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场仓促的逃亡
我的人生是一场仓促的逃亡。
这话并不夸张。
我在湖南南部的小城郴州生活了十八年，高考前，我告诉自己如果不拼最后一把，人生会永远被困在这里。
“被困”是个很妙的说法，它意味着我青春期最初的觉醒。虽然我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何本事，但我笃定，如果不自救，这里有一种引力能把我一辈子困在这里。
抱着多考十分就能离家一百公里，多考五十分就能离家五百公里的信念，我大量刷题，毫无怨气。比起后半辈子会一直懊恼为何自己没能抓住高考的机会拯救自己，赌上高三一年的时间是年少的我能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想通了就奋不顾身去做的事情。
正因如此，“只要心甘情愿，一切理所当然”成了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座右铭。
说来奇怪，当学习的意义只有“考试”一种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可当它的意义变成了“能遇见更多厉害的人”“能见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能选择自己的人生”时，学习一下变得容易了起来。
看不进去的能看进去了，没耐心搞懂的也变得有耐心学了，只要能让我逃离这里，好像一切的苦都变得理所当然了。
命运似乎待我不薄。我从家乡考到了省会的大学，大学毕业后进入省电视台，之后选择北漂至今，如我所愿，自己离家乡越来越远。
甚至这一路我遇见了很多人，遇见不喜欢的，我也逃得远远的，把距离拉开。拉不开物理距离的，我就拉开心理距离——埋头工作，让自己晋升快一点，眼界更高一点，不让对方出现在自己的视野。
这一路的逃离，我的出发点只有一个——找到一个让自己生活得更舒服的环境。
可当初为何要选择逃离？这就要先从家乡说起。
1 出生就想着逃离
我的家乡郴州，是湖南南部的一座小山城。
这座城市在丘陵之间野蛮生长，一年四季漫天遍野都是绿色。
城市尽是上山下坡的路。少时的我时常站在坡顶向远方的坡底张望，那绵延起伏的道路总让我不自觉陷入怅然。
我怀疑自己本是个心思简单的孩子，是这一城交织起伏的山路在我的心上划出了深浅不一的皱褶。为了熨平这些沟壑，我把自己一整个藏进心里，在里面忙来忙去，看起来就成了心思很重的样子。
“郴”这个字除了本地人，外地多数人不认识。刚去外地念书时，我总要纠正同学，这个字念“chēn”。可就算提醒了，很多人还是记不住，第二次大概率会念成“彬”。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提到这座山城，都用一句俗语来形容——“马到郴州死，船到郴州止，人到郴州打摆子”，打摆子的意思就是生病打抖拉痢疾，加上粮不够、水不长、环境恶劣，这便成了外界对家乡郴州的第一印象。
我爸是当地卫校附属医院的医生，我妈是同单位的护士，他俩在这里相遇，组建家庭，然后有了我。
那时，为了工作方便，爸妈单位分配的平房就在医院住院楼的对面，中间隔着一条勉强能并行两辆车的路，他们上下班的路程不过十来米。
我妈总担心把病菌带回家里，所以家里常备84消毒液，在一个大澡盆里稀释，再用稀释的水拖地，泡手，洗衣服。
打小起，家里有且只有一种味道——84消毒液的味道。
以至于后来，我在其他场合，只要有保洁员在用84消毒液做清洁，我总是会多看一眼，他们的身上大概也藏着妈妈的影子。
因为爸妈身上全是这种味道，所以我便很少往他俩身上扑，显得不够亲近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工作单位离家近，他俩下班总是很晚，刚到家没几分钟又被叫回科室也是常事。
我像是父母工作之余的赠品，只有在他俩极其放松的情况下，他俩才能想得起我。
我爸经常加班做手术，我妈是护士，自然也会一起。一次我妈的同事告诉她：“你赶紧回去看看你儿子，他躺在门口睡着了。”我妈这才想起来我早就放学了，没有家里的钥匙。
她赶紧回家，发现我躺在木门和纱窗门之间呼呼大睡，我妈哭着把我摇醒，紧紧抱住我，又赶紧给我做饭。
她内心偶尔愧疚，就会戏份很足。而我早已习惯了被忽视，所以情绪稳定，她内疚她的，我看她一眼，继续睡我的。
我小时候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他们最好工作一直那么忙，这样就不会有人催我学习，做家庭作业。也正因如此，我那时的家庭作业都是第二天一早赶到学校去抄，埋下了成绩不好的祸根。
我爸妈都是努力的人，在单位人缘好，能力强，我完全配不上他们。
这一点也是我慢慢有了自尊心之后才意识到的。
爸妈那个年代的人，没孩子时大家比工作成绩，有了孩子，大家便开始比孩子的成绩。每到这样的环节，我总是很抬不起头。
大家对我的评价十年如一日：“你儿子看起来挺聪明的，但为什么就是学啥啥都不行呢？”
“看起来挺聪明”重点不是“挺聪明”，而是“看起来”，说明实际上我应该很蠢。这是一种被包装得很深的嘲讽。
我很好奇，我看起来很聪明吗？我看起来就很笨好吗！
他们不如说：“你儿子看起来就不聪明，所以成绩差也很正常。”
这样的话，我爸妈可能也不会对我抱有什么期待。
大家总说我看起来聪明，这种评价给我和爸妈都带来了困扰。
我从小个子就矮，进了高中也才一米五几，戴着八百度的厚玻璃镜片眼镜，又瘦又黑，扔在哪里都不起眼。估计我爸妈也常困惑：为啥他俩的结合会生出一个我这样的孩子？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另一个事实——我出生之前，有一个哥哥，早产，很快就夭折了。此后，我妈情绪低落了很久。是我的出生让她又恢复了对未来的希望，所以光是我出生且能长大这件事，就值得她开心一辈子了。
大概是因为这样，我爸妈从不埋怨我笨，毕竟他们对我最大的期待是——活着就很好。
他俩给我报过不少兴趣班，美术、武术、篮球、小提琴、珠算……其他孩子轻易就能抓住其中的诀窍，被筛选出来，被夸赞说很有天资，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只有我，在任何兴趣班都找不到诀窍，全靠胡乱比画蒙混过关。
每个兴趣班的老师和我妈聊天后，我妈的脸上总有掩饰不住的失落。
我跟在她后头，也失落。
她从不指责我，我知道这是无能为力的意思。
我笨吗？笨是将一个人的未来彻底封死的最好的理由，也是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最坦荡的原因。但真正笨的孩子是不会有内疚感的。
可我有内疚感，还超标。
我整天都在思考：为什么我和同龄人相比那么糟糕？为什么我成绩就是不好？为什么我运动就是那么差？为什么我美术、音乐没一个有天赋？为什么我那么矮，长得又那么不端正？为什么我有高度近视？为什么所有的诟病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满脑子疑惑，时常眼神失焦，陷入发呆状态。
旁人便说：“他又在发呆了，发什么鬼呆咯，想点正经事情不好吗？”
发呆不是放空，恰恰是在聚精会神地想一件正经事，但需要用极其安静的姿势去悄悄靠近，潜伏在其周围，才有可能等到答案偷偷探头。
因为没有自我，无法靠双腿堂堂正正地站立。我像个不倒翁，被来往的路人推来推去。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朝南后又朝北，谁经过都能推我一把，我重心不稳，总是颠三倒四惹人笑话。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电影是《霹雳贝贝》，里面的贝贝被雷电击了一下，就成了一个厉害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每当山城被瓢泼大雨笼罩时，我都希望能来一道闪电劈中我。每次出考试成绩时，我都望着窗外的雨，期待有个球形闪电进入教室直接扑向我，电击我，让我成为一个全新的我。雨过天晴后，同学们为彩虹而欢呼，只有我很失落。
中学时，我放学后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列车来往的天桥上。
我总是站在桥边，看南来北往的列车，希望未来有一辆列车能把我带到别的地方，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哪里都行，毕竟在那里我不会过得那么狼狈。
父母对我的失望藏在心里，我对自己的失望写在脸上。
周围的亲朋好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孩子。我浑身被打满了标签，这些标签总结起来都是一个意思——干啥啥不行。
就算很多时候我内心挺想试一试，可身上的标签多了，试一试都显得哗众取宠了。
当我鼓起勇气说普通话时，就会被人嘲笑做作。
当我打算跑个一千五百米时，就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那时那地，想主动做成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总有人能换着花样把我的心火浇灭。
我只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挣扎，宁愿被看成一事无成，也不愿再成为他人眼里的跳梁小丑。
我问自己：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行吗？恐怕是的。
我又问自己：是真的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了吗？恐怕也是的。
如果真的放弃了，为什么还非要在自己的答案前加上“恐怕”两个字？
“恐怕”不就意味着我不死心吗？
头枕着书包，躺下来，双手放在胸前，看着一片漆黑夜空，一筹莫展。
心跳随着呼吸变得平缓，眼前的黑也慢慢沉淀在了身体里，天幕上露出了星星。
星星一闪一闪，我听到心里一个很微弱的声音渐渐变强，那个声音说：“如果离开这里会怎样？如果离开这些人会怎样？你是不是会更有勇气一点？”
随着成长的挫败感越来越强，高考越来越近，这个问题的音量也愈发大了，后来几乎变得尖厉刺耳——我想换一个环境，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会随时评价我的地方。我可以去做任何事，失败了不用笑着佯装没事，转身就可以自嘲懊恼；成功了也能当场给自己拼命鼓掌，当个“显眼包”也很好。
我以前总惋惜：为什么自己身边没有人？
后来才发现：我身边不需要任何人，只要我能离开这里。
念想不停堆积，终于在高三时成为一支蓄力许久的箭，重重地朝远方射了出去。所有人都说我突然开窍了，没错，有句话如闪电一般击中了我——如果你不趁着高考的机会考出这座小城，你一辈子就只能这样了，不可能再有别的机会。
一夜之间，什么人际关系，什么闲言冷语，统统不重要了，我惊讶于自己对学习的投入，我在意的不再是分数，而是每一个知识点，懂得多一点就能离开这个小城远一点。
高考前，老师对我爸妈说：“这小子如果努力一把的话，没准能考上一个大专。”
最终，我考上了省会的师范大学，是一所“211”，周围人都觉得讶异。
爸妈的朋友对我爸妈说：“你看，我一直就觉得他是匹黑马，本来就很聪明。”
比起聪明来，我觉得自己是个懂自爱、会自救的人。
2 每个逃离的人身后都有一双手的支撑
每个离开家乡的人都由两个自己组成。
在他们离开家乡的那一天，便把过去的自己留下了。异乡的他们又会在新的土地上长出一个全新的自己。
就像我，将十八岁的自己留在了家乡，在外闯荡的我也已经“二十四岁”了。
曾有朋友对我说：“真羡慕你，离开家那么久，父母也没有给你压力，任你在外面看世界。”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本能地愣住，我似乎从未站在父母的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因为自己足够坚定，足够坚忍，才能在大城市生存下来的吗？
我也没有想过，如果父母不在背后支持我，从来不抱怨我回家少，我是否能这么多年心安理得地待在大城市。在我三十岁之前的那些年，当一起北漂的伙伴陆续选择回家乡时，我不止一次问过自己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父母从未对我提出过任何要求，也从未对我进行过任何催促。
他们不问我究竟能挣到多少钱，也没问过我未来的计划，他们问我最多的就是：“还行吧？”
我说：“还行。”
他们就说：“还行就行。”
现在想起来，好像他们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支持我远行的准备。
大学毕业时，很多同学选择了回家乡，我对我妈说：“我不想回郴州工作了，我想留在长沙。”她说：“你喜欢就好，反正长沙离家也不远，火车四五个小时就到了，很方便。”
又过了一年，我跟她说：“我打算去北京工作，北京很远，有可能我们一年只能见一两次了。”她还是像之前那样对我说：“你喜欢就好，不要委屈自己就行，你回不来湖南，那我们就去北京看你。”
事实上，他们从未提出来北京看我，他们知道我和几个朋友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他们知道我买了一张二手的床垫睡在地上，他们知道我所任职公司的领导对我还不错，知道我每天的生活只有两点一线——公司和家里，也知道我每天都会加很长时间的班，他们对我唯一的交代就是：注意身体。
边回忆边想，哪位父母不希望能与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呢？当时逃离家乡只觉得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十八年太压抑了，却不曾想到，一旦大学毕业选择了漂泊他乡，这辈子与父母相见的次数就开始所剩无几了。
一年长假回两次家，五十年也就只能和父母相见一百次。
我曾以为自己选择北漂是一场胜利的人生逃亡，逐渐才意识到，这是肩膀上，与父母见一次便多落一层的霜啊。
霜落在我的肩上，挂上父母的鬓发，洇透树木的年轮，怎么一转眼，那在车站送我远行的五十未满的父母，忽而就年过七十了呢？
我曾以为自己对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快速坚定，富有主见。
可顶着风往前走，光有主见是不够的，还需要背后有足够有力的手推着我往前。那双手来自我妈。
无论是高考后选择读中文系，还是毕业后选择留在长沙，再决定北漂，每个决定的背后都是我妈在我身后死死顶住，让我不必回头。
因为从小成长在医院里，周遭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应该学医，不然我爸那些医书、那些积累无人继承。更何况，同龄人多数都找到了各自的专长，只有我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只是凭着高三的最后一腔热血和好运考到了一个不错的分数，学医是最没有悬念的。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我很清楚自己讨厌与医院有关的一切。
半夜家里响起急诊电话铃声，手术台的无影灯能照出一切胆怯，至今闭上眼，我的世界都弥漫着84消毒液的味道。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半夜惊醒，发现只剩自己一个人在家，于是跑去住院部找爸妈，路上经过有病人家属低声哭泣的太平间，我用力推开住院部的双扇门，看到走廊两边躺满了因为瓦斯爆炸而重度烧伤的矿工，所有医生、护士口罩帽子白大褂全副武装，人人都只露出双眼在为伤者抹烧伤膏。我在惊恐中一步一步往前挪，终于看见一双熟悉的眼睛，便走过去蹲在她的身边，一声不吭。
我妈看我一眼，瞬间就哭了。
我离她那么近，她都哭了。后来我离开她那么远，她有哭过吗？
我从来没有问过，也不敢问。
我妈是个矛盾的人。
她不敢杀任何家禽，却对医院的急救轻车熟路。
她现在和我爸住的屋子后面有个小院子，草木繁盛，遮住了大部分的阳光，我三番两次让她请人修葺，她也不敢，她说那是我爸种下的草药和苗木，怕修剪之后我爸会发脾气。
但也正是这样的母亲，明知道我爸反对我学除医学之外的任何学科，却带我在最后一天坐火车赶上了中文系的报名。学费不菲，她从贴身的衣物里掏出了厚厚一沓现金，很自然地说：“火车上小偷多得很。”
报完名，我长舒一口气，问她：“我爸那边怎么办？”她说：“没事，我去说。”
后来我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她问：“如果你不打算回来，我想干脆给你交个首付买个小房子，你自己还月供，这样你也能过得稍微有安全感一点？”
我爸不同意，觉得家里所有的积蓄只有那几十万元，都给我了，他们就没法安心养老了。
我爸反对他的，我妈又背着他把钱都给我交了首付。我问她：“我爸那边怎么办？”她还是说：“没事，我去说。”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写：“二十八岁那年，我硬着头皮跟我妈聊了自己对未来人生所有的规划，这种决定对传统父母来说一定是忤逆的。我妈花了半小时消化完我的想法，依然对我说：‘你好，我们就好，你爸那边我去说。’”
小时候，她带着我回江西赣南地区的大吉山钨矿，那是外婆外公家。
乘绿皮火车需要两天一夜，万一外公没有及时收到我们发去的电报，就没有人会在半夜来镇上接我们，我妈只能凌晨在街头随便找一家小旅馆过夜。因为害怕半夜有人撬门而入，她把我哄睡之后，自己背靠着门可以睡一整夜。
平时在家里看起来最柔弱的她，却是家里最敢拿主意的人，也是最敢给大家兜底的人。
我爸平时工作太忙，我和他的关系也在长大中逐渐疏离。
中学的我从未给他争过气，高考后我选择了他不允许学的中文，我们的父子关系降到了冰点。
我曾写我和我爸的关系：
“那时自己的脾气被青春的糙面磨得光滑又锐利，以为所有事物的结果只有‘对和错’两个面，所以执拗，不管不顾，对我爸说：‘如果你不让我读中文系，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
“‘断绝父子关系’这句话说起来是那么轻而易举。我没有做过父亲，不知道做父亲要经过怎样的磨砺，也记不清楚父亲对小时候的我投入过多少凝视，我所有的怒气只缘于他想控制我的生活。
“不吃饭，不说话，关在房间里不出来，父亲也如钢铁，决定了就绝对不妥协，哪怕后悔也不会表露。我们其实都是磁石，只是将同性磁极对准目标，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有交集。”
此后我和我爸长达两年零交流，大学放假回家，即使两个人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也谁都不说话。
我当着全家人的面拒绝了他的建议，一意孤行选择了另一条路时，他父亲的形象就被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在家人面前砸得粉碎。他一定觉得在我面前失去了威望，无论他再说什么，我都不会往心里去了吧。
他不说话，也许只是不想再被我伤害。
三十岁那年，我参加了一个访谈节目，就在我以为节目要收尾时，主持人突然请出了我的父母。
也就是从那一天，我重新认识了我爸。
起因是主持人问了我爸一个问题：“你觉得当初逼儿子学医是不是一种错误？你觉得自己被误解了吗？委屈吗？”
这个问题让我爸突然哭出来，豆大的泪珠扑簌直落。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见我爸哭。
我妈一边拍着爸爸的肩膀安慰他，一边解释，其实我爸想让我学医的出发点很简单，因为那时我各方面表现都不尽如人意，他觉得只要我学医，无论我干得好不好，他都能保护我。他只是想给子女一个更有安全感的未来。
但如果我选择读别的专业，去往异乡，万一受了挫败，被人欺负，我爸都不知道该如何保护我。
他担心我中文系毕业那天，他不知道该托谁帮我找一份工作。
他所有的出发点都来自——他该怎么保护我。
而我的所有的出发点都来自——为什么他要管控我的人生。
我妈接着说，我刚到北京头两年，半夜会因为空气过于干燥而流鼻血，我总是凌晨打电话给我爸问如何止血最有效。我爸告诉我方法后，挂了电话就立刻穿上衣服去医院帮我抓药熬药，无论当时是半夜几点。
我也立刻想起来，每次第二天醒来，总会收到爸爸给我发的一条信息：“中药给你熬好了，刚寄出去了，真空包装，每天一袋，开水温热睡前喝，连喝两周，看看效果。”
我妈说那是我爸唯一觉得他还能帮助到我的方式，他在尽他的全力保护我。
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只见我爸哭过两次。
一次是做节目那天，一次是后来他送我奶奶下葬。
一次他是作为爸爸被儿子误解，一次是他作为儿子送妈妈离开。
之后，我把这一段故事写在了散文集《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中的《趁一切还来得及》一章里，然后把书寄给了他。
我不知道他看了没，也从来没问过他的感受。
但我心里想的是：看！说了不要担心我学中文找不到工作！我还能把你的故事写进书里，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多年后，我回到家乡拍摄电视剧，把主角们放学后聚会的地点选在了当年我常看火车经过的天桥上。
站在以前的位置，来往的绿皮列车和十几岁那年仍一模一样，列车飞驰而过的气味也和当年一模一样，我怔怔地看着，仿佛看见自己被这南来北往的列车刮来的风灌满而瞬间长大。
3 逃跑时的故乡是浑浊的，回望时的故乡是沉静的
当异乡的你与家乡的你在多年后统一了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时，这个过程就叫和解。
我把自己理解了爸爸的事情告诉了家乡的自己，他也终于表示能理解了。
三十岁前，我常用“黑云压城”来形容自己的故乡，出发那天发誓再也不回来。
三十岁后，故乡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体里沉淀，成了一切回忆的重叠，任何的似曾相识都能打开一扇任意门，而门的另一端便是故乡。
当我顶着寒风缓行在冰岛维克的黑沙滩上时，友人惊叹大自然的造物，而我脑海里却浮现出家乡的北湖公园中那个一百八十亩的湖。小时候我就坐在北湖边的铁链护栏上，微风和煦，阳光正好，风慢慢将水面刮出縠皱，雨燕一次又一次点醒一池的沉闷，余波一层接一层轻打湖岸，那是十三岁的少年人生中遇见过的最大的水域。少年想：未来能走到海边吗？大海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味道是像北湖一样略带鱼腥味吗？风是友好的吗？
当我真的走到了火山喷发后的黑沙滩，走到了风琴岩峭壁下时，我瞬间穿越回了北湖的铁链护栏边，是它第一次让我对海有了想象，我也想让它看看我眼前的海。
当我站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少女峰上，双眼被白茫茫的大雪晃得无法睁开时，我想到的却是家乡的苏仙岭。登高远望整座小城，目力所及之处的大部分建筑被连绵的山岭雾气所掩没，导游说云开雾散时便能清楚地俯瞰整座城市。那时我想的是：我能等到自己的人生云开雾散的那一天吗？
所以当我站在异国他乡的山峰之上时，我打开任意门走出去，拍了拍家乡苏仙岭上十七岁的自己的肩膀说：“会有那么一天的。”
这些年，无论吃到任何好吃的，我都会拿来和学校门口的那碗夹杂着豆豉、茶油、辣椒味的鱼粉相比较，和家乡大排档的凉拌猪耳丝、干豆角炒肉、干煸大肠比较。朋友总说我这个人上不了台面，我讪讪发笑，确实如此，人的心里一旦挪出了一个位置给故乡，就全然顾不上台面那点事了，不是整天低头看着怀里那点故乡的往事，就是凑近了闻故乡那特有的味道。
所以后来无论去到任何热闹的地方，我的回忆都会回到家乡东风路上的大排档边，重新感受一下人声鼎沸，心想还是家乡比较热闹。
雨是家乡的雨更急，雨声是家乡的雨声更动听。失眠时手机播放的雨声的白噪声，也总感觉不如家乡的雨声更容易令人入眠。
寒风是家乡的风更刺骨，走在家乡的街头巷尾的我，怀揣着多少青春萌动的心事，暗恋无果、交友失败、其貌不扬、前途渺茫，这阵阵寒风入骨戳心，确实是家乡的寒风更伤人。
可也正是这着急的雨，这刺骨的风，这一想起就不堪卒睹的往事，却成了我日后最容易动情的画面。
在我缺乏自信、低头疾行的日子里，家乡的一切都毫无生机，令人沉沉入睡。我曾走在它每一条狭窄的街巷，触碰每一面带有裂痕的墙壁。居民区总是传来无休止的争吵，不及格的成绩单飘落四地，我穿过其中，感觉自己的人生仿佛是一张被店家遗忘的大额账单，自己买不起，商家也不惦记，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瑟瑟发抖，左右为难。
在这座城市中，所有人都在过着机械而麻木的生活，觉得彼此的事都无关痛痒。阳光透过楼房的间隙，一缕缕尘埃洒在黄昏的街头。行色匆匆的人，眼神不小心对上也满是冷漠和疏离，似乎每一步都在前往无望之地。夜晚的星光也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投射在城市的屋顶上，如同被悲哀涂抹的铅灰。
我曾写：“故乡是一座沉重的枷锁，每个离去的人都带走了一份无法言说的压抑。我们渴望远方，渴望一种更真实的存在，远离故乡给我们施加的荒谬和束缚。然而，离开并不等于遗忘。在远方的我们，总是不经意地在梦里重回故乡的街巷，醒来后觉得怅然，居然开始怀念那座让自己感到孤独的城市。或许，正是这种孤独和无望，让我们在离去时义无反顾，在远方时又无法释怀。”
后来，当我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样子，也敢与对面走来的人对视后，故乡又成了黑暗大海中一片发光的蓝藻。那是一闪一闪的微光，然后慢慢连成了一片，你走过去，那骤亮的光能直接映亮脸庞。
于是我在这微光中看到了很多温暖的人，他们为我做的温暖的事，这些事这些年都去哪儿了呢？我怎么转身就忘了呢？
我想起了方老太。小学时，我的钱只够买两块臭豆腐，是小学门口的方老太帮我把两块臭豆腐切成小碎块，然后淋上满满一碗汤汁，让我的看上去和别人的一样是一大碗。
也想起了高中校门口大排档的张妈。她看我和同学每天凑钱买一份炒粉当夜宵，后来每次给我们又加一大碗米饭混炒，收一样的钱。
鱼粉摊的凤姐，总把男生点的小碗鱼粉换成大碗，不怕他们吃不完，只怕他们上午会饿着，她还总说自己年纪大了记错了碗。
我还想起了高考前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对话。
我高二时交到了几个朋友，那大概是我十八岁前最快乐的一段回忆。
虽然大家成绩都不算好，但抱团取暖的感觉却比什么都重要。
好景不长，高二下学期学校组织高考动员会，我们的高中在那时不算太好，所有的人分成了高考班和只拿高中毕业证的班。
那些伙伴突然之间就疏远我了。
我鼓起勇气问过一次，他们说：“你这种要考大学的好学生，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那种把我硬生生推开的语气，让我觉得原来青春期的友情是那么不牢靠。
他们放学后依然在学校门口的台球摊打台球，骑着摩托车来回转，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然后几个人扭过头有说有笑。他们的友情里不再有我，我也绕道而行，不想因为再遇见而觉得被孤立。
那是一段难熬的时光，于是我更想赶紧结束这一切，离开这个鬼地方。
高考前最后一次晚自习，我从学校出来，远远看见那群朋友还在台球摊。我想了想，决定换条路走。
没想到他们几个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我的面前，我以为自己的态度得罪了他们，他们要揍我。我佯装镇定，问他们要干吗，其中一位朋友说：“再过几天不是高考了吗？我们想和你说句话，去年突然不和你玩，是因为我们觉得会拖累你，你确实比我们成绩好，也聪明，你是我们朋友中唯一有机会考上大学的，所以我们不想拖累你。我们是没有机会读大学了，但希望你能考出好的成绩，让我们这群朋友脸上也有面子。好了，不管怎样，等高考完了，我们再一起耍啊。”
他们说完，每个人都过来拥抱了我一下。
我怔怔地听完，就简单说了一个字，“好”。
朋友又问：“高考那几天，需不需要我们骑摩托车送你？反正我们很闲。”
我说：“不用不用，考完后再一起耍。”
我迅速经过他们，把他们甩在身后，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初中的好朋友小五，他家是卖豆芽的。
初中后他读了中专，毕业后进了邮政所上班。
他得知我考上了大学，第二天就要走了，前一天晚上骑着自行车来我家楼下，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匆匆下楼看见是他，高兴坏了。
他送给了我一本厚厚的邮册，里面有很多邮票，他说可以多写信，他以后能包了我写信的邮票。
他又从自行车后座拿下一大包豆芽，说那是他家自己吃的，没有泡过药水。
“你真厉害，我真为你感到开心。”最后他说。
几年前，我和高中那群朋友相聚了。
大家都很拘谨，一方面是时间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是生活的残酷带来了对人生的警惕。
大家很有礼貌地问好，拍拍对方的胳膊，很有节制地喝酒，有的说家里的孩子发烧了不能喝太多。
好的，好的，我们都互相理解。
大家都很沉默，相聚也在沉默里变得难熬，我一杯接一杯把自己喝醉，间歇中听他们说起各自人生的苦，其实能出来相聚就很好。
虽然我知道我们都回不到过去了，但我也知道，我们发生过的那些事还能轻易地带我回到故乡，就够了。
正是“过尽愁人处，烟花是锦城”。
4 他乡永远无法成为故乡
迄今为止，我在北京待了二十年。
最初十年，别人问起我对北京的感受，我总说缺乏安全感，好像自己一直在这里出差。
也许是因为我的根扎得还不够深，所以无法接到北京的地气。
后来待在北京的时间越来越长，哪怕身份证上的地址从郴州变成了北京，我依然感觉不到自己属于这里。
也许是我遇见的朋友也都没有把这里当成家，大家只是趁着自己还未老去，把北京当成了见世面的中转站而已。也许是这些年，每年总有几位朋友在朋友圈用一篇文字或寥寥几句，来和所有人道别。
他们写：“北京再见，各位珍重。”
我不知道该如何留言，点个赞已经是最真心的祝福，同时心里想：我会离开吗？
想起二十来岁时，当一起北漂的朋友要离开北京时，我请假或旷班都要去北京西站送别。
再后来，大家临行前吃个饯行宴，就再也不见。
到现在，在朋友圈点个赞当成作别，在这样一个城市，已经算是很有礼节。
在北京，相遇的朋友总是一茬一茬的。
三五年总能和一群朋友好得不得了，是因为那时大家的人生和事业轨迹多有重合。
三五年后，只要一两位脱离轨道，这群朋友突然就散了。
你会在“太空”独自飞行一段，当再次进入固定运行轨道时，又会遇见另一茬朋友。
前段时间，我和一群朋友坐在一起，很是热闹，我突然放空。
一位朋友问我怎么了。
我说：“就是感慨，觉得遇见了你们我很开心。”
他说：“开心就要表现出来，不要忧心忡忡。”
我接着说：“这些年，我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朋友，后来都散了，我刚才在想我们在一起可能还能热闹个两三年，两三年后这群人可能又会散了。”
朋友不说话了，我知道他也懂了。
他也一定是从另一条轨道飞来的卫星，未来还将去往别的轨道。
也正是因此，除工作之外，你在北京无论种什么，都难有收成。
甚至，一块地种久了，也难免会遭遇贫瘠。
前两年，我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中，难有时间写自己内心的东西，而忙碌很久后工作结果又不如我所愿，我便陷入了自我怀疑。
怀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已经到头了，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没有心气再继续了，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现在的工作，怀疑自己再提起笔也难写出真心了。
这种一睁眼就开始的自我怀疑极大地消耗着我对自己的耐心。
先是失眠，接着是耳鸣，然后大量掉发直至多处斑秃，整个人的精气神全垮了。
我找朋友聊天，去看医生，每天自己安慰自己，似乎都没有成效。
我想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却无法开口跟公司请假，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里去。
那一刻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的人生似乎一直在逃？
逃离家乡，逃离朋友，逃离对手，逃离自己……
虽然我逃跑很有一手，但到了今天，我却发现好像怎么逃也逃不过五指山了。
这五指山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于是那个在异乡成长到“二十四岁”的我提起笔，给留在家乡十八岁的我写了一封信。
是真的写了一封信，我把我的处境一一写在纸上，郑重地写上了家乡的地址，投递了出去。
一周后，我回到家乡，去驿站收信，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拆信，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窗外是连绵不断的春雨，我枯木般的情绪就在这清新的雨水中重新冒出了一点新绿。
读完信，我提起笔给北京的自己回了一封信。
北京的我写：“三十五岁前的我，无论做什么都好像特别勇敢。可一过了三十五岁，大城市的我，开始变得瞻前顾后，畏畏缩缩，似乎看到的人多了，对世界的了解多了之后，自己就变得胆怯了。一方面害怕失去，另一方面又无法像头些年那样全情投入去做一件事了。到底是因为觉得自己时间不够了，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还是因为才华所限，就算时间充裕，也担心无法得到一个好结果？”
家乡的我回：“你要知道，当时你拼了命要出去，不是为了要获得什么，只是为了成为一个不妄自菲薄的人。所以你现在也应该如此，不必在意更多，不必患得患失太多。你离开家乡时，只带了爸爸用过的一只小箱子，而现在呢，我们拥有的足够多了，想想这件事，你不必如此自责。”
北京的我写：“那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那么焦虑吗？好像每天醒来都在衡量和计较各种事情，而又没有任何结论。”
家乡的我回：“刚去北京的头十年，你少有不快乐的日子，因为所有的闲暇你都坐在电脑前打字，把一切写成文字。那些负面情绪一旦形成文字，就不再是情绪，而是变成了你的作品。后来当你接触的人多了，事情多了，目标多了之后，你再难有时间写作。郁气堆在胸口无法化去，工作又难有成就感，整个人飘在空中，你的眼里都是人，你忍不住和他们去比较，但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偷走了你对自己的专注。你所在的北京，大家都很忙，没有人能解答你的疑惑，你也没有写足够多、足够有分量的文字让你沉淀。好在我在这里，家乡的我能为你收线，如果你想回来，随时回来，我带你去充充电。”
于是这两年我回家乡的次数也渐渐多了起来。
家乡的自己也没有食言，他会带我去每一个我们曾待过的地方。
他会带我去火车站吃一碗深夜的鱼粉；会带我坐在路边的大排档踩着一箱啤酒和朋友们划拳；会带我去淋一场雨，去破一阵风，让我卸下身上厚厚的甲，那甲壳笨重，扔在地上哐哐作响。
我很感慨，这副甲当初只是为了让自己不会受伤，却没想到如今却让自己寸步难行。
他说：“你不用怕，你代替我去外面看世界那么多年，无论怎样，你都赢了，再不济，回来就是。”
听完这些的我，很容易就眼窝湿润，告诉自己尽快返回北京继续大杀四方，埋头苦干。
家乡的我对我说了很多话，有一句我会一直记得。
他说：“你的人生，我来为你收线。但在他乡，你的文字为你收线。不要忘记，这是你人生裂缝里透进来的第一缕光。”
5 写作是我逃离的方式
每个人都会经历冰封的人生开始化冻的时刻，裂出第一道因暖意而产生的裂缝，此后裂缝愈大，冰层下开始有了汩汩流水，岸边有了冒头绿意，空气中也开始有了凛冽又生机勃勃的气息，那是一个人春天的开始。
我的春天发生在高三的一次摸底测试。
以往一百五十分的语文考试我总在九十分上下徘徊，大小作文共占八十分，我基本只能拿到四十八分。那次考试的作文是《写给爸爸的一封信》，换作以往，我会很正常地写他爱岗敬业，写他加班加点为病人治病，最后升华到自己要成为爸爸那样的人。
那天不知怎的，或许是前一晚我和他发生过争吵？细节已经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在作文里，我写下了对他全部的埋怨，丝毫不在意老师如何看我。
文章开头，我只写了一个字，“爸”。连“亲爱的爸爸”都懒得写。
我讨厌他工作太忙，从来没有时间和我聊天，也不懂我在想什么。
我讨厌每次跟他出去都被他的朋友们批评成绩不好，他也从不护着我。
很多次深夜，他做完手术回来，发现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睡着了，电视开着，但电视台已经不放送节目了，全是彩条信号。他就会在他朋友面前模仿我躺在椅子上的样子，说：“电视都没节目了，我儿子还躺在椅子上看着呢，不能说他毫无优点，他的优点就是很爱看电视。”
文章最后我写道：“爸，你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在客厅睡着吗？那是因为我写完作文大概九点多，我想等你回来，就看电视，看着看着睡着了，我再醒来时十点多，你还没回来，于是我继续看电视，又睡着了，直到电视台都没有节目了。在你看来，我是一个可以看一晚上电视的小孩，但其实我是为了等爸爸回来聊天，每天晚上看电视会睡着两次的儿子。”
写完那一段，眼泪都滴在试卷上了，我赶紧擦掉，觉得自己好丢人，但交卷之后又感觉到了少有的轻松愉悦。
那次语文测试，满分八十分的作文我拿到了七十八分，总分破天荒上了一百二十分。语文老师拿着我的作文在全班宣读，一开始我觉得家丑怎可外扬，但语文老师念到一半的时候，他在讲台上哽咽了，我偷偷瞄了一眼周围的同学，他们眼眶也都红了。
念罢，语文老师告诉我：“写的全是真实情感，你就该这么写，把心里所有的东西掏出来，只有掏出来才能先感动自己，只有感动自己了，才能感动别人。你是有写作天赋的，好好写！”
后来语文老师拿着这篇文章在全年级每个班级轮流念，那些平时和我没啥交集的同学也会跑过来对我说：“刘同，王老师念了你的作文，让我们向你学习，你写得很好，你爸也太坏了吧！”
那次之后，我的作文几乎没有再下过七十分，语文也一直稳定在一百二十分之上，直至高考结束。
高中语文老师的名字叫王水如，如果不是他，我或许至今还没找到自己人生的出路。对成绩好的学生来说，一位好老师能让他们少走弯路，朝着自己的目标心无旁骛地前行。但对成绩差的学生来说，好老师的任何一句鼓励都能成为海面上的一根浮木，纵使知道人生艰难，他们也能不怕沉沦，带着一丝底气朝暴晒、风浪、饥寒走去。
因为王老师那句“你是有写作天赋的，好好写”，从此写作成了我的避难所。
表面上看，我幼稚且缺乏必要的交际能力。
可回到家拿起笔，整个人就像拿到了地堡的钥匙，打开门走进去，那连连绵绵的房间，深邃不见尽头的过道，无论走向哪里，都是一处安全的歇栖之地。当我用文字填满这些房间，把回忆刷满所有的墙壁时，我的人生开始变得很有底气。
不过我太天真了，写东西这件事谁不会呢？
进入湖南师大中文系没一周，系里举行了一次作文摸底。中文系共七个班，六个普通班，一个基地班，拔得头筹的是我们宿舍的郭青年。那篇名为《青春》的文章被复印，被传阅，在熄灯前被朗诵。我反复阅读那篇文章，每个字我都认识，但句与句之间的停顿，词与词之间的恣意，我怕是十年都学不来。
我拿起自己的文章打算再读一遍，看看差在哪里，读了几句便将文章撕了。
云泥之别，大概就是形容我和郭青年之间文采的差距的。
同学啸东念完郭青年的文章，重重地感慨了一句：“好文章啊，好文章，确实是好文章。写作真的是要有天赋的，像我等，写一辈子都赶不上郭青年了吧。”
啸东说得一点都没错，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读中文系是为了赶上郭青年吗？不是的，我只是为了逃。能跑多快就跑多快，文字能让自己想畅游多远就游多远。
我连自己都顾不上，还顾得上郭青年吗？
我开始很投入地去写文章。
从提笔，到成文，到发表，堪比攀一座冰峰。
大一每天写，写了一整年，没有成功发表一篇文章。
大二每天写，写了大半年，依然没有发表一篇，退稿信倒是收了不少。
转机出现在大二下学期，我写了一篇关于父子情的文章，叫《微妙》，被发表在了省报上。爸爸的同事看到，问他：“这个刘同是你儿子吗？”
我爸不敢确定这个刘同是他儿子，但是看完文章后，他能确定那个爸爸是他自己。
于是在我们绝交两年后，他借口在长沙开会，专程来看我。
虽然第一篇发表的文章稿费只有三十元，但我爸倒是给了我五百元。
命运的大门好像也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下逐渐敞开了。后来，我不时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四毕业写求职简历，各种发表物加在一起，厚厚的一沓，超过了一百篇文章。
如果当初硬要和郭青年比，没了心气，放弃了写作，我是断然走不到这一天的。
回望大学的四年，我没有朝拥挤的人群走去，也没有跟随他人去走相同的路径。我在自己的泥泞小道上前行，时常摔倒，灰头土脸，但这一切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真正开心的是——在这条小道上，荒无人烟，没有人在我周围嘲笑我，给我贴标签，我撒泼打滚、一身狼狈都无人在意。
我在自己租的十平方米的民房里，窗帘一拉，就是一条自己的银河。那密密麻麻的文字是繁星，一篇篇的文章成形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星团。
眼里有光，手里有笔，心中有银河，是大学四年我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这份礼物让入学时自觉矮人一头的我，有了面对更大世界的自信和底气。
我看史铁生老师的《我与地坛》，里面提到写作的目的，他一个朋友说自己写作就是为了母亲，为了让母亲骄傲，朋友自觉这个答案似乎显得粗俗和自私。我问自己写作的目的是什么，答案似乎更自私——我想被人看见，被自己看见。文字让我不用去讨好任何人，也不用讨好自己，在文字里我清醒地看见了完整的自己。
一开始，写作是我用来拯救自己的方式，后来成为区分自己和别人的方式，再后来，写作成了我逃往远方、忤逆世界的勇气。
后来我选择的职业是电视传媒，最大的遗憾是自己制作完成的节目播出之后，也许这辈子再也不会看第二次。所以写作又成了我想为自己留下一些什么而必须做的事。
一晃大学毕业二十年，突然有一天，郭青年在大学同学群说话，他告诉大家他自己拍摄的独立电影要在国外参展。同学问他拍摄的内容，他说是一个中年男子不停地找“小姐”，用来对抗巨大的空虚的故事。他说他以前很喜欢的女孩来找他，他也很开心，但见面之后他发现她不再年轻，他很诧异。他还说了一些什么，我默默关闭了群聊天。
郭青年拿到那次作文大赛第一名之后就再也不写东西了，一直在追求他的目标和理想，具体是什么，他没说清楚，我也没弄懂。我曾为他觉得可惜，也觉得我和他不是一路人。
当时间的回旋镖又击中我们时，我发现其实我和郭青年是一样的，我在用不停逃离的方式寻找自己，他在用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对抗生命的虚无。我们都拥有自以为的自由，我也知道在我们的身上都背负着自己看不见的藤壶。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找到了与孤独、与时间和平共处的方式。
6 离开是为了回来
我常想，如果我的少年时期不都是那些痛苦的经历，今天的我还会是今天的我吗？
故乡给我带来的，到底是用它的土壤将我死死地压在地底，令我无法喘息，好让我在多年后的某一个春天里发疯地生长？还是许我以更多脆弱，让我在他乡能以此酿出酒，轻易就醉倒在过去，在挣扎中书写成文？
九百多年前，秦观被流放至我的家乡，写下了：“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郴江明明是绕着郴州的山而流淌，为何又要流去湘江？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写，还是少年的何塞·阿尔卡蒂奥跟着吉普赛人去了远方，多年后归来，成为另一个人，强壮健康，回到家中，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或许所有离开家的孩子，其实命运里都自带另一颗种子，那是故乡的庇护——让你拥有第二次生命，第二套根系，能让你在陌生的土地上汲取到新的营养。故乡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希望你多年后，能完完整整地回到家乡，和路边的老乡聊上几句家乡话，能坐在十几年前、几十年前你曾和一群人坐过的大排档，把酒言欢，高声唱和，像所有和解的父子、母女，不再提过往，只顾眼前。那是过一天老一天、过一天少一天的相聚。
我父母不是幽默的人，我也从未有过和他们开玩笑的念头。
自从我了解了父亲心里所想之后，便尝试时不时和他开玩笑。
有些玩笑太轻，有故作朋友之嫌。有些玩笑太重，重到周围的人都咋舌。无论是哪种，我爸都应对自如，就好像在我离家这些年，他一直在做应对我的准备。
酒桌上，喝开心了，我跟我爸的朋友们说：“你们一定要珍惜和我爸喝酒的机会，我爸真的是这个城市里年纪最大还出来交际喝酒的人了，喝一次少一次，没准明天就不在了……”这种话一出口，全场突然鸦雀无声。大家脸上一副“刚才发生了什么，刘同他知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他是不是疯了？”的表情。
我爸一乐：“来来来，人生得意须尽欢，大家都要把酒干了。真的是喝一次少一次啊。”
我爸完全不在乎。
把死亡挂在嘴边，不是不敬，而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将生死问题化作平常。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我会和爸爸讨论他的骨灰分几份，每份放哪里。我妈一听就气得不行，不准我和爸爸讨论这样的话题，说年纪大了，听不了这些，难受。我就对我妈说：“我也把你的骨灰带在身上，大家一起走，给你买既好看又贵的骨灰盒。”
我妈就说：“那我不要红色的盒子，吓人。”
我说：“行行行，不买红色。”
我妈是个顶有趣的人。
有一回我们一大家子人去吃饭，吃完饭大家在前台录入自己的车牌号码免费停车。
大家全都录入完了，只有我妈一遍一遍地试。
我妈着急了，一脸无辜地看着我说：“怎么办，年纪大了，怎么连自己的车牌号码都不记得了？”
我安慰她：“没事没事，是不是你记错了，记了我之前的那个？”
我妈想了想，觉得有可能，于是又输入，还是错了。
她来来回回输入了十几次，我爸很不耐烦，我妈都快哭了。
我就说：“算了，没事，不弄了，咱们到时直接交停车费吧，也就几块钱，走！”
我妈很丧气地走到门口，突然停下来，用力“噢”了一声。
我连忙制止她：“别弄了，我们走吧，没事的，妈妈！”
我妈看着我真挚地说：“难怪输不进去！我今天就没有开车来，我是坐你小姑的车来的！”
我妈当了三十年护士，六十岁退休，六十三岁考驾照，六十五岁去老年大学学古筝，七十岁和同学们代表我们城市的老年大学参加全国古筝比赛，拿到了全国二等奖。
我爸六十岁退休后，先去援疆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被返聘，坐医院的专家门诊。
我妈就每天开车送他上下班，直到今天。
看到他俩现在相处的模样，我都会怀疑以前的记忆。
以前他俩几乎是每天吵架，一早一晚，毫不在意邻居的看法，更不把我当回事。
他俩隔三岔五签一次离婚协议，我从一开始哭着求我妈不要离婚，到后来是随便吧，赶紧离了，也别再吵了，还我个清净。
我甚至记得我在北京好几年后，有一年国庆节，放假最后一天，他俩非要在我面前表演离婚。
那时我都三十岁了，他俩都六十岁了，我想着如果不赶紧解决这个问题，下半辈子可够我受的。我只能跟老板再请两天假，我必须让他俩离了再回北京。
老板也恼了：“公司那么多事还没弄完，你七天假还不够，还要继续玩！你到底有没有责任心！”
我硬着头皮回复老板：“我父母离婚，我得让他俩离了再回来！”
老板没再回我信息，估计他也觉得这个理由非常莫名其妙又令人不知所措吧。
结果呢，晚上他俩又和好了，我真的被气坏了。
我说：“你俩演吧，我不陪你俩玩了，我被你们折磨几十年了，你们没腻，我已经腻了，再见。”我收拾行李就住到酒店去了。
那次我几乎是哭着告诉他俩，小时候我的心理阴影有多大。有时我妈为了制止我爸喝酒，大白天自己在家里把自己灌醉，我放学一回来就是满屋子酒味，我妈躺在角落，一动不动，我好几次以为她死了，号哭着给我爸打电话。我爸一回来，她就醒来了，周而复始。
我真不知道到底应该怪我妈太喜欢演戏，还是怪我爸太喜欢交际，我被夹在中间不知所措，可能这也是我想逃离的原因之一吧。
我说：“如果你俩再这样，我就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现在朋友看见我和我父母的相处觉得很羡慕，说：“你家真幸福啊。”
我心想，哪有什么幸福的家庭，不都是每个人不放弃才熬过来的？他们不放弃我，让我远行。我不放弃他们，让他俩演戏。他俩不放弃彼此，相互依靠。
很多事情啊，都需要靠时间才能得出更好的解释。
我曾觉得父母的关系像刀与剑，刀剑乱舞，相爱相杀。
而时间告诉我，父母是刀和笔，刀笔相生，如雕龙凤。
这一屋子的鸡毛飞絮，最终如尘埃落定，波澜不惊。这一桩名为“家庭”的笨桩，最终也被雕刻得栩栩如生。
有一天，我爸对我说：“只要我还没走，你就永远是小孩。”
父母在，我们不惧怕活着。
父母走了，我们不惧怕死亡。
他们在的任何地方，一切都是小事。
7 我似乎从未离开过
外地的朋友跟我回郴州玩时，感慨：“‘郴’这个字真的很少见。”
我说：“当然，从秦朝有记录至今，这个字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这片土地。”
语气中带着一丝得意。
我突然意识到，我怎么变了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变了的呢？
我从讨厌介绍家乡的这个生僻字，到为这个字两千多年的专属感到骄傲。
从恨不得再也不回家乡，到每年都要带好多朋友回来旅行。
从斩钉截铁地对父母说“这座城市没有适合我生活的土壤”，到信誓旦旦地跟同事说“我的家乡真的很适合拍摄影视作品”。
这些润物细无声的改变都是如何发生的，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大概是真的到了某个年纪才意识到，那些人生里无论如何都追不到的东西，家乡早就准备好了替代品。
在大城市和朋友大吵一架，那就是大吵一架，还要收拾人际关系的烂摊子，清理满地的鸡毛。在家乡和朋友大吵一架，那不是大吵一架，是把自己咬烂了嚼碎了啐对方脸上，让对方看到闻到自己的真心。
在大城市争吵大概率要争个输赢。
在家乡争吵大概率会吵到涕泪横流。
这之间的区别可能就是：身在异地，我们学会了什么叫体面，知道自己无论如何要保持一点姿势，受了委屈也得忍着，眼泪只能留给自己；而在家乡，无论是摔到了沟里，还是躺在了荒郊野地，哭得撕心裂肺，总有人走过来抱你，安慰你。
当我后来真的带着同事们踏上这片土地为电视剧或电影勘景时，内心感慨万千。
站在苏仙岭远眺雾气消散的故乡，那呼啸而来的风声似曾相识，好像是家乡在问我：“你还讨厌这里吗？”
我说：“现在我才明白，我不是讨厌你，我是讨厌曾经那样的自己。我离开你，也是想摆脱那样的自己。但你看，我长大了，我变了，我回来了。”
每一块故土都见惯了人来人往，生生死死。每一块故土也都被人误读，像一本沉重的历史书，一页页被翻动，却难以被完全理解。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两千多年的风中，有多少个故事被吹散，带着余韵消失在山野之间。这土地的每一寸都沉淀过悲欢离合，承载过梦想与坚持。
一年四季，冬藏春生，土地总会准备新的土壤让年轻人生长，也总把过往越藏越深。只是年轻的我们快速发芽，快速挣脱，快速离开。匆匆而过，看似熟悉故土，却鲜有人在离开时真正读懂它。
多年后，我带着同事们站在铁道的天桥上，看着南来北往的列车说起自己每日放学后的心境，居然有泪水润湿了眼眶。
一辆列车缓缓北上，我看见一位眼熟的少年趴在座位上看着窗外发呆，那不就是十八岁的我吗？正乘着列车奔往他乡，眼里有憧憬又有迷茫。
我站在桥头用力朝他挥手，在心里告诉他：“未来的你能凭能力逃开一切，也能在异乡脚踏实地地生活，你理解了父亲，你会回来重新阅读故乡这本书。无论你飞了多久多远，都不用担心自己没有根，你身上有一根线，线的一头拽着你，另一头在故乡的手里。”
写在出版之前：
这篇文章写完后，就放在文档里没有再读。
再读的时候，如同做梦一般，甚至都想不起自己是在怎样的心境下敲完了以上的文字。我想大概是在梦里回去了很多次，在曙光熹微时带回了几捧故土，温润厚重的泥土的芬芳随着回忆一点一点地迸发而出。
我曾在文章里写过一个卡拉OK厅，我每次回家乡都会去那儿。所有客人都坐在大厅，十几桌，每桌轮流唱歌，唱得好大家掌声热烈，唱得不好大家掌声更热烈，嘻嘻哈哈笑成一团。我喜欢这里，它把这座城市八十年代的回忆一直延续至今，置身其中就好像自己在回忆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所有的外地好朋友都跟我来过这儿，包括几位唱歌很好、职业是歌手的朋友。当他们拿起话筒，在这样一个大厅唱出自己的作品时，其他客人一片惊呼，猜测是否真的是原唱，然后用力鼓掌，遥遥举杯却不打扰，我满脑子只有三个字：真好啊。
只是可惜，前段时间朋友告诉我这个卡拉OK厅扛住了疫情三年，却没有扛过客人们的日渐遗忘，宣布停止营业了。
但我总觉得它还会重生的。
我写过的停车场大排档老板娘，我在异乡闯荡时，她也在故乡埋头开垦自己的路。现在她的店成了我们这座城市最有名的餐饮店，分店开了好几家。她对我说，有一天一桌客人吃完之后，看见了她，就问她是不是敏姐。她说是，客人问能不能抱抱她。客人说看过我写的文章，觉得敏姐很有力量，想要抱一抱，感受一下。
我记得有天夜里，我和同事们打车回剧组。
出租车司机听我们用普通话聊天，就问我们从哪里来，是做什么的。
同事说我们从北京来，来郴州拍电影。
出租车司机突然很兴奋，对同事说：“你知道吗？我们郴州有个小伙子，是个作家，也在北京工作，叫刘同。他以前也在郴州拍过电视剧。谢谢你们来我们这里拍摄，你们的作品叫什么名字？等上映了之后，我一定去看。”
路上，出租车司机一直跟我们介绍郴州的风景美食，我打开窗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觉得一切都很好。
下车之后，我对司机说：“谢谢你，我一定会向刘同好好学习的，争取把郴州拍得更美！”
年轻时有多想逃离家乡，现在就有多想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桥一溪。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我的家乡湖南郴州，在街上遇见我，请打个招呼，我肯定会请你吃一碗又辣又香又烫的鱼粉。
