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野餐记忆

眉州的生活，给苏轼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他在凤翔“将仕郎大理寺评事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与弟弟苏辙的唱和之作，多有忆及眉州生活，《馈岁》里谈及乡邻年终互赠鲤鱼、兔子和年糕，《别岁》里描述了杀年猪和喝酒，而在这首《和子由踏青》里，则回忆并描述了眉山人踏青的热闹场面，抒发了对故乡及亲人的眷念之情：

东风陌上惊微尘，
游人初乐岁华新。

人闲正好路傍饮，
麦短未怕游车轮。

城中居人厌城郭，
喧阗晓出空四邻。

歌鼓惊山草木动，
箪瓢散野乌鸢驯。

何人聚众称道人？
遮道卖符色怒嗔：

宜蚕使汝茧如瓮，
宜畜使汝羊如麇。

路人未必信此语，
强为买服禳新春。

道人得钱径沽酒，
醉倒自谓吾符神！

大意是：春风微拂的田间小路上惊起了微尘，游人们开始来到野外感受春天的喜悦与温馨。人们难得清闲，正好停车在路旁小饮，麦苗短而柔韧，不怕那碾轧过来的车轮。城里人厌倦了高高的城墙，向往着郊外的景致，许多人一大早就爬起来，闹腾腾地涌出城来踏青。鼓乐声惊醒了冬眠的山岭，草木在欢歌笑语中摇动。野餐用的箪瓢遍地都是，前来捡食的乌鸢像驯养熟了一样全不避人。那边是个什么人在自称道人，引得众人都来围观？只见他挡在路上卖符，脸红脖子粗地夸它多么灵：“我这符能使你家养蚕结茧似瓮大，养羊如獐圆滚滚。”路上的人未必就信他的话，只是为了图个新春吉利，才勉强买下佩戴在身。道人卖得了钱就径自去买酒喝，醉倒后还自言自语说“我这符可真灵”。

这首诗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个是眉山人崇尚休闲的生活状态，另一个是眉山人“佛系”的生活态度，而这一态度，也是贯穿苏东坡一生的生活智慧。

先来看看眉山人的休闲生活。正月初七，眉山人倾城出郊踏青，那时不可能有农家乐，更没有什么郊外酒家，郊游吃什么？“人闲正好路傍饮”，“箪瓢散野乌鸢驯”，即从自家带吃的喝的，来一顿浪漫的野餐。可不只是晒晒太阳、欣赏一下风景那么简单，“歌鼓惊山草木动”，载歌载舞、敲锣打鼓，比我们现代人还撒得欢啊！大家去郊游，还坐着车出城，何以见得？“麦短未怕游车轮”。这种休闲方式会不会只是少数有钱人的生活？不是，“城中居人厌城郭，喧阗晓出空四邻”。这是全城出动啊！苏轼用轻松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春日歌舞宴游的欢乐、热闹场景，犹如一幅赏春风俗画，充满了对美好春日、美好生活的咏赞。

在这首诗里，我们只看到野餐，但吃的是何种食物，苏轼没讲。这个时候的苏轼，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和所有古代文人一样，他所思所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能过于专注吃吃喝喝，而能把吃吃喝喝当回事认真讲、反复讲，那是乌台诗案之后的事。但是，对这种与时共舞、与自然亲近、空闲时节出门“耍一耍”的生活态度，苏轼是认同的，而且是赞赏的，日后他总是借职务调整的机会，在赴任途中拜会朋友、游山玩水。即便是遭贬谪的时候，作为一个闲官，他纵情山水的心情也没有受到影响，在黄州，他写诗说“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胡芦”。有意思的是，在他被贬黄州后首次被起用为登州知州时，他多次写信给湖州的知州滕元发，叮嘱他找湖州的能工巧匠给自己订制两件“朱红累子”。累子，也称“樏”，是多格食盒，方便携带各种食物。苏轼坦言“某好携具野饮，欲问公求朱红累子两卓二十四隔者……”。他以为到了登州，还可以休闲地外出野游。

只要生活如常，古人是很喜欢春游的，毕竟一个冬天确实憋坏了。最早写春游的诗歌，是《诗经·郑风·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大意是：溱（zhēn）河、洧（wěi）河春水涨，两岸景色真漂亮。男男女女来春游，手捧兰花笑呵呵。女士说：“结伴去看看？”男士说：“那里去过了。”女士说：“再去一次又何妨！”洧水之畔溱水河，多么欢乐又宽敞。相互调笑把话讲，赠朵芍药情意长。

这是郑国每年三月的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按当时的风俗，大家在这一天春游沐浴，男女青年趁此机自由交往。这种在特定节日春游放飞的习俗，很久以前各地都有，但长期的战争或者动荡的生活，使得这种习俗在很多地方逐渐被淡漠，即便有，春游中人们的休闲心得和娱乐精神也已被生活的艰辛消磨得所剩不多。不信你看看，当时周边有多少人会如眉山人般载歌载舞？

眉州的春游看起来特别热闹，在苏轼生活的年代及以前，巴蜀大地还算得上福地，相对还算平静，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环境，让川渝地区的人们有了淡定生活的物质条件，而善于享受生活，乐观从容，也正是川人的生活态度，至今犹然。

生活中因不遂积累的情绪总要有地方释放，在人生的历次困顿时刻，苏轼都能在山水之间、一草一木之间、一蔬一饭之中找到精神寄托，“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那种豁达与超然，是否与眉山人与天地和谐、与大自然共生的生活状态有关系呢？

再来看看眉山人“佛系”的生活态度。春游的时候，一个道士在卖符，不是在路边，而是“遮道卖符”。这是占道经营，幸好那时没有城管。且他自我吹嘘“宜蚕使汝茧如瓮，宜畜使汝羊如麇”。不仅大家不相信，连苏轼本人也不相信。人们明知道他在吹牛，为图个吉利也会买个符添喜庆。

唐宋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儒、佛、道三教并行，百花齐放。关于苏轼宗教态度的研究，各种说法都有，不同的说法也都可以从苏轼的文章里找到证据，甚至相同的“证据”。据《宋史·苏轼传》载，苏轼早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广泛阅读儒道释三家书籍，好学的家风、卓越的天分、不拘一格的读书方式，让苏轼在出川入京前就已经打下了扎实的思辨基础。这首诗里对道士“信也不信”的态度，也是苏轼对儒、释、道三教的态度。

我认同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的观点：“苏东坡的思想理论已然发展到不但喜爱淳朴的生活和纯洁的思想，而且相信纯洁的思想才是淳朴生活的基础。控制自己的心神作为长生不死的不二法门，是儒、道、佛三教的结合理论。”苏轼并没有把宗教当成他的信仰，他只是从宗教中汲取与他自身思想意识和人生观契合的因素，然后纳入自己的人生理论。儒家的入世观点一直贯穿着他的一生，他既关心庙堂，也关心众生，即便是被贬黄州，在那篇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他由古怀今，表达了白白耗费许多时光仍不能有所作为的叹息，无论佛、道的思想怎么让他宽慰，还是不能让他真正放下想要为苍生立命的初心。

一生屡屡被朝中奸邪小人诽谤构陷，被流放到黄州、惠州、儋州的苏轼，仅有儒家的入世观当然解决不了他的思想困顿。为了排解内心的苦忧，他开始钻研释道，结交佛僧，只为寻求精神的宁静。佛教大彻大悟的智慧与道教归隐山林的洒脱，对想要摆脱困境的苏轼大有裨益。苏东坡闲来倒是很讲究养生，并与吴复古在这方面还多有探讨，在并不丰富的食物面前挖掘它们在养生方面的价值。与其说他的态度认真，倒不如说他是在进行一种自我宽慰。林语堂说得很到位，“对求长生不死药的想法，他并不认真，但是即便没法得到，但对获得身体健康与心情宁静，他总是喜欢的”。苏轼并未完全被宗教的“幌子”迷住，就如他在眉州时对道士卖符的态度，对此他的内心有一套独特的想法。

苏轼在黄州时就儒、释、道三教有过论述，在《祭龙井辩才文》说：“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讷，事理皆融。如不动山，如常撞钟。”他认为，虽然儒释道三家互相争辩，但是，正如天地有南有北，江河各有差异，但最终都汇入大海。在苏东坡的世界里，海终纳百川，三教合一也无不可，他随时可以在儒、释、道三教中找到让自己潇洒活下去的理论支持。

眉州的郊游记忆、野餐欢愉，已经为苏轼的人生智慧做了“注脚”。而苏轼在郊游野餐时吃的东西，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归入预制菜的行列，大力鼓吹预制菜的专家们，这里给你们提供了研究方向，尽管拿去，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