年人事知几变，
直恐荒废成空陂。

谁能为我访遗迹，
草间应有湘东碑。

渚宫是春秋时期楚成王所建的离宫，在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县城南。《左传·文公十年》：“（子西）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南朝梁元帝萧绎也曾在此即位，扩建宫苑，苏轼开篇说“渚宫寂寞依古郢，楚地荒茫非故基。二王台阁已卤莽，何况远问纵横时”，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楚成王熊恽，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生活在同一年代，他很有一番作为，楚国的势力迅速扩张，陈、蔡、郑、卫、鲁、曹等国均归顺于楚，形成与齐国争霸的局面。对楚国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楚成王也算是一代明君。楚成王的父亲楚文王迁都郢，楚成王则建了离宫渚宫。渚宫之美，苏轼诗曰：“当时郢人架宫殿，意思绝妙般与倕。飞楼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赵千峨眉。临风扬扬意自得，长使宋玉作楚辞。”说的是楚国人建这宫殿，工艺上可以媲美鲁班和尧舜时代的伟大工匠倕，宫殿四面环湖，楼高百尺，燕赵美女众多，楚成王洋洋得意，一众文人歌功颂德，歌舞升平，威武霸气。

如此盛世，当然少不了美食，“楚王猎罢击灵鼓，猛士操舟张水嬉。钓鱼不复数鱼鳖，大鼎千石烹蛟螭”，狩猎、捕鱼，场面宏伟壮观，收获也非常多，多到鱼和鳖都数不过来，怎么吃？“大鼎千石烹”，就是一锅煮熟了吃，估计味道不怎么样。古人的烹饪工具、食物和酱料的多样性、烹饪技术与我们今天根本没法比，在美食享受方面，我们比古人幸福太多了。

苏轼写这首诗时，距楚成王生活的年代约一千七百年，这样的场景当然只能靠想象，不过苏轼的想象是靠谱的。比如“楚王猎罢击灵鼓”，这是先秦社祭的一种仪式，《周礼·地官·鼓人》就有“以灵鼓鼓社祭”，郑玄注：“灵鼓，六面鼓也。”又比如说楚国盛产鳖，《左传·宣公四年》就有：“楚人献鼋于郑灵公。”楚国与齐国争霸的时候，郑国夹在中间，只能选一边站，郑国选择了与楚国结盟，所以楚国送了一只“大王八”给郑灵公。楚国这次送的“大王八”，还因为郑灵公分配不均引起政变，郑国因此大乱。学富五车的苏轼，想象起来当然有凭有据！

如此壮观的渚宫，在秦灭楚后，却是一片荒凉。荒草连天，禾黍遍地，池塘干涸，楼阁塌陷，乱竹横卧，狐狸出没。“台中绛帐谁复见，台下野水浮清漪。绿窗朱户春昼闭，想见深屋弹朱丝。腐儒亦解爱声色，何用白首谈孔姬。沙泉半涸草堂在，破窗无纸风飔飔。”苏轼用一系列的排比，述尽了世事沧桑。不仅楚王旧宫如此，连梁元帝也逃不过“百年人事知几变”的规律，诗中的“七瑞”，是梁元帝萧绎的小字，他曾被封为湘东王，“草间应有湘东碑”也是说他。当年萧绎在荆州登基，破侯景，平建康，何等威风！可惜未到两年，就兵败身亡。博学的苏轼，对前朝的掌故信手拈来，读来酣畅淋漓。

如果只是瞻仰古迹，发一段幽思，那就不是伟大的苏轼了，他写下这首诗，是从“百年人事知几变”中发出“直恐荒废成空陂”的警醒。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苏轼用的是“恐”，是对未来极端情况的提醒。苏轼写这首诗时，宋朝正处于太平、繁华的仁宗时代。仁宗在位期间，北宋的经济高度繁荣，科技、文化也有长足发展，史家将其统治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苏轼从大历史的角度，居安思危，这种大视野是超越同时代的政治家的。我们看看这一时代的大人物，如司马光还根本没有意识到潜伏着的危机，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思想不放，而即将登上历史舞台、把大宋政坛闹个地覆天翻的王安石，只讲宏伟理想，却不讲具体操作的可能性，小圈子用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此时的苏轼，才二十四岁，还未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已经有了如此大的格局和深刻的思考。

历史的发展，被苏轼不幸言中，就在苏轼发出这一警醒后，大宋王朝迅速进入衰落的轨迹：英宗仅在位四年，英年早逝，接着的神宗、哲宗，虽然想依靠变法挽救危机，但朝廷党争不断，内耗让大宋几乎耗尽了国运，随着一代昏君宋徽宗登场，北宋的“游戏”也宣告结束，这个过程只经过六十年左右，苏轼的政治生涯就是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这是北宋历史上的“垃圾时间”，也注定苏轼一生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

古人重视历史，也强调以史为鉴，但更多是以历史上的某人或某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属于战术层面；而如苏轼般用大历史的视角，从战略上思考国家兴衰规律的，并不多见。宋高宗说他“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也称赞他“王佐之才可大用”，直叹与苏轼“恨不同时”。很遗憾，历史不能重来，苏轼这一旷世奇才没被重用，北宋也迈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两者尽管没有因果关系，但从宋高宗的叹息中，我们也能体味到当中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