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玉的艺术与权术

人类新石器时代的玉，更多用于生产劳作，至夏王朝，玉石开始显现出不可小觑的人文功能。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显然，在大禹时期，玉就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夏玉，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指夏王朝的玉器，简称夏玉。

整个屋子里昏暗，黑影幢幢，让人迈不开大步，唯有一米见宽的玻璃展柜里灯光如昼，似乎在提醒，那里是宝藏，得小心翼翼。洛阳博物馆珍宝馆里，集中展示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珍品。夏王朝时期的青铜器璀璨无比，不过在这些青铜器之外，更有令人叫绝的玉器。

中国从古至今都对玉石有着神秘的崇拜感，其温润与通透的外形被赋予了文化含义，加之开采工艺复杂，档次不一，对玉的追求和占有，几乎成为一种血脉相连的信仰。

新石器时代，玉更多被人类用于生产劳作，但也有了不少玉制礼器；至夏王朝，玉石开始显现出不可小觑的人文功能。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显然，在大禹时期，玉就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等级制王朝，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在历史教科书中，和夏王朝相伴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以及最后一个夏王——夏桀暴虐无度，残忍至极，被汤所灭的负面评价。

课本中的夏王朝太简单，也太过脸谱化了。夏朝诞生于约公元前2070年，至约公元前1600年灭亡，总共传了十七个王，延续近五百年。在人类文明史上，它也有难以企及的高峰，比如七孔玉刀。

这是一个尚玉的时代。

七孔玉刀非常小巧，通体磨光，长65厘米，宽9.5厘米，最厚处0.4厘米 ，刀片放在掌心，合上拳头，正好握住而不易被人发现。七孔玉刀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共六个；刀背有七个孔，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这是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礼器，也是迄今为止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玉器。

至于玉刀的成色，通体皆绿，局部有黄色沁，但绿色由墨绿到浅绿渐变，颜色已不太均匀。在一个小小的展柜里，一个小小的射灯照着，玉刀安静地躺着，就像在墓主人身上一样，安静并具备护佑功能。

对于玉刀上的局部黄色沁，说法不一，也可能是玉质材料本身所致，但这种可能性很小。这些玉在选料之初，想必是精挑细选过。毕竟是呈给君王的物品，来不得半点将就。沁的成因也许是血液或是什么其他液体长期渗透，但至今没有定论，众说纷纭。

如此温润的玉，作为武器，则显得凛冽，如此小巧易携带的武器，大概可以直接致命，比如割腕、割脉，也可能用于刑罚——在夏朝的“五刑”中就有割鼻、断足、阉割这些损伤肢体的肉刑。

当然，七孔玉刀，最独特的除了它的薄刃工艺，就是何以为七孔。

在现有的文物定义中，玉器有孔是一种身份象征，就类似军衔，一颗星、两颗星代表不同的阶层。一般玉刀为三孔或五孔，以显示主人地位显赫，这七孔则更是尊上加尊，至于具体是什么身份，目前还未可知，但只手遮天也可想象。而在如此小巧的“薄玉刀片”上开凿七个小孔，对手工艺者来说，所需的匠心和手艺更是超乎想象。

玉可润人，也可杀人，尊者也可以是夺命者，这种复杂矛盾的组合体，在夏朝礼器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当然，玉也可以看作人性的一种物化和外显。玉随人走，和猫狗等宠物随人一样，充满了主人的特性。

无独有偶，在另一件珍品——嵌绿松石铜牌饰中也看到某种相似性。

这是历史上最早的“金镶玉”，这金，不是黄金，而是指金属。

洛阳博物馆展出的这块“金镶玉”（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由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收藏）高16.5厘米，宽11厘米，四角磨圆，为盾牌形，上部略宽，下部内收，面微突起。 它是先铸好牌形框架，再将数百块细小的绿松石碎片粘贴在青铜牌上，粘嵌成突目兽面。

此兽面整体分为上下两区。上区略宽，最上部如一擎柱，两侧各有一鸟形物相对守护，其下饰勾连纹，直斥边框，刚劲、张扬，充溢着穿透挣脱的力量；下区饰钩形眉、橄榄形眼，球形眼珠灼灼逼视。

整个图案高度抽象，造型具有视觉压迫感和威慑力，幽绿的光泽蕴含着神秘、深远的气象。其实，这就是早期的饕餮纹，蕴含某种巫术或神力，上可通天，下可达人，面目凶恶但天赋神权。

在夏朝，世界被分成天、地、神、人等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间的沟通，需借助身具异禀的巫觋，这种图案既表示对祭礼的重视，又是沟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载体。同时，玉的一些属性被抽象、放大，被赋予强烈丰富的人文内涵，使玉具有通灵性。这种灵性与神性的融合，便出现了这种礼器。

这件嵌绿松石铜牌饰出土时，佩戴于死者胸前。或许象征着死后可以给予亡灵如生前一般的权贵，也可荫翳子孙福泽连绵。

这枚“金镶玉”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夏王朝对镶嵌铜器的审美追求和审美贡献，也为日后封建王朝在玉器与青铜的联姻想象上开了先河。

在奴隶社会时期的夏朝，铁器尚未发明，雕刻玉器尤其艰难。在考古中发现，当时的人们是利用高硬度的金刚砂、石英砂等“解玉砂”，借助水力研磨成玉石，再用木竹器、骨石器等简陋工具琢磨碾制的。

三千多年后的今天，绿松石的粘贴工艺依然完整，无一松动脱落，即使以今天的工艺技术标准来衡量，也堪称高超绝伦。

如此“金镶玉”的青铜牌饰，包括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三件在内，共发现十余件。它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其中美国收藏得最多，在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等处共有六件，日本京都某博物馆有一件，英国伦敦某古董行有一件。

“画图岁久或湮灭，重器千秋难败毁”，尚玉之国，不乏对玉器的赞美和膜拜，这大概也是以物推人的一种寄托和情怀。

如果说七孔玉刀代表人类自身的阶级定位，高低贵贱，三教九流，划一道圈，这圈里圈外，难掩各种刀光剑影、血肉相残，那么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则显示了人上人和神之间的沟通、私语。控制，还要不断地控制，是人类的欲望，也因这欲望，才会有这样的礼器。

在司马迁《史记》的《夏本纪》中，夏王朝的政治斗争里明枪暗箭从未停止过。从最开始夏朝建立，就难服人心。所以夏帝启，也就是大禹的儿子，一建国就大开杀戒，讨伐有扈氏，“大战于甘”。夏启死后，其儿子太康继位，依然难得民心，太康的五弟和其母，在太康游猎失国后作《五子之歌》追怀先祖功业。直到夏朝末期，“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成王败寇，这一动荡不安的王朝终于画上句号。

眼前，这两尊镇馆之宝级别的玉制礼器，耗时耗工，后人已经无法去度量背后的血泪、血腥。在这些陈设中，奴隶社会所拥有的精湛艺术与权术，或可触摸。时光总是会湮没那些无足轻重的人，让它们成为泥沙、基石，来成就文明史中一段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