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釜生威

在人类的煮饭工具中，釜不是唯一，还有甑、罐、鬲等，但唯有釜，拥有这么多天马行空般的词：栎釜、资釜、悬釜、釜煤、镬釜、灶釜、釜钟、釜鼓、釜砾……简直让人计算不过来这些词语具体的指称，釜的地位，在汉语文化中，可见一斑。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称得上流传最广的与“釜”有关的名句。因为这一句，就算不解釜为何物、没见过釜的后人，也能在想象中勾勒一幅“一锅焖”的景象。

不过等到博物馆里，看见了釜“灰头土脸、不修边幅”的模样，多少会让人有些失望，毕竟，釜的真实模样太容易让人遗忘了。而细细想来，在破釜沉舟、釜底抽薪、釜中游鱼、瓦釜雷鸣等诸多成语中，“釜”更多也只是个背景板而已，我们往往只关注成语本身的意义，把“釜”抛在了一边。

正因如此，陶制的、青铜制的、铁制的釜，列队在各地博物馆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出土文物之中，若不是成批出现，很容易被一晃而过。

但这确确实实就是釜，见证人类文明早期以来数千年历史进程的煮饭工具。

早在新石器时代，釜就已经出现。那时的原始人用陶泥制作釜，有点像燕子衔泥铸就的窝。陶釜是用黏土一块块黏合的，广口、鼓腹、圜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有一款典型的河姆渡人使用过的黑陶釜，高25.5厘米，口径12厘米。 其胎质为夹炭黑陶，粗厚疏松，较轻，吸水性较强，底部部分脱落。河姆渡人在制作此陶釜时，有意加入了稻壳、稻茎、稻叶碎末，这样可以减少陶釜因干燥而开裂情况。陶釜在使用时，需要在下部搭支架点火，火借风势，越烧越旺，便可静待釜中的食物煮熟，用以饱腹。想象一下，原始人围坐在陶釜面前，等待一场驱逐饥寒的大餐，是多么愉悦。“釜釜生威”的画面，令人何等惬意。

其实，在人类的煮饭工具中，釜不是唯一，还有甑、罐、鬲等，但唯有釜，拥有这么多天马行空般的词语：栎釜、资釜、悬釜、釜煤、镬釜、灶釜、釜钟、釜鼓、釜砾……简直让人计算不过来这些词语具体的指称，釜的地位，在汉语文化中，可见一斑。唐代王绩写道：“金壶新练乳，玉釜始煎香。”白居易在《李夫人》一诗也称汉武帝为救李夫人“又令方士合灵药，玉釜煎炼金炉焚”。这诗文中的“玉釜”并非真是用美玉制成，因为玉是经不起高温火烤的，高温下的玉，其分子会产生变化，最直观的是，玉不再温润，而且颜色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所以古人不过是用玉来比喻其美好、贵重，当然也不排除玉釜是历代文人的一种想象之物，是为了衬托釜中的香茗和灵药之尊贵。而玉釜这种称呼在道家中倒是经常使用，他们将炊事的釜尊为玉釜，但这些釜其实也是陶制或青铜制的。

不过诗人的幽深、高远，让釜中之物与釜本身都成了良品。

博物馆里的釜，谈不上颜值，外貌就是武大郎一般的“矮矬穷”，庄严威武自然不及鼎，精致也不及三足鼎立的鬲，但它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地伴随人的生理和心理。各种意义，真是耐人寻味。

釜，看上去像没有足的鼎，也有的釜直接采用了二合一的功能，比如釜和灶连体。在山西的运城博物馆就有这么一款陶釜灶。它产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高33厘米、口径21厘米，出土于垣曲县古城镇东关遗址。 此物为夹砂陶。口微侈，花边口沿，直颈，底残；方形灶门，灶门边粘贴较厚的泥条，用以加固，有四个椭圆形烟孔，两侧附舌形鋬手。器身饰较整齐的竖篮纹及三道附加堆纹。

民以食为天，釜所承担的实际功能，让人类不断地歌颂，它像黄土一样，被长期铭记。

在贵州省博物馆里，有一款饰虎青铜釜，产于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通高32.8厘米、口径43.2—44.3厘米、最大腹径49厘米。

这件饰虎铜釜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墓地，器壁光滑匀称，体量硕大，出土时套于死者头部，器外壁布满烟炱痕迹，可见生前使用过。该饰虎铜釜呈圆口，折沿，斜肩，鼓腹，圜底。釜腹上部对称纵向上有两只辫索纹环形大耳，耳上饰辫索纹6组12道。在肩腹部对称饰一对立虎，虎昂首向天，尾巴耸立，形态威严，有天下独尊之气势。二虎虎身饰斑纹，头后部饰一组卷云纹，颈部各饰有一条项圈，项圈前半部刻一系带类纹饰，后半部刻六个小方格，每个方格内刻一贝纹。自古以来，虎代表权力，而釜是民生社稷之物，这款墓葬品象征着生前主人的威望，死后还将继续此荣耀。虎颈项圈表明虎为人所控制，进而表明了器主对自然界的超凡掌控力。通过将立虎神化，器主的权力与威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其实，在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圜底铜釜的广泛使用是巴蜀文化、夜郎文化、滇文化、百越文化共同具有的特征。这不仅是因为釜是古代社会人类使用最为便捷、用途最为广泛、制作工艺最为简单的器皿，还因为圜底釜适应山区、水泽的地理环境。它既可作炊器，也可直接用作食器。在神秘的夜郎文化中，它还有个特殊的用途，如前文所述，作为身份高贵的死者下葬时的头部扣器。这种形式的墓葬也被称为“套头葬”，是夜郎文化一种特有的葬俗。

作为煮食器皿，釜因为没有腿，更便于携带，在行军队伍中是必备之物。从《史记·项羽本纪》中走出的成语“破釜沉舟”，使釜拥有了特殊的军事意义和人文内涵。故事自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核，公元前207年，项羽率领的起义军与秦将章邯率领的秦军主力部队在巨鹿（今河北邢台市）展开大战；项羽不畏强敌，引兵渡漳水（当时由巨鹿东北流向东南）。渡河后，项羽命令全军：“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巨鹿一战，秦军溃败，项羽声望在外，战胜回营后诸侯不敢正眼视之，为日后夺取政权奠至关重要之基。

釜，在巨鹿一战中，化身为军事战略中的工具，从此名扬千秋。

行军少不了釜，直至现代战争，都要带“釜”前行——不过叫法不同，叫行军锅。在红军长征时期，还出现有铜、铁制作的行军锅，圆形，敞口，平底，口沿处铸有两个铜环拉手。平时用于做饭，紧急时分也可以用来当盔甲，抵挡子弹。在红军长征途经之地，如有红军陈列馆或旧址，其中就能看到这种行军锅。而今，黄铜铸、铝制的各种行军锅，甚至高科技材料打造的都已出现，然而鼻祖之釜，依然在我们的文化中，赫然不离。

在汉中的城固县博物馆，也藏有几款汉代的釜。一款是标准形态下的双耳青铜釜。鼓腹，腹部有三道线圈纹。另一个是商代带柄青铜釜，是1984年桔园镇竹园村出土的。两侧有双耳，便于执拿。作为青铜器出土大户的城固，这两款青铜釜确实貌不惊人，看上去当是常用之物。城固县地处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中部，古代为褒国，同时也是巴、蜀、羌、濮等民族聚居的地区。城固县出土大量的商代青铜器，证明商代领土已经到达汉中盆地，从商代起，我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发西南地区。汉中、巴蜀之贸易、战争，使两地多有瓜葛，作为日常炊具的青铜釜也非常相似。在重庆的忠州博物馆，也有一款形态相似的西汉立耳青铜釜，通高25厘米，口径31厘米，两个圆圈形耳环，立在敞口的边缘上方。

其实，在重庆的三峡地区，不乏各类陶釜出土，涪陵、万州、云阳等长江水或急或缓流过的地方，多少巴文化的诗意与文明起起落落。“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峡，不仅是李白、杜甫流连吟唱之地，也是人们烟火人生的铺陈之地。那些早期人类留下的骨骸残片，在岁月的泥层中被后人掘开，正在复原一份远古有亲密的记忆。三峡地区的出土的陶釜，从战国时期到汉代的皆有。这种陶釜形制略有不同，一类为敞口、束颈、鼓腹、圆底、无耳陶釜样式，属于巴文化的典型器物，流行于涪陵、忠县、万州、云阳等地区，如万州古坟包汉墓、涪陵镇安遗址、万州沙田墓群等，是该区域战国至汉代的主要炊器之一。另一类为直口、长颈、鼓腹、圆底、带盖陶釜或双耳陶釜样式，属于汉文化因素影响下的器物，其模仿自同类铁釜，尺寸也与铁釜相似，西汉晚期主要流行于丰都、万州地区，如丰都黄柳嘴墓葬、万州武陵镇吊嘴墓群等。巴文化源远流长，也在这些烧饭煮菜的釜中沸腾，搅拌，融合。

这黯淡的色泽斑驳的釜，鼓胀着肚皮，任烟熏之色爬满一身，它是时光中最不起眼之物，却是故事和命运生长的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