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论食江脍
——开封篇三

1066年六月，苏轼和苏辙护丧还乡，遵礼在家守制。到熙宁元年（1068）七月除丧。十月，苏轼续娶王弗夫人的堂妹王闰之为继室。十二月，苏轼、苏辙两兄弟再携家属还京，于次年二月到达汴京。此时苏轼三十四岁，而朝廷相比于苏轼上次离京时已是翻了个天。

十分欣赏苏轼的英宗皇帝在1067年正月去世了，那时苏轼还在丁忧守制。继位的神宗，立志于富国强兵，希望一改年年捐献金帛事北辽、西夏的局面，专任王安石实施变法，整个行政中枢，只有王安石一人在唱独角戏，时人说中书省里有“生老病死苦”之分——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

王安石向来不喜欢苏轼、苏辙两兄弟，这既有崇尚学派不同的原因，也是个性不合的问题。苏轼是史学派，王安石是经学派；苏轼爱开玩笑，王安石不苟言笑；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是“学歪”了，不堪大任，在苏轼眼里，王安石是个固执又自视过高的人，不值得欣赏。这二位才华过人的人杰同朝为官，注定会有一场“死磕”。

苏轼重回到汴京时，王安石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位居副相之位，而中书省里其他人都保持沉默，王安石又得宋神宗信任，简直是只手遮天。有王安石在，苏家两兄弟没什么机会，但苏辙运气好一点，上疏时“除冗官、冗兵、冗费”的观点被宋神宗看到，神宗亲笔批示：“详观疏意，知辙潜心当世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使无所伸，诚亦可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人有水平，靠谱！原来的官太小了，没有发挥的舞台，可惜了！求贤若渴的神宗即日召延和殿，亲自任命苏辙为三司条例司的检详官，当时朝政都集中在三司条例司，这个位置是负责三司条例司监察工作，位置很重要，这么突然的安排，让王安石想不同意也没机会。

王安石当然也安排了不少亲信在三司条例司，包括他的智库兼执笔吕惠卿、苏轼的同年兼好友章惇，还有新政派的理论家曾布（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但两兄弟政治理念完全不同）。

苏轼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离京前的职位是殿中丞直史馆，这次还保留这个职务，但工作岗位却到了官告院。这个机构隶属于吏部，掌管官吏和将士的勋封、官告等事务，没以前职位重要，这是一个虚职，只是便于发工资。苏轼被“闲置”了。

闲置并不一定是坏事，王安石当权，顺我者昌，那些反对变法的，都被他赶出朝廷或主动要求外放任职。

我们还是先花点时间，心平气和地看待王安石的变法和当时时代背景。宋太祖靠发动政变立国，之前的唐和五代，各种军事割据势力左右着国家的命运，内忧才是主要矛盾，宋太祖立国时就重文轻武，“自废武功”。但经过一百多年，内忧是消除了，外患却冒了出来，北辽和西夏游牧民族屡次入侵，自废武功的大宋当然打不过。在冷兵器时代，北方游牧民族骑着马冲锋陷阵，对着大宋的步兵，简直就是案板上切菜。大宋虽然也有骑兵，但马匹的速度和耐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几乎是每战必败。既然打不过，那就谈判吧，割地、纳贡的成本比战争的成本低，而花费这些成本的结果就是国库空虚，人民税负极重。北宋仁宗时期的税赋，已经是唐朝繁荣时期的四倍多。

王安石给宋神宗开出的药方是一套“组合拳”，政策配套加追责手段，以结果为导向，层层落实。一些改革措施顶层设计时想法不错，但在执行时完全走了样，比如青苗法是给农民发放贷款，国家收20%利息，一年两次，共40%利息。这比社会上的利息低，貌似一举两得，但执行起来却是不论农民需不需要，都强制借贷，有些地方连城市居民都被摊派贷款。王安石的理念是，只要有人想借，那就借，试问有哪一门生计可以承受如此高的利息？均输法“从贵就贱、用近易远”，东西便宜的时候由官府收购，高价的时候则放出来，由官府出面调节物资、平抑物价，官府也从中赚上一笔。但执行起来却变成几乎所有商品都由官府垄断，商贾不得利，物价未见下降，民间的利益全归到官府手里，市场一片萧条。而免役法则改民户分等服徭役为按家庭财富高低出钱，再由政府请人，这种颇有现代政府购买服务的样子，政府也能从中赚点差价。但执行起来却是官府任意敲诈，说你家有钱你家就有钱，得按相应比例出钱，否则要坐牢，穷人本来有力没钱，但也必须拿出钱来，老百姓简直过不下去。保甲法本意是寓兵于民，各地农村住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看起来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必要时辅助正规军，既节省了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但执行起来却是壮年劳动力被抽去训练，妨碍了农业生产，武器由人民向官府购买，贵得吓人，而且五日一练，这种民兵组织在打仗时除了虚张声势，又能派上什么用场？

王安石的设想很好，一些政策确实也击中流弊，可从效果看却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是制度设计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这就造成与民争利。在农业社会，官府不是扩大开垦面积，提高生产力，调动生产积极性，而是将自己变成一个“国有企业”，直接参与市场交易获利，必然导致“国富民穷”。下达指标、限期完成、不问过程、只看结果、层层追责，这就导致执行环节走样，与制度顶层设计的初衷相违背；刚愎自用、固执的性格，听不进任何规劝和反对意见，使得“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狭小儇辩者，取之为有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害民者，谓之通变”。众多大臣遭贬斥，王安石的身边却围绕着一群小人。

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但王安石没有容人之量，不要说反对新政，只要对新政议论几句，都会被王安石赶出朝廷。在这种情况下，与王安石理念不一的大小臣工纷纷离京，御史中丞吕诲出知邓州，知谏院范纯仁和侍御史刘述、刘琦、钱顗也离京，苏辙转任河南府留守推官，富弼退休，张方平出知陈州，参知政事赵抃出知杭州，吕公著贬知颍州。知审官院的孙觉、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言官薛昌朝、林旦、蒋育等都被赶出京城。

面对这万马齐喑的局面，苏轼忍不住了，钱藻出守婺州、刘攽贬为泰州通判时，他都作诗对新政表达了不满。欧阳修门下的大弟子曾巩出为越州通判，苏轼想到王安石正是由曾巩介绍给欧阳修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欧阳修的举荐，就没有王安石的今日，而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惠卿，也是欧阳修介绍给王安石的。求才若渴的欧阳修，门下鱼龙混杂，甚至为弟子所害。曾巩如今被贬，多少有点“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凡此种种，苏轼写了一首诗，《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醉翁门下士，杂遝难为贤。

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昔从南方来，与翁两联翩。

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

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

那因江鲙美，遽厌天庖膻。

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

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鳣。

宋代文人聚在一起赋诗，会先抽签看按什么字为韵作诗，苏轼抽到“燕”字，所以说“得燕字”，“倅越”意为到越州担任副职，全诗大意是：欧阳修先生门下学生纷杂繁多，当然难以做到每个人都是贤能，你曾巩却是高超、不同凡俗，就如一片美丽花海里最芬芳的一枝。我当年从南方来到京城时，欧阳修先生和你同在馆阁。现如今，欧阳修先生屡屡受挫，你被赶去越州当副职，也好不到哪儿去。当年贾谊因遭诋毁而出为长沙王太傅，乐毅老了也想着回燕地，人到哪儿不是过日子呢？哪会因为江里的鱼鲙味道太美了，而讨厌天帝的庖厨满是膻味？只是朝廷胸襟褊狭，无容人之量，聒噪如蜩蝉之鸣。这班人是在乱来！你曾巩是个大才，去哪里找得到一个万顷的池子，才能养得了你这条横躺着都与海一样大的鲟鳇鱼？

“那因江鲙美，遽厌天庖膻。”“鲙”，指的是鱼生，宋代流行吃鱼生，苏轼后面还有专门写鱼生的诗，用“江鲙”之美对比“天庖”之膻，矛头直指执政者，厌恶之心昭然若揭。“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则更是将对王安石之流固执己见的憎恶道出，就差指名道姓了。这首诗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味，所以在后来的乌台诗案中，被列为苏轼的罪证之一。苏轼也如实交代了他的写作动机：“讥讽近日朝廷进用多刻薄之人，议论偏隘，聒喧如蜩蝉之鸣，不足听也。”（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曾巩也因收到这样的赠诗没有及时主动上报朝廷，案发后受到责罚。这顿江脍代价够大的，而且只是说说，并没有吃到。

苏轼太能说，也太能写了，王安石决不让他有机会接近宋神宗。苏辙外放时，宋神宗想让苏轼接替这个位置，但被王安石否决了。后来机会来了，王安石主张改科举，罢废《春秋》与《仪礼》等明经科，宋神宗没有把握，诏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杂议，征求意见。苏轼于是上《议学校贡举状》，神宗看到后即日召见，并让苏轼就政令得失发表意见，苏轼趁机指出，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让神宗为之悚然动容，并表示会认真考虑。神宗这次见了苏轼，有意起用苏轼为修起居注，方便见到苏轼，但王安石坚决反对，给苏轼安排了太常博士，“权开封府推官”。太常博士也只是八品，这是苏轼的本官，职务是开封府推官，但八品官一般做不了这个位置，所以加了个“权”字，暂时代理干一段时间，待考察。这是让他整天忙于繁杂无比的行政事务，离政治中心稍远一些。

明哲保身这套人生哲学，苏轼当然知道，好朋友刘攽上书反对新法，被贬为泰州通判，苏轼就作送行诗相送：“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唯可饮醇酒。”他在劝刘攽少说话，多喝酒。可是，面对这种局面，他自己终究忍不住了。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为民请命，进近九千字的《上神宗皇帝书》；三月，又进《再上皇帝书》，全面讨伐王安石新政，坦言“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苏轼的火力太猛了，此时他是开封府的地方官，当权派没办法把他赶往其他地方，就想办法给苏轼安一个罪名。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他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是王安石的一名干将，奏劾苏轼丁父忧、扶丧归蜀时，沿途妄冒差借兵卒，并于所乘舟中贩运私盐、苏木和瓷器。此案一开始声势严厉，先是逮捕当时的篙工水师，又对所经过的州县可能的兵夫舵工进行侦讯，还找来当时途中相遇的天章阁待制李时中，要他出来做伪证。幸好李时中实事求是，当时还在朝的范镇、司马光为苏轼辩诬，最后查无实据，此事才暂告一段落。

新党认定苏轼是旧党的“狗头军师”，誓必要将他赶出京师，苏轼从这一诬陷案中看到了巨大的风险，又看到连范镇申请退休获批，司马光也回到洛阳，从此不谈时事，但局面至此已无可挽回，于是也上书乞请外调。

神宗还是欣赏苏轼的，于是批示“与知州差遣”，就是给个知州的职位干，但王安石不同意，上报的方案是让他到颍州任通判，当个副职。神宗想了想，还是给个好一点的地方吧，于是批示“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七月，三十六岁的苏轼携一家老小乘舟离开汴京，到杭州赴任，这次他不用羡慕曾巩可以吃到江脍了，杭州好吃的东西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