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吃雁
——荆州篇二

在荆州过了年，1060年正月，老苏家从荆州启程，经浰阳（今湖北钟祥市内），渡汉水至襄阳，过南阳、唐州、许州、汝州，抵达京师开封，一路游玩，一路诗歌。苏轼自荆州至京师，途中作诗三十八首，加上苏辙《栾城集》中所存七篇，后人编为《南行后集》。途中也吃了不少东西，作为一名“吃货”，苏轼对这些美食也记录了不少，我们来看看他吃了什么。

在《荆州十首》其九中，他说到了吃雁：

北雁来南国，依依似旅人。

纵横遭折翼，感恻为沾巾。

平日谁能挹，高飞不可驯。

故人持赠我，三嗅若为珍。

起因是“故人持赠我”——有一位老朋友给苏轼送了一只雁，吃雁是当时荆州人的风俗，地处长江以南的荆州，正是大雁南迁越冬之地，当地人捕得大雁宰杀，却让苏轼痛斥了一通。他说：大雁从北方来到南方，就如一位不忍离别的客人，却被你们荆州人折翅宰杀，这让我这个同是旅客的人起了恻隐之心，流下了眼泪，连毛巾都沾湿了。大雁啊大雁，你平日高高地飞在天上，谁又能够伤害到你呢？只因你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栖息地，以为作为客人会得到善待，却不料成为他们的盘中餐。老朋友抓了一只大雁送给我，我怎么忍心把它当成珍馐美馔？

在这里，苏轼用了“三嗅”这个典故，典故出自《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这段话说的是，子路陪孔子在山里走，在山涧的木桥上看到一只雌野鸡，野鸡发现了人，很警惕地向上飞，转了一圈又落下来。子路感叹说，这只野鸡真会掌握时机呀。子路撒下诱饵，但野鸡闻了几遍后还是飞走了。苏轼借用此典故，既表达了他只是闻闻大雁表示对送礼“故人”的尊重，但并不忍心吃大雁，也表达了野鸡对人类险恶用心足够警惕才逃脱灾难之意。他这是巧妙地用大雁对人类的信任、野鸡对人类的警惕而引发的不同结局，讲了他所悟出的为人处世之道。

苏轼生活的时代，大家是吃雁的，他虽“好吃”，却对吃雁不感兴趣。在《荆州十首》组诗中，第六首也同样说到吃雁：

太守王夫子，山东老俊髦。

壮年闻猛烈，白首见雄豪。

食雁君应厌，驱车我正劳。

中书有安石，慎勿赋离骚。

苏轼到了荆州，拜见了荆州太守王夫子，他称赞王太守老而益坚，是德高望重的杰出人物，壮年时就以勇猛刚烈而闻名，现在年纪大了，仍然雄壮豪放，鱼肉百姓之事肯定与王太守“无缘”。要赶路，所以拜见了王太守后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又认为当今朝廷里的宰相，有谢安之能，王太守一定不会如屈原般被放逐，落得只会赋《离骚》的下场。

在这首诗里“食雁君应厌”一句中，有这样一个典故。班固在《后汉书·王符列传》载：“渡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说的是后汉皇甫规很瞧不起来访的雁门太守，他问这位用钱买官的太守说：“你在雁门时吃的雁，味道好不好？”这话是对雁门太守搜刮民财的讽刺，恰好借用了雁门地名，后人就以“食雁”为讽贪官污吏之典。看来，苏轼不吃大雁，还与廉洁自律有关。

大雁又称野鹅，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如果现在吃就是违法了。全世界共有九种大雁，我国就有白额雁、鸿雁、豆雁、斑头雁和灰雁等七种，民间通称其为“大雁”。大雁是大型候鸟，每当秋冬季节，它们就从“老家”西伯利亚一带，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到我国的南方过冬；第二年春天，它们经过长途旅行，回到西伯利亚产蛋繁殖。大雁的飞行速度很快，每小时能飞六十至九十公里，几千公里的漫长旅途得飞上一两个月。大雁在长途旅行时会保持严格整齐的队形，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这是因为它们长途奔波，单靠一只雁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互相帮助，才能飞得快飞得远。领头的头雁在飞行的过程中，其身后会形成一个低气压区，紧跟其后的大雁就可以利用这个低气压区减少空气的阻力，有利于整个队伍的持续飞行。当然了，头雁体力消耗得很厉害，因而它常与别的大雁交换位置，幼鸟和体弱的鸟，大都插在队伍的中间。大雁还很忠于爱情，一群大雁里通常是一雌一雄配对，很少会出现单数，而如果一只死去，另一只也会自杀或者郁郁而亡。

古人看到这个现象，很自然地展开丰富的联想，比如称赞大雁“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全”：一队雁阵当中，总有老弱病残之辈，不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觅食为生，其余的壮年大雁，绝不会弃之不顾，养其老送其终，此为“仁”；雌雁雄雁相配，向来是从一而终，不论是雌雁死或是雄雁亡，剩下落单的一只孤雁，到死也不会再找别的伴侣，此为“义”；天空中的雁阵，飞行时或为“一”字，或为“人”字，古人想当然地以为它们是从头到尾依长幼之序而排，阵头都是由老雁引领，壮雁飞得再快，也不会赶超到老雁前边，此为“礼”；雁为难猎获之物，大雁落地歇息之际，群雁中会由孤雁放哨警戒，一旦发现有危险，则会鸣叫提醒伙伴们，此为“智”；大雁是南北迁徙的候鸟，因时节变换而迁动，从不爽期，此为“信”。

尽管雁为“五常俱全”之鸟，但古人一边赞赏不已，一边也吃个不停。《庄子·山木》讲了一个故事：庄子游山玩水，投宿到友人家，其友为招待庄子，欲杀“不鸣之雁”。这说明先秦时大家已经开始吃雁。《仪礼·士相见之礼》记载：“士相见，宾见主人要以雉为贽；下大夫相见，以雁为贽；上大夫相见，以羔为贽。”说明大雁是下大夫相见时赠送的礼物。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孔子问礼于老子”，年轻时的孔子向老子请教周礼之义，在出土的汉代石刻画像中，孔子见老子时，还带了一件“礼物”，这件被古人称为“贽”的见面礼，正是大雁。孔子用雁为“贽见礼”这件事，虽未见史料记载，但这一出土文物说明，用大雁作为见面礼，是汉代人常做之事，而且他们认为周朝的人就已经是这样做了。

大雁不仅作为士大夫的见面礼，还在古代迎亲礼中作为“贽”，希望男子在家中不越序成婚，也向女子提出了要遵从“三纲五常”的要求。这个推理逻辑，班固在《白虎通义·嫁娶》中讲得很清楚：“用雁者，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逾越也。”我们熟知的名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后面还有“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出自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的《雁丘词》，也很好地解释了古人用大雁作为迎亲礼物的用意。

博览群书的苏轼，当然不可能不知道前人一边在大雁身上寄托的这些美好祝愿，一边又大口吃雁。他之所以不忍吃雁，除了有廉洁自律之意外，更多的是把自己代入了大雁，“同在异乡为异客”，心生怜悯，对大雁不知人间凶险，对人太过信任，没有丝毫防备而引火烧身有充分的警惕。

为人处世之道，很多人说起来头头是道，但能做到的却少之又少，包括苏轼。才二十五岁的他，已经从吃雁悟出“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但是性格上的洒脱不羁，对人毫无防备，是导致苏轼人生颠沛流离的原因之一，比如对待老同事沈括。沈括虽然是科学史上成就极大的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但在政治上反复无常。苏轼在三十岁那年进崇文馆史馆，沈括大苏轼五岁，早苏轼一年进入崇文馆，于是在苏轼进馆后，两人便成为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大约当了一年同事，苏轼的父亲苏洵去世，苏轼依例丁忧三年。三年孝期满后，苏轼重返朝堂，赶上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正在推行新法，曾经的同事沈括，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先锋人物，而苏轼却是反对变法的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派的一分子。两党气氛剑拔弩张，一度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都想将对方拉下马，甚至置于死地。

面对这样乌烟瘴气的朝堂，苏轼心底是失望的，于是自请出京，到地方外任。宋神宗给了他个杭州通判，相当于二把手的职位。不久，老同事沈括被宋神宗委派为两浙路察访使，成为了钦差大臣。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叙谈论旧，表现得非常热情和谦虚，在即将离开杭州时，要求苏轼为他书写几副最近作的诗词留作纪念。这本是朋友间交往的常事，苏轼也没有多想，就写了好几副新作的诗送他。

沈括将苏轼送给他的诗，逐首加以批注和解释，附在察访报告里面，贴上标签进呈给宋神宗，状告苏轼“词皆讪怼”。所谓“讪”，就是讽刺；所谓“怼”，就是怨恨。沈括这一招真的做绝了，幸好宋神宗看到后置之不问，但是满朝文武都已知道沈括干的这件见不得人的事。苏轼呢，倒是心大得很，认为这种捕风捉影的忌谤之言，英明的皇上不会信他，并不放在心上，在写给好友刘恕的信中还自嘲道，以后不愁没有人把我的作品进呈给皇帝御览了。

虽然没有马上致苏轼于死地，但在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对苏轼的诬害中，所用的手段就完全是从沈括那里学来的。这次宋神宗很生气，估计也记起了沈括以前所告的状，新账旧账一起算，终于弄出个乌台诗案，苏轼的人生跌入了第一个低谷。

反观苏轼，心大得好像这一切就没有发生过。在旧党重新执政、新党下台时，沈括被贬润州。一次，苏轼路过润州，沈括亲自接待，还送了延州石墨作为礼物，苏轼收了礼物，并回赠了篇《书沈存中石墨》，夸赞了一番沈括的功绩，从始至终，非常客气。只是从此之后，两人再无交集。

人生的道理千千万，虽然明白，但发生在自己身上，却不一定能做到。苏轼小心翼翼不吃雁，提醒自己要对人有防备，但他根本就做不到。一些代价，必须自己亲自“买单”，不是懂得道理就可以解决，与吃不吃雁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