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吃肉与吃素
——凤翔篇一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才二十六岁的苏轼到任凤翔府签判。宋朝的凤翔，位于陕西西部，紧邻西夏，已是边塞要地，虽然此时宋夏和议，宋朝得了“面子”，西夏成为北宋的封国，但西夏得的是“里子”，北宋每年要“岁赐币帛”，就是向西夏交“不骚扰费”。但历年的战争还是使作为前线的凤翔满目萧条。此时的凤翔知府宋选，是位仁厚且对苏轼十分欣赏的长者，凤翔有个官方“宾馆”凤鸣驿，五年前苏轼两兄弟赴京赶考路过此地，这个驿站破败得无法住人，宋选一到任，就对驿站修缮一番，凤鸣驿简直是“鸟枪换炮”。作为吃货，苏轼看到“宾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是激动，为此写了《凤鸣驿记》：

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求舍于馆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于逆旅。其后六年，为府从事。至数日，谒客于馆，视客之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将去，既驾，虽马亦顾其皂而嘶。余召馆吏而问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兴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万六千，木以根计，竹以竿计，瓦、甓、坯、钉各以枚计，秸以石计者，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闻而心善之。

其明年，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其事。余以为有足书者，乃书曰：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则躁，否则惰。躁则妄，惰则废，既妄且废，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计其所历而累其勤，使无龃龉于世，则今且何为矣，而犹为此官哉。然而未尝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风也，视其卼臲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传舍而已，事复有小于传舍者，公未尝不尽心也。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尝衣锦者难于衣布，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岂弟者，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欤？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之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

这篇文章，说的是六年以前他参加科举考试路过这里，那时凤鸣驿破败不堪，现在经过宋选主持改造，简直就像官府、庙观或者富人的豪宅，苏轼把前因后果简要说了一遍后，自然要感叹议论一番，露出了“吃货”的本色。他说：“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尝衣锦者难于衣布，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意思是：习惯了吃肉的人，让他吃素很难；习惯了穿丝绸的人，让他穿布衣很难；做惯了大事的人，就不屑于做小事。这是世人的通病。对于宋朝的普通人，吃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轼用吃肉与吃菜打比方，通俗易懂，不知写这段话时，他肚里的馋虫有没有在叫？

不得不说，苏轼这篇文章多少有点拍马屁的成分，而且拍得很有艺术。一方面，从上司宋选修凤鸣驿这件小事说到他对其他小事“公未尝不尽心也”，他认为为官者“躁则妄，惰则废”，不屑于从小事抓起，“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这种总结和升华，谁听了都舒服。

另一方面，苏轼对宋选的赞美也是认真的，他确实从宋选身上学到了务实勤勉、从小事做起的实干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了苏轼的仕宦生涯，他每到一个地方担任地方官，都踏踏实实地干事，造福一方百姓。一个刚刚踏入官场的年轻人，就遇到伯乐式的上司，对上司的崇拜会让人不自觉地神化或夸大对方，上司的这些优秀品质也会影响着自己，这并不矛盾。事实上，在实干这件事上，宋选对苏轼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苏轼与宋选共事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苏辙说苏轼这段时间“公尽心其职，老吏畏服”，连凤翔府上年纪的部下对苏轼都既敬畏又服从。这离不开宋选“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之”，意思是宋选认为苏轼是个文人，就不以官场上的规矩要求苏轼了。在这么宽容的上司领导下，苏轼当然办了不少小事，也干了不少大事。在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及《宋史》中都讲了一件大事：“修衙规，使衙前得自择水工。”原来，凤翔府的“衙前役”是从终南山伐木，编成木筏，沿河从水路运到京城。由于任务急，运木不择季节，遇到河水湍急季节，很多运木的人葬身河底，或者因完成不了任务而赔得倾家荡产甚至坐牢。还记得苏轼过三峡时写的《新滩》吗？亲历过三峡之险的苏轼，太明白“衙前役”运木工的危险了，于是在向宰相韩琦上书的《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对这种制度做了改进——挑选有经验的百姓服役，选择河水平缓的季节运输，“自是衙前之害减半”。这种改革，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

这段时间，苏轼还记录了他与宋选一起干的一件大事：求雨。没错，古人把求雨当成一件大事大书特书。位于西北的凤翔，一向干旱，就在苏轼到任后的第二年，干旱十分严重。他们俩到太白山求雨，苏轼还为此写下《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又到真兴寺祷告。说来奇怪，或许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还真下了一场大雨，连绵数日，苏轼为此将落成于后花园的亭子命名“喜雨亭”，还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现位于凤翔东湖公园内的喜雨亭，当然已不是苏轼生活的时代的建筑，但对于求雨之事也是有迹可循。尽管今天看起来，这事与宋选和苏轼的“呼风唤雨”没什么关系，但也可以印证当时苏轼关心民间疾苦。

苏轼的第一份工作看似很完美，而这么好的开局，对于他究竟是福还是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