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受部曲拥戴而黄袍加身的时候，南唐李煜正在秦淮河畔的吴王府吟“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享受着花前月下的美好。然而短短十余年后，宋师南下，征南唐，克金陵，作为后主的他不得不肉袒出降，迤逦北上，沦为宋王朝的阶下囚。李煜被俘三年而殁，“林花谢了春红”一样无声无息。不过，政无声，文有声，那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哀音，“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不期然使他成了婉约词的开山祖，不仅发了“宋词”的先声，也留下了绵延不绝的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甚至辛弃疾、李清照等，皆从他身上接受过滋养，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宋朝的文人，大都亦官亦文，这是宋朝重科举、重进士、重文人的结果。宋太祖有感于前朝藩镇太重、君弱臣强、武人专政的弊害，通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管齐下，削弱藩镇，限制武人，以此根治痼疾，消弭祸患。同时大兴科举，选拔文人，在地方一律以文官主政，中央则自翰林至宰执，几乎全部科第出身，开创了一个文治的局面，时移世易，渐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制，自此施行如国策。

宋朝皇帝，无不重文。太祖定策，太宗继之。真宗御笔亲作《励学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仁宗爱才，天下无二；仁宗得才，天下无二。人言“宋之英主，无出仁宗”，赞的就是他唯才是举。终宋之世，文人不论血统、不论门第、不论出身，只要你有足够的聪敏和勤奋，就能扶摇直上。制度与宣传的双向发力，鼓动着无数富贵抑或贫寒的子弟埋头苦读，皓首穷经，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奇观。

宋朝文人多姿多彩。寇准敢于任事，张咏谠言直声。晏殊宽简闲雅，欧阳修鲠切激进。司马光节俭，文彦博大度。范仲淹心忧天下，王安石不畏浮云。石延年好酒如命，直把美酒喝出千种花样。秦观艳遇连连，每一次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柳永命蹇，以市井为家，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祁幸运，繁台街上有奇遇，填词抱得美人归。

宋朝文人互爱互助。钱惟演好谀，通过攀附自抬身价，为同僚所鄙薄，但他对那些文章锦绣的后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爱，把一个洛阳留守府打造成了群星闪耀的梁园。张方平与欧阳修政见不同，在“庆历新政”中各有站队，彼此抵牾，但并不妨碍欧阳修在接到张方平的推荐信后，对他介绍的苏洵刮目相看，惊呼“后来文章当在此”，广为延誉。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殊途陌路，依然不影响苏轼对王安石文品与人品的敬重，他在代哲宗起草的《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评价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这是何等崇高的敬意，其文采之优美，评价之公允，胸怀之大度，足为万世师表。这些丰神俊逸的文人，或为师生，或为良朋，或为盟友，或为宿敌，无论立场如何，关系如何，皆能以学问相师，以道义相尚。

相对于北宋文人的昂扬高蹈，激情四射，南宋文人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故国之思、亡国之恨，那悲怆的低吟或怒吼，每每让人潸然泪下。这大抵是一种背井离乡的愁绪和有国难归的痛苦。靖康之变后，南宋始终没有另建国都，所谓临安，临时安顿而已。在南宋君臣心里，真正的国都一直都是汴京开封，打回汴京也一直是他们的终极理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堪称是南宋文人士大夫共同吟唱的心灵和声。

岳飞的怒发冲冠，陆游的铁马冰河，李清照的人杰鬼雄，辛弃疾的沙场点兵，都是这种悲愤郁积于中而发之于外的表现。他们是漂泊者，亦是行吟者；是逃亡者，亦是反抗者。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舍生忘死，气贯长虹。然而正是因为他们，南宋才没有在国土如“雨打风吹去”般丧失的同时，将最后一点骨气丧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