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晏殊与欧阳修的师生恩怨
晏殊的身上闪耀着太多足以令欧阳修眼花缭乱的光环和艳羡不已的精彩。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治今江西抚州）人。晏殊早慧，七岁能文，宋真宗咸平年间，曾被时任江南安抚使的张知白目为“神童”，并推荐于朝。十四岁，与全国千余考生一起参加了殿试，他“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受到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成了少年进士和年龄最小的领导干部。
仕途上，晏殊顺风顺水，历任太常寺丞、太子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后来还被宋仁宗任命为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文武一肩挑，官拜宰相。在士大夫和才子们眼里，晏殊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传奇。
欧阳修幸运，人生第一站就遇到了晏殊。前文《留守钱惟演的朋友圈》中有述，仁宗天圣七年（1029），欧阳修进京赶考，在国子监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和礼部省试中，均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连中监元、解元、省元。而礼部省试的主考官，就是晏殊，也就是说，欧阳修的这个省元，是晏殊确定的。
科举始于唐代，唐之试制，以地域别之，称解试和省试，在各地州府受试者曰解试（州府试），在尚书省的礼部受试者曰省试（礼部试）。宋朝自太祖开宝八年（975）起，在解试、省试之外，增加了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因殿试的主要目的在于给省试合格者排等第，如无特殊情况不会黜落，都会成为进士，所以读书人是否能入仕，省试是最关键的一环。
天圣八年（1030），晏殊以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知礼部贡举，出任主考官，万人瞩目。试中，晏殊出题“司空掌舆地之图赋”，面对这个过于僻涩的命题，众考生大多偏题，唯欧阳修不光扣题精准，而且文采飞扬。于是，晏殊慧眼识才俊，把欧阳修确定为第一名，擢为“省元”。从此，欧阳修对晏殊以门生自称，执弟子礼。
欧阳修举进士后，分配到了钱惟演手下，出任西京留守推官。做官之余，他与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等文坛圣手们诗酒征逐，佳作不断，一时文名大震。当时，晏殊的词、梅尧臣的诗、欧阳修的文章，堪称文坛三绝。
晏殊、欧阳修之间的缘分不可谓不深，作为有知遇之情的师生，作为一朝为官的上下级，作为共领时代风骚的文坛巨匠，二人完全可以相互抬举，结忘年之契，生出许多美谈让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津津乐道的。然而，这段师生情开始早，结束也早。虽然欧阳修对晏殊非常尊敬，但晏殊却不喜欢欧阳修，甚至一度到了厌恶的境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据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载，仁宗庆历初，西夏犯边，战事吃紧，作为佐皇帝管理军政的枢密使晏殊，应是日理万机，汲汲忙忙。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因担心老师案牍劳烦，过于辛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与诗人陆经结伴去看望老师，希望带给老师一丝安慰。谁知一进宰相府，发现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晏殊毫无军情紧迫之象，轻松得很，见他们来了，还在花园摆酒置茶，邀请他们一起继续开怀畅饮。欧阳修深感意外，即席赋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曰：“晚趋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流欢声。便开西园扫征步，正见玉树花凋零。小轩却坐对山石，拂拂酒面红烟生。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诗中饱含学生对老师的善意规劝，意思是国难当头，作为军机大臣的晏殊，肩负重任，不应该花天酒地，闲如散官。
晏殊读后，差点儿没背过气去，后来在谈到此事时愤然对人说：“昔者，韩愈亦能作言语，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意思是当年韩愈赴宰相裴度聚会，也最多只说“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同种情境，面对同等尊贵的对象，欧阳修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朋友尚不开这种过火的玩笑，何况老师呢？果然，欧阳修善意的诗句，使晏殊背上了只顾享乐、不顾天下安危和社稷苍生的恶名，成了他人生的污点。据《东轩笔录》佚文记载，自“即席赋雪诗”后，晏殊对欧阳修渐有怨隙，曾经明确表示：“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宋代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中也十分肯定地说：“晏公不喜欧阳公。”
对于晏殊的愤怒，欧阳修十分不解，颇感委屈和纠结。皇祐元年（1049），时任颍州（治今安徽阜阳）知州的欧阳修给晏殊写了一封信说：“修伏念曩日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抡；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谓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欧阳修全集》卷九十六《与晏相公书》）他虽有感激，但更多的是抱怨，抱怨老师对自己的冷遇，有一种追根究底的索问之意。然而，晏殊阅后，当着宾客的面，敷衍了几句，交代文书代为作答了事。有宾客说欧阳修既是你的门生，也是当今大才子，名贯天下，如此敷衍，恐太草率。晏殊冷冷地说，对于这样一个门生，让文书代说几句，已经够看得起他了。可见，晏殊的确不喜欢欧阳修。
然而，晏殊不喜欢欧阳修，难道仅仅因为那首规劝诗吗？这对于一个具有领头雁风范的文坛宿将和“肚里能撑船”的宰相来说，未免小气。从晏殊平日扶持后辈不遗余力的习惯来看，也不至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晏殊对欧阳修由喜到厌呢？这不得不将此事置于人的个性和时代背景中去分析了。
从性格上看，晏殊闲静平和，崇尚道家，守成忌变。《宋史·晏殊传》说他“性刚简，奉养清俭”。可见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事实亦如此，他任相十余年，始终延续着吕蒙正、李沆、王旦等人的执政风格，尚宽简，不苛细，清静无为，垂衣而治，遂有“太平宰相”之名。欧阳修却耿介而切直，执拗而刚烈，好论时弊，好争长短，且以风节自持。正如《宋史·欧阳修传》所说：“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无论对象是谁，他有批评就说，有意见就提，毫不忌讳。比如范仲淹因言被贬，高若讷作为司谏不仅不谏阻，反而推波助澜，欧阳修便写信痛骂高若讷，其中甚至有“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之句。晏殊任相期间，提拔欧阳修出任谏官，面对又一次有恩于自己的老师，他依然言辞激烈，常常让晏殊下不了台，“殊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既而苦其数论事，或面折之。”（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七）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要想维持良好的师生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政见上说，尤其对“庆历新政”的态度上，二人分歧严重。庆历年间，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夏国不断侵略边境，战火燃起，纷争不断。在这两个游牧民族的入侵过程中，宋朝始终处于劣势，经常吃败仗。而战争失败除了带来版图缩小、贡输增加、生灵涂炭的后果之外，同时也带来对制度的拷问和反思，从而催生了北宋王朝第一次涉及朝野官民、范围最广的改革——“庆历新政”。其核心内容是改革吏治、壮大财力、增强武备，由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韩琦、富弼主导，时任谏官的欧阳修也紧随其后，摇旗呐喊。
在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欧阳修连连向仁宗上书，弹劾十余名反对改革的官员，爱憎分明，措辞激烈，使得朝野震惊。对于改革，晏殊虽然没有高调反对，但他却是态度最为暧昧的高官之一。改革如火如荼，他仍依然品酒填词，舒舒服服地当他的“太平宰相”。从“庆历新政”的开始到失败，几乎看不到晏殊明确表态的历史记载。然而作为宰相，在面对这场涉及广泛而深入的改革上不明确表态，不明确支持，这本身就意味着反对，这是无声的反对。而欧阳修追随改革的态度和异常激进的言论，更加加深了晏殊的反感。于是，晏殊干脆外放欧阳修，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河北都转运使——眼不见为净了。但是，这一决策遭到了一群谏官们的反对，他们上《乞留欧阳修札子》说：“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才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强烈要求让欧阳修留任，但晏殊不为所动，明确表示“不许”。谏官们也不善罢干休，马上联名弹劾晏殊，致使晏殊罢相。而他这次罢相，又是因为欧阳修，他们之间的裂痕已然越来越深了。
不过，尽管老师对自己成见日深，意见渐大，欧阳修对自己的言行却从未表露过一丝悔改，当初怎么说，一生都怎么说。他经常对人说：“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东轩笔录》佚文）晏殊逝后，欧阳修为老师献上了一首《挽辞》，一句“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表明了他对晏殊一辈子的态度。老师都入土为安了，他还是直话直说，丝毫不肯掩饰自己对老师过于苛刻的看法，所谓“晏公不喜欧阳公”，看来不是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